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國聯軍侵華，日軍為何保持低調，背後有什麼陰謀？

八國聯軍中的日軍，在北京進行了一場「文明之師」「仁義之師」的作秀。後世的日本右翼以此為依據，來否定包括南京大屠殺在內的所有對日軍殘暴的指控。同樣是日軍佔領中國的首都，1937年的南京為何與1900年的北京有如此巨大的區別呢？

岡村寧次

抗日戰爭時侵華日軍將領岡村寧次，在其戰地日記中對此有深刻的分析。岡村寧次承認，「在這40年中（從甲午戰爭起算），我官兵在戰場上的道義，特別是對現地居民的道義，比過去顯著降低，則是不應掩飾的缺點。日清戰爭（即甲午戰爭）、北清事變（即八國聯軍戰爭）、日俄戰爭當時的日軍，無任何掠奪、強姦行為，被譽為神兵，這是為許多外國人寫的材料所證實的。然而，同樣的日本人，現在卻有不少人對當地居民有虐待行為。嘴上高喊『聖戰』，高喊『八紘一宇』，但事實卻與此相反。今昔對比，使人難以想像。」

岡村寧次認為：「我們身為指揮官，固然責任重大，但大部分士兵是從內地社會直接到戰場上來的，所以社會的責任也很重大??現在大部分官兵並非現役，一般都是應徵後立刻上陣，因此，與其說是軍隊之罪，莫若說是日本國民之罪。」他認為，日軍的暴行，暴露了日本國民的劣根，如「缺乏公共道德、消息閉塞、對國際事務缺乏理解、缺乏寬容和憐憫弱者的仁義教養等」。

在岡村寧次看來，戰爭的擴大化、長期化，導致了兵員得不到及時補充，官兵得不到及時的培訓，軍隊整體素質大為下降。而岡村寧次的參謀長宮崎周一中將則一針見血地指出：「服兵役中的好兵，在家時也是良民。好兵是由良民培養出來的。因而，士兵的非法行為，特別是軍風紀的渙散，可以說是國民倫理觀念下降和忽視教養的反映。維持嚴明的軍風紀，當然主要依靠部隊本身嚴格切實的指導與監督，但與直接掌握兵員的下級幹部的素質，有著重要關係。」

宮崎周一

根據宮崎周一的分析，八國聯軍及日俄戰爭時，日軍官兵都是經過嚴格訓練的現役兵，各級軍官也都是長期服役的職業軍人，因此，「保存了團結服從以及軍風紀各方面的優良風習」。但在二戰中，因為戰爭擴大，軍隊數量急劇增多，「傳統的優良風氣越來越少，新建或改變的部隊，有如摻水的酒，軍隊傳統的優良風氣喪失殆盡。特別是應徵的下級幹部，除個別人外，在覺悟、信心及知識能力等方面，多數都不夠格??」

平心而論，沒有一支軍隊的指揮官不希望自己的軍隊能做到令行禁止、秋毫無犯，這不僅是政治上的需要，也是戰鬥力的重要保證。當日軍士兵都敢偷盜司令長官的戰馬時，岡村寧次也只好嘆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他雖然發布了大量標語訓令，但是也只能在日記中感嘆：「『討蔣愛民』的標語到處張貼，但毫無實效。」

日軍在八國聯軍中表現隱忍，拚命作秀，除了岡村寧次等人的分析之外，更重要的原因在日本的戰略考量。

義和團動亂和八國聯軍的入侵，本來都是日本所不願意看到的。日本才取得了甲午戰爭的完勝，獲得了朝鮮與台灣，需要時間對這些巨大的戰利品進行消化、吸收。朝鮮半島總是被日本人看作指向自己的匕首，而遼東半島則無疑是這把匕首的刀把，但在以俄國為首的俄、法、德三國聯合干涉下，日本卻被迫退還了中國割讓的遼東半島，俄國隨後就從中國手中半是巧取、半是豪奪地「租借」了旅順、大連這一重要的戰略要地。在俄國的咄咄進逼下，日本在朝鮮半島的勢力範圍，其實只限在朝鮮南部，而在俄國人的鼓動下，朝鮮君臣也時時表現出了桀驁不屈的姿態。

台灣方面，日本雖然開始了大規模的殖民建設，但抗日運動依然活躍，並且以福建為基地，令日本殖民當局頭疼不已。因此，日本此時最希望的，就是在它有力量採取進一步行動之前，中國最好能保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和獨立完整的國家主權，這也是日本在戊戌年（1898）對魯莽、衝動的半吊子改革者們不給予任何實質性支持的主要戰略考量。

在北面的朝鮮和南面的台灣之間，日本將對華關係的重點確定在南部，希望能將福建納入其勢力範圍，並進而擴展到浙江、江西，以便能與台灣呼應，獲得巨大的戰略空間。按照當時日本首相山縣有朋的說法（他在1880年代就提出了日本的「生命線」和「利益線」），中國東南的這個區域，平時可以作為中日貿易區和日本的加工區，戰時則可以輕易扼住台灣海峽這一「東亞的咽喉」，應對任何敵人的挑戰。1898年，日本從中國獲得了保證，不會讓任何列強染指福建，但當日本在1900年初正式提出要求在福建修築鐵路時，遭到了清政府的堅決拒絕。

