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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的管理藝術,影響後世2000年

管仲是乃春秋時期齊國的丞相,在他的輔佐下,齊桓公成就了霸業。管仲的很多治國思想對後世影響極大,他的言論被收錄在《管子》一書中,本文試圖抽離出其中的經典部分,從管理的角度總結他的領導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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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仲像


管仲是先秦諸子百家中管子學派的代表人物,尊稱管子。管仲的言論主要體現在《管子》一書,它以管子政治實踐為脈絡,集納了管子和先秦社會的治國思想和智慧。如「利民」、「富民」、「順民」的治國思想,「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的政治原則等,都體現了深刻的民本思想,蘊含著豐富的管理思想。


如果說孔子的最大價值在於文化,老子的最大價值在於哲學,韓非子的最大價值在於法學,孫子的最大價值在於軍事,那麼管子(管仲)的最大價值應該在於管理。《管子》的為政之道為我們現代企業也提供了許多管理智慧,德法並重管理之道,德化要「德行必有所是,道義必有所明」,法治要「正法直度」,「令則行,禁則止」等等。


管子是春秋時代霸政傳統的實際開創者。他的政治實踐,不僅完全改變了齊國的內政及春秋初年各諸侯國的政治格局,而且影響此後齊國乃至各諸侯國的政治選擇和政治進程。

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他是春秋時代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政治家。他的管理思想,不僅獨具特色,而且因其高超的智慧,至今仍有極高的借鑒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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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的「人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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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管理是中國古代治道的傳統,管子的人本管理理念無疑是對這一傳統的自覺踐行,進而做出有自己時代特色的發揮。管子有句言:「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說明管子已經充分意識到人性是由不同層次的需求構成的,只有首先滿足那些基本的需求,人性的發展面才能逐步展現。


管子認為創霸事業的開創,一定要以人為本,實行人本的管理,遵從人道,尊重人性;在於經營民心,爭取百姓的支持,從民所欲。「以人為本,本治則國固,本亂則國危」。「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

沒有民主意識的「民意上通」的環節,宏觀經濟管理就無法形成一個良性的循環運行體系。特彆強調,作為管理者就應具有一種化人性弱點為積極力量的能力,具有一種遵從民欲民利本性的管理正能力。


對於更具體去做才能進一步獲取民心,管子提出了「四不」方案:是「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指不強幹徒勞無益的事,應量民力而行。二是「不求不可得者,不強民以其所惡也;」指不要追求無法得到的東西,不勉強人民百姓去做他們所厭惡的事。三是「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時也;」指不要使自己處於那種不能持久的地位,不貪圖一時的僥倖和短期的功效。四是「不行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指不做不可再行的事情,就是不欺騙人民。


總而言之,對於管理者而言,只有得了人心,實行了人本的管理,管理活動才能有顯著的成效。就是說,作為被管理者的民眾都希望生活地快樂、富貴、安適、家庭子孫幸福,管理者就要想方設法滿足他;民眾都不希望生活在痛苦、貧窮、顛簸、家庭絕後的狀態里,管理者就也要設身處地去根除。因此,對於現代的管理在政策方面,必須優先考慮如何滿足人性的基本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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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人善任的「人才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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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倡導以法制措施管理人才,不少內容體現了這一思想,並且貫穿於人才的選拔、使用、賞罰的全過程。齊國不但在國內招賢納士,而且設以重金要職向他國尋才,對於賢能的人才,齊桓公與管仲不分貴賤,均予選用。


更為難得的是,作為一國之君或一國之相,管理的最權威者,在選用人才時卻能每每親臨現場察看,當面詢考,並去鄉間打探,逐個過問,具有這種愛才親賢、賢士至上的精神,齊國能夠稱霸諸國也就並非偶然。


那麼管子的選賢標準又是什麼呢?管子認為國家選賢任能,要舉拔有德者給予爵位,不選無德之人;舉拔有才者就任為官,不選無才之人。並把德行置於功勞之上,不因年齡而埋沒人才,安排職位上不搞論資排輩。在這裡,注重德才兼備,不論年份,實屬難得。


管子在《立政》篇中提出了用人應作三方面的審查和考慮。他認為管理者必須明白審慎用人的三項要求:首先是品德是否與其權位不相稱;其次是功績是否與其薪祿不相配;最後是能力是否與其官位不相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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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把「自知之明」與「知人之明」發揮地淋漓盡致,所謂知,就是知道自己的能耐到底有多大,強項在哪裡,自己的優勢是什麼,同時也知道他人的強項和優勢在哪裡,做到知己知人;所謂明,就是根據知的信息來判斷各自的位置應在哪裡,進而安排各自合適的崗位。


管子還深知「金無足赤,人無完人」的道理,認為在人才的管理中應會用人所長,容其所短。無論選人、用人、考評人,都不能以一時之得失來給人作出定論,要想做成大事業就必須學會容忍人犯錯誤,並深深地理解人,學會站在他人的角度看問題。


