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蔡元培辭去北大校長的真相

文/郭倫

1921年8月，蔡元培率中國教育代表團在美國檀香山

蔡元培一生辭職多達20餘次，後來他總結自己經歷時曾說「一生難進易退」，大概可以作為多次辭職的真實寫照。而1923年蔡元培辭職是歷次辭職中影響最大的一次，因為自此之後他再未回到北大。

當時各路人馬紛紛發表對辭職的看法和成見，藉此闡述自己的信念和主張；而蔡元培身份又極具特殊性，他橫跨政學兩界，因辭職而導致的學潮把學生和政府兩方均牽扯在內，聲勢浩大又情形複雜，稱得上是民國波詭雲譎政治局勢的縮影。

胡適為蔡元培擬辭呈

1923年蔡元培辭職的導火索為「羅文干案」。1922年11月，因軍閥政治爭鬥，曹錕指使眾議院議長吳景濂、副議長張伯烈指控當時王寵惠內閣財政總長羅文干在簽訂奧國借款合同期間有受賄行為，脅迫總統黎元洪將其逮捕。

經地方檢察廳調查後認為證據不足不予起訴，隨後1923年1月11日無罪釋放。而教育總長彭允彝為了在眾議院籌到足夠同意票，便迎合議長，提議對羅案進行複議，於是1月15日，司法總長程克下令將羅再次逮捕。

羅文干與蔡元培為多年志同道合的朋友。早在1922年4月，蔡元培、王寵惠、胡適、羅文乾等共16人曾發表《我們的政治主張》一文，主張建立「好人政府」，呼籲好人參加政府以促進政治改革。

該年9月由王寵惠任國務總理而組建的這屆內閣，就屬於這一「好人政治」的實踐，羅文干在內閣中擔任財務總長。

蔡元培面對自己的政治理念被軍閥政權踐踏而破滅，更目睹自己的好友被惡人不惜公然違背法律而再次投入監獄，他必須要有所行動才能撫平內心的憤激。於是，1月17日，蔡元培向總統府遞交了辭呈。

事實上，蔡元培得知羅文干再度入獄的新聞並非通過報紙，乃是好友邵飄萍告知。1923年1月17日，邵飄萍邀請蔡元培、胡適和蔣夢麟三人一起在北京東華飯店吃午飯，席間邵飄萍把此消息告知三人。

蔡元培聽到後很憤激，因此主張邀集國立各校長中之可與共事者，以辭職為抗議，不願在彭允彝之下辦教育。在做出辭職決定之後，蔡元培在周圍好友幫助下，精心設計了辭職的每一個步驟和細節。

有意思的是，最受人們關注的辭呈竟然不是蔡元培親自寫的。胡適後來在日記中記述說，17日四人在東華飯店聽到消息後，蔡元培先請邵飄萍草擬一份辭呈，然而大家對邵稿不甚滿意，於是只好先散了，帶著稿子去蔡元培家中商議。

到蔡家後，經過再次商議，決計不用邵稿，由胡適另外起稿，在胡稿上蔡元培又進行刪改並邀請了湯爾和再加商議。

商議之後決定了兩處重要的細節：「初稿為『元培等』，決改為一人出名，不邀各校長了；我們初議蔡先生不出京，爾和（湯爾和，蔡元培好友）勸他即日出京，蔡先生也依了。」

辭職是一種政治手段

1月18日早晨，蔡元培即離京前往天津。這封辭呈究竟怎麼曝光以導致天下皆知如今已經沒有確鑿的證據，但是從事後政府的敷衍塞責態度可以推斷不太可能是政府方面主動泄露消息，因此更可能是蔡元培這邊主動把此事捅給《晨報》以廣而告之的。

可作為旁證的是1月18日的《晨報》除了報道蔡元培辭職消息並登出辭呈全文外，還接連三天（18、19、20日）刊登了《蔡元培啟事》，聲明其「為保持獨立人格」，已呈請總統辭去北大校長之職。

啟事既然是蔡元培主動去宣稱的，那無疑可以說明辭呈文本也是他自己透漏的。

有意思的是，當蔡元培到達天津幾日後，《晨報》刊登了他與友人在車站的談話，「蔡元培離京後，其友人某君，遇之於天津車站，兩人略有問答」，按理這番談話實屬偶然，並未事前準備。

然而談話末尾，當友人問及辭職真意時，蔡回答說「即有宣言發表」，讀後「當自知之」。因此其實宣言也早就事先擬定了，而那番車站談話也是出自蔡元培之手，以友人談話口吻道明辭職的真實意圖，藉機平息坊間諸多繁雜議論罷了，當然更主要的還是希望引導輿論朝著有利於自己的方向發展。

