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瑋：明治政府「脫殖民化」的外交算計

近代以後，西勢東漸，東方各國先後淪為西方列強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但日本得以倖免。時至今日，日本仍以此自負。日本之「幸」原因頗多，但明治政府的「脫殖民化」外交努力的成功，是不可忽略的關鍵要素。遺憾的是，這一要素在以往日本研究中明顯被忽略。

明治4年（1871年），出訪歐美的岩倉使節團的主要成員，左起：木戶孝允、山口尚芳、岩倉具視、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

「弱國無外交」這句名言是對17世紀以後國際關係的總結，並獲無數政要垂青，遑論學者。美國總統羅斯福就曾對中國外交家蔣廷黻說：「你的國家太貧弱，弱國無外交。」但是，這並不意味弱國可任由宰割和不作為。「弱國無外交」不僅不等於「弱國無需外交」，而且外交的成敗對國力的強弱，具有非常關鍵的影響。

1871年在日本外交史上是劃時代的一年。這一年，以訂約和修約為目的，明治政府同時派出了兩支外交使節團分赴中國和歐美。在中國，李鴻章和伊達宗城簽署了《中日修好條規》。由於清政府的妄自尊大，該條約不僅成功使「蕞爾小國」日本獲得了與「天朝上國」中國「比肩同等」的地位，更為以後「入主」朝鮮邁出了重要一步，可謂養癰遺患。而在歐美，日本外交使團卻被搞得灰頭土臉，接連碰壁，但能適時調整策略，經過長年不懈努力，完成了修約夙願。

《中日修好條規》

「三寸不爛之舌能抵十萬雄兵」是對外交意義的評價。由於缺乏現代外交經驗，日本明治政府的外交官員，雖無「不爛之舌」，但能很快從「缺乏常識」變得「精於算計」，將以「妥協」為要素的外交精髓，演繹得淋漓盡致，留下了不可忽略的啟示。

日本使節團剛出洋就「出洋相」

1854年，日本江戶幕府在培理率艦隊「兵臨城下」之際，迫於無奈發布了《日美友好親善條約》這份「鎖國時代」的「訃告」。1858年，日本相繼與美國、荷蘭、俄國、英國、法國共五個國家簽署了不平等的通商條約。之後，西方列強「登堂入室」，日本面臨淪為殖民化的危險。

日本版畫里所描繪的培理像

美國海軍准將馬修·培理一行登陸日本

1868年「王政復古」後，明治政府面臨的首要外交課題，就是修訂不平等條約。同年12月23日，明治新政府即向各國代表提出「修約」意向；1869年太政官（相當於首相府）令外務官員就修約問題進行調查研究。1871年2月，明治政府外務省錄用津田真道、神田孝平、渡邊洪基等為「條約改正掛」，從事修約的調查研究。不久，他們起草了《擬新定條約草本》，共23條。這份「年表」即顯示了明治政府「脫殖民化」外交努力。

1871年11月，明治政府由右大臣兼外務卿岩倉具視任特命全權大使，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山口尚芳任副使的48人使節團前往歐美，與列國進行修約交涉，順便進行考察，以便參照歐美製法推進改革。太政大臣（相當於首相）三條實美對使節團寄予厚望，在歡送辭中稱：「外交內治前途之大業之成與否，實在此舉。」但是，外交常識的欠缺，令使節團剛出洋就出了「洋相」。

日本右大臣岩倉具視

他主導了著名的岩倉使節團，與大久保利通、木戶孝允、伊藤博文等重要官員訪問歐美，以求改革之道。

當地時間1872年1月14日，使節團乘坐的「美國號」客輪抵達舊金山。由於副使伊藤博文曾經留洋，通曉英語，森有禮曾任日本駐美使節，熟悉美國國情，因此「土鱉」岩倉具視名為「特命全權大使」，實則形同傀儡。他在2月9日給太政大臣三條實美的信中抱怨：「小生在此如受人擺布之傀儡，心有餘而力不足，實難當此大任。百般後悔，萬般無奈。」

