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女子刺殺大軍閥，為何被特赦？

導語

短史記

今人重溫此案，不應僅僅看到施劍翹被特赦這一最終結局，而誤以為其系對民意的簡單回應、是對孝行的褒獎，更應看到案件判決背後真正的司法邏輯。

圖：左，施劍翹像；右，施劍翹在復仇現場所散發為父報仇傳單

1935年11月13日，施從濱之女施劍翹，於天津居士林佛堂，向已退隱的前北洋軍閥孫傳芳連開三槍，將其擊斃。事畢，施劍翹散發傳單，向在場之人高呼「大家不要害怕，我是為父報仇，決不傷害別人，我也不跑」，主動歸案——施劍翹之父施從濱，曾任直魯豫軍前敵司令，於1925年10月在與孫傳芳部的戰鬥中被俘，「孫即下令將其梟首，懸於鐵甲車上，並用白布大書紅字為『新任安徽督辦施從濱之頭』」。此即民國極為著名的「施劍翹案」。

此案被《大公報》等當年的一線媒體長期追蹤報道，引起了民間輿論對施劍翹很大的同情。案件以施劍翹被特赦告終。當年的司法程序，是怎樣做出這種判決的？

律師呼應輿論，訴諸孝道和儒家同情復仇的傳統

施家的律師團隊（據余棨昌之子稱，其父為施劍翹辯護是義務性質，並不收費），主要致力於從如下幾個角度為施劍翹辯護：

1、施劍翹在案件當中有「自首」情節，應獲得減刑。律師們強調：施報仇前，已備好書面說明材料，得手後沒有逃跑，主動讓居士林內的和尚代表她去報警（儘管和尚沒有去）。

2、施槍殺孫傳芳，是一種出於孝心的「激情復仇」。《中華民國刑法》規定，「犯罪之情狀可憫恕者，得酌量減輕其刑」，「當場激於義憤而殺人者，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施按律應獲得減刑。

3、儒家經典有同情「復仇」的傳統：（1）按《春秋公羊傳》的理念，「父不受誅，子復仇可也。父受誅，子不可復仇也」——父親死於國家法度（受誅），子女不能復仇；若不是死於國家法度，子女可以復仇。（2）柳宗元、王安石等人都強調過：在當局不作為（「上不可告」「上下蒙冒、吁號不聞」）的情況下，自己動手報父兄之仇（父兄非死於國法），審判者應該「權其勢恕其情」，給予同情與寬恕。

律師們認為：施從濱當年是被孫傳芳非法處死；無論當時還是現在，施劍翹都無法依靠官方去伸張正義，故其復仇之舉應該獲得同情和寬恕。

4、訴諸道德。為獲取輿論的同情和支持，施劍翹的首席辯護律師余棨昌，在法庭上直接質問：難道「百善孝為先」這句古訓已經不被認可了嗎？這個案件難道不應該因為孝行而得到充分的同情嗎？餘明確表示，他絕不認同與「孝」的理念相悖的判決，法律「雖不能鼓勵殺人，亦不能掩孝烈」。

公訴人和孫家的律師團隊，反對給予施劍翹任何法律上的同情。其理由如下：

1、施從濱的死亡，是戰爭的一部分，不能構成施劍翹報仇的理由。

2、施劍翹不存在「自首」情節，也不是「激憤殺人」。按《中華民國刑法》，自首情節必須在罪行被發現之前實施才有效。施劍翹自首之前，警察聽到槍響，早已發現了她的罪行。按《中華民國刑法》，只有「當場激於義憤而殺人者」，才可從輕「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施劍翹將復仇之念埋藏內心十年之久，乃是有預謀的故意殺人。

3、儒家經典不可應用於現代案件，《公羊傳》中關於報私仇的理念，不能適用於今天。法院判決時，須尊重現行法律，而非《公羊傳》。

4、孫傳芳作為前線指揮官，有權審判和懲罰戰俘施從濱。施從濱當年所率白俄僱傭軍，曾洗劫村莊傷害平民。雖然軍事審判的原始文件找不到了，但媒體當年報道稱「施從濱死刑，孫傳芳判處」，可知施從濱的死經過了司法審判，不是非法殺俘。

圖：50名國民黨中央委員聯名呈請國民政府特赦施劍翹

法院始終堅持在法律框架內實現正義，判決施劍翹7年有期徒刑

1935年12月，天津地方法院開審「施劍翹案」，認定施犯了非法持有軍用槍彈及殺人兩罪，二罪存在「方法結果之關係」，故以較重之殺人罪量刑，判處施劍翹有期徒刑10年。法院認可了孫劍翹的「自首」情節，也承認其殺人的主觀動機是「純為孝恩衝激」，但仍認定「被告為父報仇，不求法律上正當解決，而竟自行持槍殺人」，乃是違法犯罪行為。換言之，拒絕以「孝行」這一道德因素作為判決依據。

施劍翹和公訴人均不服此次判決。施劍翹認為自己為父報仇情有可恕，但法庭未採納此點予以減刑。公訴人則認為被告殺人後的行為，不能構成「自首」情節，法庭判決「自首減刑」不當。故同時上訴至河北高等法院。

