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迷信」話康生

【齊白石「不值得崇拜」】

康生書畫才藝兼具，在中共高層可稱首屈一指。1975年12月，康生去世不數日，文物出版社異乎尋常地迅即編輯出版了一期《文物》特刊，其中康生所作書畫的圖片佔了大半。

這期《文物》特刊選編了一幅康生仿齊白石筆意的水墨畫，畫作上題有「破除迷信」四個字，以「張三洗畫」落款，並鈐有朱地白文兩方，一方為「三洗老人」，一方為「三洗堂」。康生本名張宗可，所謂三洗者，即洗筆、洗硯、洗思想。

此畫作於何時尚難確定，估計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之交。畫幅中一朵碩大的墨蓮伴以一株蓮蓬，以「破除迷信」命題，委實令人莫名其妙。也許為讓觀賞者解讀「破除迷信」的妙諦，康生於1966年在畫幅的左下端「補記」題跋如下：

所謂破除迷信者有二：一不要聽畫家種種神秘的說教，二不要相信文藝批評家根據一張畫，一首詩去斷定作者的思想。前者是裝腔作勢藉以嚇人，後者是形而上學主觀主義。

倘若不結合具體所指，對康生所言「破除迷信者有二」，很難評判是非。這位掌控意識形態領域的政要，曾針對「文學藝術家是改造人們思想靈魂的工程師」一說，以十分不屑的口吻回應：我不承認我的靈魂需要這些文學藝術家來改造。其所指「畫家種種神秘的說教」與「文藝批評家的斷定」，字裡行間所流露的正是這樣的不屑。謂予不信，讓筆者徵引一位康生道及的畫家來參證。

1962年10月，康生致信魏文伯：

十月七日來函收到。過獎了，當之有愧，我不會作畫，更不能作詩，但常常好與畫家詩人開玩笑。墨荷花原是對崇拜齊白石的人的諷刺，不意被陳叔通拿去，據說已送到上海朵雲軒去複製。同時《光明日報》又登了畫照，鄧拓同志又在《北京晚報》上作文介紹，結果走向反面，諷刺了自己。當我讀了鄧拓同志文章後，曾作自嘲對聯一副，現在抄寄如下[原畫我怕傳出去遺（貽）笑大方，故寫上曹軼歐的款，但陳叔通硬拿去了，無法要回，故難應命]：弄假成真庸人自擾，無中生有太阿倒持。

康生以自繪墨荷來表示「對崇拜齊白石的人的諷刺」，而落款為「魯赤水」，恰好字字與「齊白石」作對（既是對聯之對，亦有抗衡之意），這不正是對這位藝術大師的「破除迷信」嗎？此意只要比對「鄧拓同志又在《北京晚報》上作文介紹」的具體內容，即可明了。鄧拓在這篇題為《一幅墨荷》的「燕山夜話」中說：「魯赤水同志用潑墨的畫法，生動地描寫了荷花的高尚性格。筆墨濃淡相間，彷彿有五彩之分。從畫面上看，這個寫意的荷花，與尋常所見的嫩綠新荷不同，與衰敗破碎的殘荷也不同。這一叢荷花生氣勃勃，正在發展旺盛的時候。荷梗的畫法也特別表現出一種挺拔俊秀之氣，沒有折斷和彎曲的。這些很細微的地方，似乎是出於無意，其實我們完全能夠覺察到作者的深意所在。」（這樣的「斷定」，不曉得是否屬於「形而上學主觀主義」。）因著與康生的過從，鄧拓自然明白「魯赤水」的寓意，故特意在篇末寫了這樣一段文字：「我曾見齊白石在解放前畫的一幅荷花，他自題一詩曰：『板橋辛苦木魚聲，是否南無念不平？料得如來修已到，蓮花心地藕聰明。』現在比較看來，真是兩個時代、兩種社會、兩位作者、兩樣思想，在藝術作品上表現的意境也大不相同了。」

在康生看來，齊白石不值得崇拜，其在現代美術史上的崇高地位是一種「迷信」。故與其說「庸人自擾」為自嘲，不如說「弄假成真」乃自負，看來他是高估了自己的畫藝。陳叔通激賞康生的「墨荷花圖」，那是他的審美眼光和情趣，但要稱可亂齊白石之真，似乎還缺乏權威鑒定家的評騭。

【蘭亭序帖「姿媚而已」】

也是陳叔通，稱康生堪與郭沫若、沈尹默、齊燕銘並稱「當代書法四大家」。這自然也僅是個人的喜好，並非公論。康生篆隸真草皆備，尤擅章草，但他的恃才傲物也令人瞠目。某位擅寫紀實作品的軍旅作家，在一篇記述胡昭衡與陳伯達、周揚交往的文字中稱，康生對郭沫若的書法根本瞧不上眼，說是「我拿腳趾夾根木棍，寫出的字都要比他強」。以康生與郭沫若的過從，此說未必確鑿。但以康生的自負，睥睨名家的「破除迷信」，似不獨針對齊白石。足可為證的是他的另一封直陳心事的書信。

1965年11月7日，康生致函古文字學家唐蘭，就正在展開的「蘭亭論辯」發表意見，其中有這樣兩段文字：

根本問題在於蘭亭書法解讀之優劣。王書蘭亭到底如何，無人見過。以現有各種蘭亭本子而論，我說本世紀以來對之評價甚低，即使能證明臨本尚存王書輪廓，這也只能反映蘭亭書法之姿媚而已。