由伊藤博文擬就的致美國國務卿的文件，主要有兩點內容：第一，「特命全權使節賦有同歐美各國政府締結新的條約，抑或廢止、更正現今定約之全權」，即強調使節團擁有「全權」。第二，強調「天皇陛下之期望要點」是廢除領事裁判權和恢復關稅自主權。

伊藤博文，明治維新元老，後來成為首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

但是，2月3日使節團同美國國務卿哈密爾頓·費希（Hamilton Fish）等舉行會談時，費希當即表示：「若使節擁有簽署草案之權力，貴國天皇當在國書中寫明賦予使節這項權力。如果國書中沒有明記賦予使節交涉條約之條款的權力，那麼當首先解決這一問題。」費希還表示，一年後美國將舉行總統大選，如果僅僅是談判而非簽約，那麼談判達成共識的內容，將無法獲得法律保證。明治政府諸多要員遠涉重洋，以致留在東京的日本政府被稱為「留守政府」，居然被懷疑可能是「山寨」的，令使節團「全權」正使和副使好不窩火。但是，怨誰呢？

當晚，使節團舉行會議，最初決定集體打道回府去取「特命全權證書」。畢竟，那時候沒有「聯邦快遞」和「佐川急便」。但是，使節團中最富外交經驗的外務少輔（相當於外務次官）山口尚芳認為不必全員返回。經一番爭執，使節團決定派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回國取證。對此，木戶孝允在日記里有明確記載：「雨。終日內居。條約一條也未議定，只能派大久保、伊藤歸朝求取條約改正之敕許。對方想要的我們都悉數給予，而我方想要的卻一無所獲。痛苦遺憾無奈，唯有眼淚下咽。」

《日美友好通商條約》

實際上，使節團居然連「特命全權證書」都沒有，讓美國認為可以將日本人玩弄於鼓掌，完全想怎麼玩就怎麼玩。於是，美國堅持要求享有「最惠國待遇」。見美國態度如此「橫」，使節團一氣之下決定中止和美國的交涉，轉赴英國。待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於5月17日離開橫濱重返美國時，「黃花菜都涼了」。

美國的態度令使節團發現，修改「稅權」涉及真金白銀，難度太大，遂決定先從修改「法權」即「領事裁判權」入手。果不其然，英國沒有斬釘截鐵拒絕，而是建議「裁判權」問題可採取埃及的「混合審判」方式，即由雙方審判官共同參與案件審理。由於天皇在使節團出發前頒布的敕旨中，有「任用外國審判官」一項，因此使節團認為似可研討，於是便派福地源一郎前往土耳其、埃及調查審判制度，然後回國稟報。福地源一郎成了「單幹戶」。

後成為著名記者和作家的福地源一郎

「稅權」優先，還是「法權」優先？

從1871年出發至1973年9月回國，使節團共訪問歐美12個國家，歷時1年零10個月。雖然「修約」幾無進展，但「考察」中遭遇的兩件事卻令使節團頗受「啟發」。第一件事，在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告知使節團：「何謂公理？強權即公理！雖說有公法，但是各國都是與己有利就搬出公法，與己不利則將公法束之高閣。一國若欲國際上獲得發言權，首先必須壯大自己」。第二件事，在去俄國途經波蘭某站時，一個衣衫襤褸的老人在風中吹笛，如泣如訴，腳邊放著一個鐵罐。這番情景令使節團成員感慨：波蘭也曾有過輝煌的歷史，但因國土被一次次瓜分，國勢如江河日下。

在歐美的遭遇，使節團成員痛感整頓內政，增強國力，應成為修約前提。1873年10月，即考察團回國後的第二個月發生了「征韓論爭」。主張對外擴張的官員幾乎悉數下台，主張應該先「增強國力」的官員勢力擴張，與上述認識直接相關。另一方面，「增強國力」並不意味可以輕視外交，「弱國無外交」和「弱國無需外交」一字之差，含義迥異。繼「征韓論爭」後下野的副島種臣出任外務卿的寺島宗則經過反覆研究後，於1875年11月向明治政府提議，修約談判當審時度勢，講究輕重緩急，應首先就收回「稅權」與列國交涉，然後再圖收回「法權」。

