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華人遭警察槍殺案教訓：只有掌控政治，在法華人才能確保經濟

當地時間26日晚，一旅法華僑於巴黎家中被破門而入的法國便衣警察槍殺的暴力事件，引起了海內外華人華僑的極大憤慨。隨後兩日，在法華人舉行了罕見的大規模示威抗議活動。

巴黎第十九區的華人因與鄰居口角，就被法國警察上門槍殺一事，諸多媒體已經鋪天蓋地地做了跟蹤報道，因而本文就不再贅述。在此想從另一個視角，即在法國的華人、華裔究竟處於一種何種境況，旨在探究如何擺脫舊有的境況，並能在一個非移民型的、多族群的西方國家，爭取到華人族群應有的一席地位。

筆者鮮明地提出：只有掌控政治權力，在法國的華人、華裔才能在經濟利益上得以保障。否則，就算溫州人再有錢，未來也恐怕只是法國其他族群乃至法國某些勢力的「盤中餐」。

巴黎華人族群的分布：「聚居型」與「散居型」

首先，巴黎十九區以及巴黎華人的境況究竟如何？

念及若要深層理解此類事件，對背景的了解頗為重要，因而在此略加詳述。

此次槍殺事件發生的地方，位於巴黎市的第十九區。在巴黎這是華人和華裔聚居的幾大地點之一。十九區也有老的華人移民，但主要的還是華人新移民，有溫州人，還有廣義的溫州人概念所涵蓋的青田人，以及改革開放之後從中國其他地區來的新移民，例如從中國東北地區來的人不少。

巴黎十九區的另一個特點是除了華人，還有相當多的少數族群，例如阿拉伯人和黑人。所以說，這個區是一個多族群聚居之地。因而，治安總體來說不是很好。經常聽人說去那裡一次就被偷、被搶，而偷和搶的目標一般都針對華人或者相貌酷似華人的亞裔。

根據筆者多年的觀察，將在巴黎的華人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筆者將其稱之為的「聚居型」，另一類是「散居型」或「非聚居型」。

聚居型的如十九區的華人，還有老華人移民所在的十三區；在這些區域的華人和華裔，他們的文化程度總體不高，有些人在巴黎已經生活了幾十年，甚至還只能說幾句簡單的法文。他們從事商業的居多，部分做批發，部分做零售，不少也開個中餐館和其它行業的大、小店鋪。

另一類是散居型或非聚居型華人華裔，主要是在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從大陸來法國的留學生。最初是國家公派，後來隨著中國人收入的日益提高，越來越多的大陸自費留學生來到巴黎。讀書拿到文憑之後，他們就在巴黎定居了下來。此類非聚居型華人華裔，由於接受過良好的高等教育，不少還是高、精、尖領域的人才，他們通常從事技能要求高的工作，不少已經進入所謂的法國「主流社會」。筆者認為正是基於他們自身的優勢和特徵，這些華人華裔通常不聚居，而是散居在不同的巴黎社區。

簡而言之，筆者認為在巴黎的華人華裔總體狀況是不錯的，聚居型華人在收入上幾乎處於法國社會的頂層，僅次於世界財富代名詞的猶太人族群。所以，筆者又將此類人稱之為「財富型」華人華裔。而散居型華人則通過自己的讀書、就業、職業發展獲得成功，不少都堪稱法國社會的「精英」。因而，筆者將此類人稱之為「技能型」華人華裔。

嚴重的「過度執法」與法國社會的漠然

在3月28日接受採訪時，筆者用一句話對法國警察做了評論：這次華人在家被法國警察槍殺，從現有的各類材料匯總來看，警察嚴重「過度執法」、「暴力執法」的概率極高。其實，筆者想使用程度更高的措辭，但當時是以法國「全法中國法律與經濟協會」副會長的身份接受採訪，無奈只得表現出不偏激的些許特點來。

曾與筆者一同參加過浙江省麗水市世界華僑大會的法國青田同鄉會會長陳少奇先生，介紹說死者為一名劉姓57歲中國浙江青田籍華僑，事發在法國巴黎十九區Aubervilliers街上的一棟Villa Crucial寓所內，事發時家中還有劉某的妻子、四個女兒和1個兒子。迄今沒有任何的證據能夠證明，在開槍前法國警察的生命是受到威脅的。更不用說就一次鄰里口角，用得著派50人的警察隊伍上門嗎？更何況並未依規著警服而是著便衣。

