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將功勛卓著，只不過為了獲得京城戶口，說錯一話，被流放敦煌

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絕域名將陳湯（19）

自西漢建國以來，一直奉行一個「強幹弱枝」政策，以及這個政策所衍生出的「陵縣」制度。也就是說，為了鞏固中央集權，增加長安關中一帶的中央地區實力同時削弱函谷關以西的地方勢力，漢朝歷代天子都在生前為自己建造陵墓，並將關東的富商、豪強，以及兩千石以上高官家族遷居到陵墓周圍，久而久之便形成了陵縣。而正由於其居民非富即貴，所以這些陵縣都非常繁華富庶，用現在的話說就是「高尚住宅區」，這種地方對於真正的富豪、權貴大家族來講當然不稀罕，甚至不是很情願（陵縣依法不得族居），但對一些小家族、小官吏還是很有吸引力的，因為這是身份與地位的象徵。

然而到了漢元帝時期，長安附近雖已形成了7個人口稠密、經濟發達的的陵縣。但元帝考慮建設陵縣耗費巨大，另外由於昭宣兩代對經濟的過度寬鬆政策，以及對富人階層的過度放縱與包庇，導致帝國貧富差距日益加大（看來所謂輕徭薄賦並不是解決社會民生問題的萬靈丹，前提是必須解決好社會財富分配問題才行）官僚地主與關東豪強勾結一氣、勢力盤根錯節，尾大不掉，勢難撼動，反之漢朝中央集權已不復武帝之強勢，遷民若不慎引起反撲，恐怕動搖國本，所以就沒有在元帝的陵墓渭陵建設陵縣。到了漢成帝即位，也照舊例開始為自己修建延陵且不建陵縣，但這時延陵工程總指揮（即將作大匠，掌皇家營築，秩二千石）解萬年萌動私心，竟想通過建成陵縣立功陞官，便慫恿自己的好友陳湯說：「今作延陵而營起邑居，成大功，萬年必當蒙重賞。子公妻家在長安，兒子生長長安，不樂東方，宜求徙，可得賜田宅，俱善。」

陳湯，這位「雖遠必誅、斬首單于」的西漢最後一名將，並且也算是大將軍王音的高級幕僚，居然沒有長安戶口，沒想到吧！在我們的既定印象中，古人是有遷徙的自由的，也不受戶籍的約束，其實不然，自商鞅變法以來，秦漢歷代都有嚴密的戶籍制度，因生活所迫而逃離戶籍的那叫流民，被抓到可是要遣返的。所以陳湯雖在長安為官多年，老婆孩子也都在長安，但根據當時的戶籍政策，他的子女並不能取得長安戶籍，只能隨陳湯的原籍，登記在他的老家山東。一旦陳湯罷官或去世，他的子女就必須遷回原籍，否則不管大官小官的家族都在長安紮下根來，長安及京畿一帶豈不遲早得被擠爆？

所以陳湯也就很想結束「京漂」的身份，把家安到陵縣裡去，這樣不但能得到皇帝的田宅賞賜，還能為他的子孫後代弄到永久的京畿戶籍，何樂而不為呢？結果他一時利欲熏心，竟附和解晚年，向成帝上奏道：「延陵，京師之地，最為肥美，可立一縣。天下民不徙諸陵三十餘歲矣，關東富人益眾，多規良田，役使貧民，可徒延陵，以強京師，衰弱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貧富。湯願與妻子家屬徙延陵，為天下先。」

陳湯的奏章中為我們揭示了西漢末年一個很嚴重的社會問題，那就是官商勾結，仗勢欺人，巧取豪奪，兼并土地，導致大批貧苦的自耕農失去田宅，破產流亡，淪為遊民、奴隸甚至盜賊，嚴重影響社會安定和諧，同時也加重了在冊編戶齊民的租稅負擔。當時之情勢，是「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貧富差距拉大到令人無法忍受的地步，而遷民陵縣正可減輕關東地區土地兼并的壓力以及百姓的租稅壓力，同時也可滯緩豪強在地方鄉里勢力的形成。看來陳湯此舉雖是為自己謀利，但也有為國家百姓考慮的一方面，幹得好說不定還能恢復漢初「邑里無營利之家，野澤無兼并之民」的良好局面。