征韓論爭圖，西鄉隆盛坐於中央

1876年2月，寺島宗則命令日本駐歐洲各國公使就稅權問題與所在國進行交涉。1877年6月，日本駐美大使吉田清成向美國國務卿愛瓦茲遞交了《日美條約私案》。之後，英、法、德等國政府也同意在東京進行修約談判。

寺島宗則

但是，兩個案件使日本改變了先「稅權」後「法權」的談判方針。

第一個案件是1877年12月，在橫濱經商的英國人哈爾雷特秘密輸入「生鴉片」，被日本海關查獲。因為，未經煉製的「生鴉片」屬違禁物品。但是，英國領事館官員維爾金松根據「領事裁判權」進行審判時，將「生鴉片」作為「藥用鴉片」處理，將哈爾雷特無罪開釋。1878年2月，哈爾雷特又因吸食鴉片被查獲。儘管此番「人證俱獲」，但維爾金松在僅罰了少量金額後予以釋放。日本外務卿寺島宗則對此提出抗議，但英方不予理會。

第二個案件是1879年7月，因霍亂流行，日本方面加強了檢疫。但是，德國商船「墨斯培利」號稱已作「自查」，拒不接受日方檢疫並強行駛入橫濱港。寺島宗則為此向德國公使提出抗議，同樣無果。

這兩個案件使日本國民要求廢除領事裁判權的呼聲日益高漲，也使日本政府對寺島宗則先「稅權」後「法權」的交涉路線產生質疑，而且日本的「稅權」交涉也未嘗勝果。於是，明治政府讓寺島宗則轉任文部卿，由井上馨繼任外務卿。

井上馨

分步實施，逐漸到位的「算計」

1882年1月至7月在東京舉行的修約預備會議上，井上馨向西方列國使節闡明了修約將「法權先行」的方針。他宣布：第一，在遵守日本法律的條件下，將允許外國人在日本全國享有旅行、通商、擁有不動產的權利。作為交換條件，將逐漸廢除領事裁判權。第二，審判時法律適用問題，將由日本政府專門聘用的外國法官定奪。也就是說，明治天皇敕諭中「任命外國審判官」事，將付諸實踐。井上馨僅要求修改進口稅率，未提及「關稅自主權」要求。

井上馨的如意算盤是，允許外國人到日本各地旅行、通商、擁有不動產，若「老外」與日本女人「明鋪暗蓋」給她老公戴上「綠帽」引發糾紛，若「老外」住所進了「梁上君子」財物遭竊，如此等等，適用「領事裁判權」，「領事」還不累死？日本司法豈不必然取而代之？如此，廢除領事裁判權必將「水到渠成」。

明治初年，外國人在神戶的居住區

果不其然， 1884年5月，英國公使表示，如果日本內地全面開放，使外國人擁有包括不動產在內的各項權利，同時能健全完善法律體系，制定民法、商法、訴訟法等，英國無意保留「領事裁判權」。同時表示，英國政府可以考慮使日本擁有「關稅自主權」。之後，西方各國先後做了類似表態。

面對列強如此表態，井上馨決定趁熱打鐵，分兩步完成修約：第一步，1884年5月至1886年5月，主要以增加稅率為中心，和列國進行條約的部分修訂。此時允許領事裁判權繼續存在，但要求對涉及刑事案件的「老外」，日方有逮捕權和禁錮10天以內的處置權，同時要求擁有新開設港口的民事訴訟審判權。第二步，以內地全面開放、允許外國人經商為條件，提出全面廢除「領事裁判權」和恢復關稅自主權的要求。所以分步推進是因為井上馨很清楚，日本自身法制的完善需要時間，在日本民法、商法等法律公布、施行前，讓諸國同意廢除「領事裁判權」，乎沒有可能。英德兩國公使認為，井上馨的這一想法確實合理且有可行性，對此表示贊同並提出了相關方案。

明治時代日本接見歐美國賓和外交官的地方鹿鳴館，建成於1883年

1888年4月，日本和有關各國以英德兩國的提案為藍本達成協議，主要內容是：1、日本在批准文書交換後兩年內，向各國全面開放；2、日本根據西方規範編纂法典、建立司法組織，在條件成熟後取消「領事裁判權」。

1911年，經過長期的外交努力，日本最終獲得了關稅自主權。（文/馮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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