管子在選用人才上嚴格求真的態度,實事求是的思維,以及開放公平的胸襟,對當今企業選拔真正的人才以及加強人才的管理都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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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外關係的「管理修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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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子的思想中有一條,是說如果一個人上升到一個超出了他的智慧所能駕馭的權威位置,那麼他和他所管理的人都會遭殃。這樣的思想告訴我們,當你擁有一定的權力之後,你應該在管理中關注內外部的關係,並且繼續修鍊你的智慧,以適應這種權威的需要。


管子認為,對於如何處理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係是管理活動是否有效的關鍵所在,在這個問題上,管子不贊成管理者對被管理者採取硬性制服的方針,而主張以善德服人,爭取人心的歸服。


《管子》中的《小問》篇中記載著這樣一段管仲與齊桓公的著名對話:齊桓公想要戰勝人民,使人民屈服,向管仲詢問良方,管仲則回答說,要想戰勝人民,其實很簡單,可以讓官吏書錄刑律,誰能揭發有罪者就予以賞賜,經常審查並嚴行誅殺,這樣人民就被制服了。


但這種君勝民的眼光是「小道」的狹窄眼光,不是創霸所需的「大道」胸襟。靠強制方式來制服人民,顯然不是通行天下、圖霸列國之「大道」。結果就只能使人民害怕而不親近國君,這樣很快就會殃及自身。雖能制服民眾,但不會長久。


齊桓公所說的「勝民」就是要制服民眾,使其就範於自己的控制之下,這顯然是一種硬性粗暴的管理。管仲則認為,要使國家長治久安,不能只考慮一時的安定,一時的治理,「行天下之大道」不能採用「勝民」之說,而是要用善意去滋養人,以身作則,用美德去增進他人的教養,採用一種軟性人文的管理,這樣才能使人心悅誠服,這才是君王領導者的大道。


另外,作為齊國宰相,管仲常提醒部屬:管理者在管理行為中決不能居高臨下,盛氣凌人,視民如草芥,而應以誠示人,以情化人,以善養人,這樣的管理才是得人心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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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還還根據每個管理位置的不同而列舉了領導人應當慎重處理的幾個問題:


一是雖然有較好的品德但是仁愛人民並沒有達到最高境界的人,不可能讓他掌握實施國家大政方針的權利。


二是對待賢能缺乏謙恭忍讓精神的人,不可能讓他佔據尊貴的職位。


三是當必須實施刑罰時,遭遇親貴便迴避姑息的人,不可委任他統帥軍隊。


四是不熱心於農業生產,不重視開發地利而忽視賦稅收入的人,就不能讓他治理一城一地。


這是鞏固國家的四件大事,是國家安危的根本。他認為每個管理位置都會有相應的德性和才幹的要求,德稱其位,才適其職,這樣的管理結構才是合理的,反之,管理活動將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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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目標的「和諧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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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一詞最早出現在《管子》。該書《兵法》篇說:「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諧輯以悉,莫之能傷。」意思是說,用「道」養兵,人民就能和睦;用「德」養兵,人民就能團結。和睦團結就能協調,協調就能一致,協調一致就能無敵於天下了。


管子認為:「只有人事與天道相互協調,天地間的美好事物才會產生出來。」只有和諧,國家才能安定,政令才能貫徹,社會才能長治久安。


要想管理好國家,就必須解決國家存在的問題;要想解決問題,就必須知道問題所在;而要知道問題所在,就要大興調查之風,因為沒有調查就掌握不了社會的真實情況。特殊的情況還得需要特殊的方法處理。


於是,從國家管理的角度出發,在特定的背景下,管子設計了「四民分業定居」的國家管理模式。具體做法是:在天氣還冷的時候,就修整土地,農時到來就耕耘播種。在降雨之前就剷除雜草,等待時雨。時雨一來,就帶上各種農具,早晚在地里幹活。這時,農人脫下常服,頭戴草笠,身披蓑衣,漏出髮膚,一身泥水,竭盡四肢之力,從事農作。工匠們查看好的木材,考慮四時的活路,分辨質量優劣,安排各種用具。


在評定等級、審計規格、裁斷器物的時候,無不注意是否齊全和精緻。這樣,工匠們之間,互相談論工事,展示成品,比賽技巧,提高工藝水平。商賈們觀察年景豐歉,了解國內外情況,掌握四時需要,注意本鄉貨物,預測市場價格。他們負任擔荷,趕牛駕馬,周遊四方;料定物品多寡,估計商品貴賤,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賤買貴賣。


士、農、工、商這些不同職業的人們,各自從事特定的工作,並以之教育子弟,從小就習慣了這種生活,思想安定,不會見異思遷。因此,父兄的教導,不嚴刻也能教好;子弟的本領,不勞苦也能學會。


所以士人的子弟世代為士人,農民的子弟世代為農民,工匠的子弟世代為工匠,商賈的子弟世代為商賈。這些國家管理模式的問世,穩定了當時人們的身份、地位和社會等級結構,對安定國家起到了積極作用。


可見,管子追求的是建設和諧國家的遠大目標,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提出的相關國家管理的主張,是非常深邃的。作為春秋時期天空中最為耀眼的一顆政治新星,管子的種種管理理念必將會給現代的管理者諸多啟迪,進而使管理實施的幅度問題愈來愈引起人們的關注與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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