宣言發表的時間也很講究，蔡元培18日到達天津，19日眾議院表決通過了彭允彝教育部長之職，因此接下來的參議院表決至關重要。

蔡元培選擇到23日才發表宣言，是因為24日即是參議院投閣員同意票的時間，他希望宣言的發表能引起巨大反對彭允彝的呼聲，對於議員投票產生影響，阻止彭允彝當選。

蔡元培辭職之後，頓時輿論嘩然。很多人議論蔡元培辭職事實上有與彭允彝爭意氣且袒護羅文乾的嫌疑。

為了表明自己辭職不是出於跟彭允彝的私人政治恩怨，更非單純偏袒好友羅文干，蔡元培在《不合作宣言》中引用《易傳》語「小人知進而不知退」形容彭允彝等人貪戀權位而釀成許多糾紛的事情。他闡述辭職理由時，指出亦是出於「不敢放棄國民天職」，之所以告退乃是怕「招國人與天良之譴責」。

多年之後蔡元培曾經透漏過，「我對於彭君此舉，在公議上，認為是蹂躪人權獻媚軍閥的勾當；在私情上，羅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於考察教育時為最親密的同伴，他的操守，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與湯爾和、邵飄萍、蔣夢麐（麟）諸君會商，均認為有表示的必要。我於是一面遞辭呈，一面離京。」

對他而言，從一開始辭職就不僅僅是無奈而迫不得已的選擇，而是以辭職為抗議，意圖通過辭職達到自己預定目的，辭職更多是一種政治手段而已。

慘淡的社會反應

辭職既然是政治博弈的手段，那就有必要不斷通過後續行動保證達到意圖目的。蔡元培在胡適等好友的幫助下擬定了辭職步驟，其中當然包括左右事後輿論的計劃。

他們希望呼喚出關於辭職正義性的有益評論，擴大辭職的社會影響，以便對政府當局施加更大壓力，扭轉彭允彝干涉司法的現狀。

胡適前後寫了一系列文章作為支持，第一篇文章《蔡元培以辭職為抗議》發表在1923年1月21日的第38期《努力周報》上。僅僅這樣一篇文章顯然影響力不夠，胡適動用人際關係網路，希望藉助朋友之力更大範圍內掀起輿論影響。

蔡元培辭呈見報的第二天，胡適給任鴻雋寫了封信。第三天（1月20日）給朱經農寫了封信。信的內容主要是希望兩人幫助聯絡上海文化界名流，寫文章呼應蔡元培辭職，擴大影響力。

接到信後兩人分頭聯繫，朱經農找黃炎培和張東蓀，任鴻雋找章太炎和汪精衛。汪精衛因為生病沒有見到面，章太炎則明顯傾向於支持彭允彝，對於任鴻雋讓他撰文批評國會和政府則拖延推諉。

因此最後的結果很慘淡，只有《時事新報》發表了些許文字，影響力很微弱，沒有達到胡適開始的期望。

情況直到蔡元培發表《不合作宣言》之後方才改變。然而蔡元培自己從未提及「不合作主義」這樣的名字，宣言的標題是由晨報記者加上的，原為《蔡元培之不合作主義》，宣言後並附上簡短解釋，進一步闡釋了不合作主義的內涵。

晨報記者審閱此篇宣言，認為蔡元培想用印度甘地抵抗英國政府的「不合作主義」（Non-cooperation）方法打破如今的惡人政治。這樣的提法引爆了這場「不合作主義」的爭論。

胡適（右）和徐志摩（左）

胡適和徐志摩立刻發文表示贊同，兩人文章均發在第39期《努力周報》上。胡適《蔡元培的「不合作主義」》，徐志摩《「就使打破了頭，也還要保持我靈魂的自由」》。

胡適在文中照例先肯定蔡元培舉動的正義性，同時他肯定蔡元培此舉的確如印度甘地不合作主義一樣，是相當有必要的。

徐志摩則對蔡元培這種理想精神大為讚揚，他認為理想主義的行為總被卑污苟且的社會所不能容忍，並且對其拳打腳踢和冷嘲熱諷。但蔡元培就是這「卑污苟且社會裡一個最不合時宜的理想者」，每個有道德的同志都應該「積極同情這番拿人格頭顱去撞開地獄門的精神」。

1918年6月，北京大學文學哲學門第二次畢業生與老師在辦公處門前合影。前排左五為蔡元培，第六人為陳獨秀。

然而由於陳獨秀的介入，雙方為此展開了一場激烈論戰。但當陳獨秀2月7日發表《再論不合作主義》時，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開始如火如荼展開。輿論界都開始響應工人罷工，蔡元培辭職引發的輿論之爭漸漸退到幕後。

而當北京大學學子知道蔡元培辭職消息之後，開始行動起來，向黎元洪和國會請願，以達到「驅逐彭允彝」並「挽留蔡元培」的目的。然而學生請願的結果也未收到預期效果，彭允彝1月30日正式就任教育總長職位。

在此期間，蔡元培一直在天津觀察形勢，等到辭職效果失敗之後，他開始部署自己下一步的計劃。在過完農曆新年之後的2月底，他確定了前往歐洲的計劃。3月2日在他的日記中，他詳細記下了往歐洲船票的價格，已拿定主意不再返回北京大學出任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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