今歲已發表之蘭亭文章，我讀得不多，就我所見，除郭老外大多隻論蘭亭之真偽，不談書法之優劣。也許論者以為蘭亭書法，已有千古定論，毋庸涉及，其實真偽問題歸根到底是從評價高低而來的，避談書法高低，只論蘭亭真偽，即使引盡古籍亦不能令人心服。蘭亭書法評價，據我看，並不複雜，其所以弄得神妙莫測，這恐與歷代皇帝的提倡與長期的迷信宣揚大有關係。

在「蘭亭論辯」中，唐蘭持中間立場，既不贊成郭沫若判「蘭亭序帖」為偽的觀點，也不同意書法家高二適駁郭沫若，堅持此帖為王羲之所書的觀點，認為雙方的持論依據均不充分，故康生信中有「即使引盡古籍亦不能令人心服」之說。據現已披露的不充分的材料，似可證實「蘭亭論辯」系由康生和郭沫若聯手發起。郭沫若所寫的三萬言長文《由王謝墓誌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偽》所要論證的，其實就是康生的觀點。不過郭沫若尚不敢公然否定「蘭亭序帖」在書法史上已有定評的地位，只是認為王羲之所處的時代決定了王不可能有「蘭亭序帖」的筆意。康生在這封信中所表明的觀點更進一層，認為傳世的蘭亭序帖即使「尚存王書輪廓，這也只能反映蘭亭書法之姿媚而已」。康生說得透底，之所以有真偽之辯，根本問題在於對這「姿媚」的法帖評價太高。康生的觀點是：即使蘭亭序帖為王羲之所書，也只是姿媚而已，如何得享書法史上「第一行書」之美譽。

康生要破除尊王羲之為「書聖」的迷信，認為造成這種歷史現象的原因是「歷代皇帝的提倡與長期的迷信宣揚」。如果說「真偽之辯」只是學術之爭，甚至「優劣之爭」也在相當程度上屬於藝術欣賞見仁見智的範疇，那麼「迷信」云云則另當別論，這就是後來在「文革」中期出版《蘭亭論辯》一書的出版說明中所稱「歷史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鬥爭」，與意識形態領域的階級鬥爭掛鉤了。「蘭亭論辯」之初，章士釗以毛澤東老朋友自居，上書力薦高二適駁郭沫若之文，後來多少獲知論辯另有非學術因素，「深悔一下子又捲入政治漩渦」。這並非章士釗的過敏反應。這年8月，毛澤東讀郭沫若駁高二適的文章之後，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說：「看來，過分崇拜帝王將相者在現在還不乏其人，有所批評，即成為『非聖無法』，是要準備對付的。」三個月後，在致唐蘭的信中，康生敢於直言「歷代皇帝的提倡與長期的迷信宣揚」，其實這正是毛澤東的觀點。

如果只是出於個人的審美情趣，康生盡可以對王羲之、齊白石在藝術史上的地位持不以為然的態度，但如果另有隱衷，則當別論。文章寫到此處，似乎可以終結了。只是，筆者對康生在睥睨王羲之（自然還當包括「迷信」王羲之的唐太宗）書法的同時，對領袖的書法則推崇至極，恐非巧合，兩者似有內在的聯繫。

1959年10月下旬，康生去毛澤東寢室開會，見案頭疊有剛剛書就的三首詞稿，索而得之，當天寫了一則題記，內有「今經手書，尤為珍貴，真可謂光騰萬丈，筆掃千軍……加以裝潢，傳之後世，誠社會主義文壇一大勝事也」等語。自1964年春節始，康生將這些詩詞墨跡逐年在《光明日報》頭版頭條刊出，並配有郭沫若撰寫的詮釋文字。1965年2月，正當康生與郭沫若醞釀發起「蘭亭論辯」之際，郭沫若在詮釋毛澤東《清平樂·蔣桂戰爭》的文字中，以這幅康生提供的墨跡為據，稱頌此墨跡「成為了書法的頂峰」。

郭沫若作如此離奇的諛辭，不能不聯繫到康生。這期間郭沫若與康生在書法上交往頻繁。郭沫若寫贈康生夫人曹軼歐的毛澤東詩詞長卷，特以並不擅長的帶有章草筆法的字體書錄；更有意味的是，還臨寫康生以章草書就的聯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落款是「鼎堂學」。「鼎堂」乃郭沫若研究古文字學所取的名號，與王國維（觀堂）、羅振玉（雪堂）、董作賓（彥堂）並稱「四堂」，是為現代古文字學四大家。於立群在此長卷的題跋中引稱「沫若同志於主席詩詞及墨跡傾倒備至，謂為詩法與書法之革命化已由必然王國躍入自然王國」。這應當是康生與郭沫若的共識吧。

回到「破除迷信」的話題。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毛澤東先後四次在大會上發表長篇講話，主題就是「破除迷信」。他親筆所寫的講話提綱，第一行就是「題：破除迷信」，緊接著就是「破除迷信，無法無天」。康生一面以其獨特的方式「破除迷信」，一面不失時機地鼓吹個人崇拜。可見，郭沫若「成為了書法的頂峰」之稱頌，其來有自啊。

（作者系文史學者）

END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