儘管輿論鋪天蓋地地同情施劍翹，但法院更關注如何在法律框架內實現正義，而非突破法律框架，以道德因素（孝道）或者古代儒家經典來容忍施劍翹的暴力復仇行為。故河北高院更為細緻地推敲了施劍翹殺人之後的舉動，嚴格依照法律文本，指出其行為不能構成「自首」情節（按民國刑法，「自首」情節必須發生在罪行被發現之前），推翻了天津地方法院的判決。同時，河北高院花費了大量的精力論證，認定施劍翹的父親當年被殺，並未經過公正的審判：「施從濱之死，非司與法，亦可灼見。被告痛父慘死，含冤莫伸，預立遺囑，捨身殺仇，以純孝之心理發而為壯烈之行為，核其情狀，實堪憫恕」。鑒於施從濱的非法死亡，施劍翹的行為具備了獲得同情的條件，故判決其7年有期徒刑。

施劍翹對河北高院不採納「自首」情節不滿，再次上訴至南京最高法院；公訴人則認定施從濱所率白俄僱傭兵曾荼毒地方，罪大惡極，其死不值得同情，也上訴至最高法院。1936年8月，最高法院駁回上訴，維持河北高院的二審判決。最高法院同樣堅持在法律框架內實現本案的正義，其判決書稱：1、無論施從濱本人是否罪大惡極，其以戰俘身份被孫傳芳殘忍處死，確實未經公正審判，缺乏程序正義，故可以構成針對施劍翹的同情條件；2、「自首以犯罪未發覺為要件」，施劍翹沒有逃走，與「自首」並非一事。

媒體關於施劍翹被特赦的報道

施劍翹最終被特赦釋放，該結局仍在法律框架之內

「施劍翹案」發生後，民間組織和有名望的個人，向國民政府請求特赦者甚多。1936年10月14日，國民政府依據「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六十八條之規定」，頒布特赦令。特赦令承認施劍翹殺人觸犯了刑法，但以其孝行「其志可哀，其情可原」為由，赦免了她的七年徒刑。

《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頒佈於1931年5月，可視為國民政府「訓政時期」的憲法。該法第68條規定：「國民政府行大赦，特赦及減刑，復權。」如此可知，施劍翹的被特赦，仍是在法律框架內對正義的實踐，而非訴諸道德或者儒家經典。

這種堅持於法律框架內尋求正義的方式，是中國近代司法史上極為寶貴的遺產。今人重溫此案，不應僅僅看到施劍翹被特赦這一最終結局，而誤以為其系對民意的簡單回應、是對孝行的褒獎，更應看到案件判決背後真正的司法邏輯。

最後，說一點令人遺憾的題外話：

國民政府當日正致力於推動「司法黨化」，以至於施劍翹案的判決，竟成為國民政府司法院院長居正口中的反面案例。在居正看來，施劍翹的行為，「已具備殺人罪的要件，所以法院判處徒刑七年，不能說是不合法」，但孫傳芳屬於被革命對象，其死「正是大快人心」，且當時一般民意俱要求無罪釋放施劍翹。最高法院判決7年徒刑，導致「國家法律與人民常識釀成正面的衝突」。居正認為，利用《約法》特赦施劍翹，是一種不得已的對民意的曲線「救濟」。如果能夠推行「司法黨化」，用黨義來判決案件，就不會需要這種曲線手段，「假使能夠適用黨義於判決上，便不難尋出一個名正言順的辦法了。」居正最痛苦的一點是，自己作為司法院院長，沒有權力去干涉最高法院的判決，他嚮往蘇聯的司法體系，因為「在蘇俄制度，中央執行委員會便有權變更最高法院之判決，用不著采特赦的救濟方法了」。作為司法院院長，居正的這種司法理念，無疑是令人失望的。

國民政府司法行政部行文河北省高院，特設施劍翹的7年刑期

注釋

參見天津《益世報》1935年11月14日至12月29日的相關報道。收錄於《〈益世報〉天津資料點校彙編 3》，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1，P1566-1577。（美）林郁沁，《施劍翹復仇案：民國時期公眾同情的興起與影響》，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P132-138。同上，P143-146。《河北天津地方法院民國二十四年訴字第六百二十二號刑事判決》，收錄於：《天津通志·審判志》，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P136-138。同上。並可參見：（美）林郁沁，《施劍翹復仇案：民國時期公眾同情的興起與影響》，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P148。最高法院刑事判決書，而是五年度上字第四八六號。收錄於：《有關施劍翹刺殺孫傳芳案史料一組》，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民國檔案》2008年第2期。同上，亦可參見：台灣「國史館」藏檔案《赦免罪行（六）》，數位典藏號：001-101420-0007。特赦令全文，可參見：（美）林郁沁，《施劍翹復仇案：民國時期公眾同情的興起與影響》，江蘇人民出版社，2011，P 164。亦可參見：《檔案記載：施劍翹刺殺孫傳芳被特赦一案》，《檔案天地》2011年第12期。《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收錄於：夏新華等整理，《近代中國憲政歷程 史料薈萃》，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P834。施劍翹的被特赦令，雖由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及司法院院長居正簽署，但或與蔣介石亦有關係，據《事略稿本》，1936年10月20日上午，蔣閱讀了「國府十四日明令特赦施劍翹」的報告。居正，《黨化司法之具體方案及實施標準法則》，原載《法制周刊》復刊第1卷第11期，1937年3月29日，系居正在司法院法官訓練所的講稿。收錄於：李在全，《法治與黨治 國民黨政權的司法黨化 1923-1948》，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P21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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