所以成帝對陳湯這個忠心耿耿的建議非常嘉許，但他覺得延陵這個地方不太好，於是又下詔停止延陵工程，以新豐戲鄉（今陝西臨潼東北）為昌陵縣，再建新陵，同時遷徙關東各郡資產在五百萬以上的五千富戶，以充實昌陵。不久又賜給丞相、御史、將軍、列侯、公主、中二千石高官昌陵田宅，而陳湯由於上奏有功，竟以六百石小官破例也獲得了一塊很好的宅基地。

我們說陳湯此舉雖是為自己求利，卻也可在一定程度上緩解西漢末年豪強兼并土地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本來是件利國利民又利己的大好事，但壞就壞在成帝竟臨時更改陵址，放著修了一半的延陵變成「爛尾樓」，卻又跑去再修一座昌陵。偏偏昌陵這個垃圾地方地勢低洼，需要先從遠處挖山取土來加高，這樣才能使整個城邑在一個水平線上。乃至運來的土比糧食還貴，此外為了趕工期，工人們還須點起燈火連夜作業，燈油的花費又是一筆天文數字，真是勞民傷財，自討苦吃。解萬年原先還大打包票說自己三年內一定能完工，結果卻建了五年還遙遙無期，弄得天下匱竭，海內怨望，卒徒蒙辜，死者連屬。更重要的是，昌陵徙民工程嚴重打擊了關東豪強包括關東列侯們的既得利益，甚至朝中很多高官就在關東擁有大量良田與農奴，若遷來關中必定損失慘重，他們當然要堅決反抗。於是群臣接連上書表示不滿，要求停建昌陵，恢復延陵。成帝不得已只好下詔停工。然後丞相翟方進和御史大夫孔光又上書請求撤銷昌陵的移民住宅建設，把昌陵也變成「爛尾樓」。奏章還未批覆，陳湯卻不知哪根筋搭錯了開始到處散播謠言說：「天子且順聽群臣言，猶且複發徙之也。」

圖：西漢廢昌陵遺址保存較為完整的一處夯土

陳湯當真口無遮攔，在這種情況下朝廷怎麼還可能大發徙民得罪豪強呢？事實上昌陵一停工，成帝便急不可待的反過頭去再修原先的延陵，大興土木，規模直逼驪山，結果又搞得百姓財竭力盡、愁恨感天、上下俱匱、無以相救，破產流民以百萬數。名臣谷永、劉向二人接連上書請求成帝節省開支，可這次成帝卻怎麼也不肯聽了。

原來從頭到尾，這就是一個鬧劇，這個鬧劇證明，用徙民政策來解決西漢末年土地兼并問題是行不通的，因為當權者根本也沒想真正去解決這個問題。據《漢書》記載，成帝朝的三任丞相匡衡、張禹和翟方進都有兼并土地的愛好，而且成帝本人也在民間擁有大量私田與私奴，他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在公田（國家田地）之外置私田的皇帝。所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丞相尚且如此，那些遍布天下的什麼王二代、侯二代、官二代、富二代就更別說了。

再套句流行的話來說：不解決土地兼并，大漢帝國就會亡；解決了土地兼并，劉氏王朝就會亡。你說這事情怎麼搞？搞來搞去搞上天了，不還是鬧劇一場？

但鬧劇終究也是要收場的，不然皇帝面子上過不去，這樣倒霉的就只能是解萬年和陳湯了。

當然，陳湯與解萬年的情況有所不同，解萬年是禍國殃民的罪魁禍首，陳湯則最多是個說錯了話的人，而且就這點散播謠言的罪過比起當年他假傳聖旨、私吞繳獲來說又算什麼呢？何況他還有大司馬王音做靠山，成帝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然而陳湯的運氣也實在太差，就在昌陵停工後的第二年正月，他的老闆——大將軍王音因病去世，成帝乃拜太后王政君的第五個弟弟、成都侯王商為衛將軍大司馬輔政，而這個王商從前一向是與王音不和的，連帶著當然也很討厭陳湯。

這下陳湯可就永無翻身可能了，不久王商便藉此事彈劾陳湯妖言惑眾、大逆無道。成帝本來就因在昌陵一事上大跌跟頭而惱火不已，聞奏大怒，便將陳湯逮捕下獄，又經廷尉審訊其過往劣跡，數罪併罰，定性為「大不敬」，但因前功減死罪一等，與解萬年一起貶為庶人，流放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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