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地下黨真正的大叛徒不是「莆志高」，而是「一把手」

作者：王德華

老王曾寫過《叛徒「莆志高」被特務槍殺時，為什麼表現得「非常共產黨」》一文。因為小說《紅岩》，「莆志高」已成為叛徒的符號，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其實，重慶地下黨真正的大叛徒並非「莆志高」，而是當時重慶地下黨「一把手」劉國定。

劉國定又名劉仲逸，1918年生，四川新都縣人。抗戰時期入黨，先後任中共巴縣縣委書記、重慶市委書記、川東臨委委員、重慶市工委書記。被捕前系重慶地下黨的「一把手」，中共重慶地下黨工委書記。

1948年4月6日，劉國定到許建業（《紅岩》里許雲峰的原型）所在公司聯繫工運工作，被守候在那時的務抓捕（1948年4月4日，由於叛徒任達哉出賣，許建業在重慶磁器口茶館秘密接頭時不幸被捕，當時劉國定不知道許建業這邊已出事）。

11天後的1948年4月17日，這是中共重慶地下黨極其黑暗的一天。這天，重慶市委的正副書記劉國定和冉益智（時任中共重慶市工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同時叛變。他們向特務和盤交待了重慶地下黨的秘密，導致地下黨面臨滅頂之災，先後133人被捕。釋放和逃險的只有25人。

特別是劉國定向敵人交待了《挺進報》特支及「電台」支部，陳然、成善謀等人被抓，使大特務徐遠舉完成了限期破獲《挺進報》的任務。徐遠舉因此加官晉爵，當上了國民黨保密局西南特區區長。

劉國定叛變後，向國民黨邀功請賞。他拿著「中共重慶工委書記」這張王牌，認為自己是「省級幹部」，當國民黨特務待遇不能太低，至少是「處長級」。經過討價還價當上了「中校專員」。他還挖空心思找新「賣點」，與「副書記」冉益智等叛徒向特務爭寵，提供了川康特委書記蒲華輔等線索，導致更多的共產黨人被捕，於是又升任國民黨特務「上校」。

1950年，逃跑未果的劉國定被人民政府從成都押回重慶。為了不至於「肉體的消滅」，他向政府表功，稱叛黨後並沒有全部交待，「保護了相當多的同志」，「故請求寬大處理」，「以求有益於黨和人民」。1951年2月5日，雙手沾滿共產黨員鮮血的劉國定在重慶執行槍決，結束了可恥的一生。

劉國定和冉益智等共產黨的領導幹部，平時好像都是英雄、志士，談道理口若懸河，愛國愛民，一片菩薩心腸；「唱馬列主義調子」比誰都高，大道理一套又一套。到了敵人的監獄和老虎凳面前，卻經不住一頓酷刑嚴打就當了叛徒，而且殘害革命者更加喪心病狂；不惜出賣同志以求個人的苟安。

紅岩烈士們用血的代價，向黨提出「八條建議」，認為「領導機構腐化」，是地下黨失敗的主要原因；還得出了「下級比上級好，農村幹部比城市幹部好，女幹部比男幹部好」的結論。這對我黨能否永遠保持執政地位，在今天仍有借鑒意義。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人的身體都是血肉之軀，誰不怕痛，誰不怕死？誰沒有七情六慾，誰沒有兒女情長？從人性的角度看，那些不能堅持下來的也屬於正常。只是有的叛徒，叛變後對待昔日的同志變本加厲，哪有什麼節操？正如開國總理評價叛徒向忠發，「節操還不如一個妓女」。

江姐在獄中說，「竹籤是竹子做的，共產黨員的意志是鋼」。面對上刑、恐嚇、假槍斃和真槍決，革命者經歷一道道生死考題，經歷無數個寂寞孤獨的長夜和飢餓等折磨。與劉國定等變節者相比，江姐等共產黨員的形象更加高大。這也是為什麼「紅梅花兒開，朵朵放光彩」這首經典歌曲，深深烙在幾代中國人的心中，因為「紅梅」是用鮮血和生命澆灌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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