隨後，義和團動亂迅速轉化為暴力排外事件，而日本駐北京使館的書記員杉山彬被清軍殘殺，成為第一個死亡的外交人員。駐紮在天津的日本海軍指揮官向東京緊急報告，要求迅速增兵，但日本政府對此採取了冷處理。在內部，他們必須對南、北戰略進行權衡，而在外部，他們必須先徵詢列強的意見，以免無謂樹敵。實際上，他們此時的重點依然是南方，軍部甚至電令台灣總督，立即做好軍事動員，準備隨時武力進佔廈門。

此時，華北局勢日益糜爛，列強們紛紛增派軍隊，日本的宿敵俄國更是一馬當先，在東北地區大舉增兵，矛頭直指日本。日本看在眼裡，急在心中，而與日本同樣心急的，還有俄國的第一敵人、當時世界老大英國。英國的軍力被南非的布爾戰爭所牽制，不得不從澳洲、新加坡、香港、印度等殖民地調兵，因此他們寄希望於日本，一是解決北京問題，二是牽制俄國北極熊。

日本人很沉得住氣，不見兔子不撒鷹，當英國表態希望日本出兵2萬-3萬人時，它依然要求英國駐日本公使幫助向列強徵詢意見。俄國和德國起初堅決反對，但隨著局勢日益危急，各國與駐北京使館的聯絡全部中斷，也只能同意動用日軍。英國方面更是起勁，主動表示日本出人、英國出錢，所有軍費由英國負責。經過這樣的千呼萬喚，日本才宣布派遣駐紮廣島的精銳部隊、陸軍第五師團進軍中國。在參與八國聯軍的全過程中，日本人真正是衝鋒在前、享受在後，在處理與列強軍隊、中國政府等各方面關係時，韜光養晦，十分低調，成了個幾面討好的「琉璃蛋」。而保持嚴明的軍紀，展現日本皇軍的威武之師、文明之師形象，自然是它的重要措施。

而在南方，日本則大打出手，出兵佔領了廈門。但南北兩線作戰，遭到了以伊藤博文為代表的持重派的堅決反對，當俄國從北京首先撤軍並收縮到東北，對日本在朝鮮的勢力構成巨大威脅時，尤其是列強也紛紛派出艦隊前往福建時，日本政府才下令從廈門緊急撤軍，將廈門無條件交還中國，這就是所謂的「廈門事件」。

自此，日本在東亞的戰略重點轉向北方，四年後爆發了慘烈的、被國際史學界稱為「第零次世界大戰」的日俄戰爭。

日本在八國聯軍中表現得十分低調，除了戰略考量外，還有被迫韜光養晦的無奈。此時的日本，正是西方大肆宣揚的「黃禍論」的首要攻擊目標，除了英國老大哥外，日本其實已經被西方孤立了。而參與八國聯軍行動，正是打破孤立的好時機。

日本此前在甲午戰爭中的巨大勝利，令西方看到了一種可怕的前景：已經掌握了西方技術的日本，如果團結帶領人口龐大的中國進行改革和擴張，則蒙古人席捲西方的「黃禍」必將重新上演。在德國皇帝威廉二世及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推動下，「黃禍論」在西方甚囂塵上。為了分化中日，西方尤其是俄國和德國，對中日採取了截然不同的態度。種族戰爭此時也成為日本人最為關注的話題。日本最有影響的政治家之一近衛篤麿公爵，在日本發行量最多、影響最大的雜誌《太陽》上發表文章，題目就是《同人種同盟，附支那問題研究的必要》，文中寫道：「我認為，東亞將不可避免地成為未來人種競爭的舞台。??我們註定有一場白種人與黃種人之間的競爭，在這場競爭中，支那人和日本人都將被白種人視為盟敵。有關未來的一切計劃，都必須把這一難點銘記心中。」

正是在這樣的危機意識下，日本向中國發動全面的友情攻勢，猛送秋波。1897年，俄、德兩國大演雙簧，分別奪取了青島和旅大，傷透了心的大清國，再度轉向同文同種的日本。兩個浴血搏殺的東亞鄰居，突然變成一對「歡喜冤家」，並且在軍事領域率先進行了全面的合作，而主導其事的正是甲午戰爭的主要策劃者、日本參謀總長川上操六及此前抗日調門最高的張之洞。

自此，中國與日本開始進入為期10年的蜜月期。當義和團動亂給列強們攫取在華利益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好機會時，日本卻陷入了兩難處境：既想渾水摸魚，又不想引起西方的任何警覺和恐慌，多干少說、甚至幹了也不說，就成了唯一的選擇。因此，日本不出兵則罷，一出兵則必然是「威武之師」「文明之師」，而且還是「低調之師」。

而日本的隱忍，為的是圖謀更大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