恕我直言，筆者在巴黎已經定居十餘年，法國警察如此這般對待華人，聞所未聞。因此，對該事件的徹查極有必要。並且一旦被證實，就應讓這些警察受到應有的刑罰處罰，而非只是簡單的「停職」。理由很簡單，至少在沒有進一步有說服力的證據之前，現有的材料都足以證明法國警察在此次執法中疑點多多、漏洞百出，並且這也與筆者多年來腦中法國警察溫和、不輕易開槍的秉性判若兩人。

此次華人被槍殺事件，讓筆者想起之前在巴黎東北部一個名叫Léo的黑人年輕人，被警察用警棍捅破肛門而引發的騷亂。後來，奧朗德總統立馬親臨這個黑人的床前慰問。縱使如此，巴黎東北部還是由此引起了多起的打砸搶事件，以及持續數周的騷亂。

倘若細加比較，會發現太多的不同之處。上至法國政壇，下至法國媒體與法國民眾，面對的同樣是外來族裔，同樣是被法國警察「暴力執法」，並且那個黑人還只是被捅破了肛門，而中國人卻被射殺致死……；法國政府的反應是不痛不癢的「官話」，法國媒體採取的是「鴕鳥政策」，能掩蓋的部分事實就掩蓋，能不報道的部分就不報道。要不是在法華人自身力量增強，資訊很快得以分享，很多人根本不會知道這是一件如此嚴重的事件。而法國大眾對此表現出的「漠然」，也是讓為法國社會做出貢獻如此之大的華人華裔社團倍感心涼。

只有掌控政治，華人才能保障經濟

筆者之前曾經在不同的場合，向在巴黎的華人華裔社團重複過這句話：「只有掌控政治權力，華人才能保障經濟利益」。在這一點上，中國人真要好好跟猶太人學習。法國官方不允許對不同族群進行人口統計，但筆者根據不同的數據來源加以綜合，估計在法國的猶太人和中國人在數量上基本差不多，都在50萬人左右。如果算上尚未取得正式身份的人（俗稱「黑戶」），中國人應該比猶太人還要多一些。

誠然，猶太人由於歷史的原因，來法國的時間自然要比中國人長久很多。但更為關鍵的是，猶太人很早就意識到筆者重複多次的這句話，因而在經商發財之後，將財富的一部分投入政治「經營」之中——抑或「收買」政治代理人，抑或直接參政，抑或通過與位高權重的法國當地家族進行通婚的方式等，最終將法國相當一部分的政治權力，牢牢地控制在猶太人族裔自己的手中。

而中國人由於來法國的歷史短，加之佔據法國華人華裔半壁江山的廣義溫州人，其在浙江老家之時就是典型的「只問金錢、不問政治」之人。他們到了巴黎之後，依舊恪守著這個理念，以為只要遵紀守法、只要勤勞掙錢，作為西方文明「燈塔國」的法國，必定會讓他們過上有保障的日子。

其實，之前的幾十年這個問題並不嚴重，是因為法國的經濟還是不錯，其他族群也能過上好日子。然而隨著歐債危機以及銀行、房地產等伴生的危機接踵而來之際，華人華裔原先的寧靜生活被打破了。首先是作為法國社會底層的黑人和阿拉伯人，失業人口越來越多，無所事事的年輕人日益增大，很自然就出現針對華人華裔的搶劫事件。吉普賽人即法國人稱之為的「羅姆人」，則專攻偷竊，也主要針對華人華裔。這一切針對的不單是已經在巴黎定居的華人華裔，而且針對只來巴黎和法國其他地方旅遊觀光的中國人。

筆者真誠希望在法華人華裔，能夠儘早意識到政治對經濟的絕對意義。其實，作為少數族群受到威脅是常見之事，例如猶太人的學校也常受到穆斯林極端分子的威脅，但法國政府立馬下令對法國境內所有的猶太人學校，提供24小時高級別的軍事保護。相比之下，究竟有多少起華人華裔被搶、被偷事件是壓而不報的、報而不理的、理而不力的，早已無法從數據上說起。

只有華人華裔一改不過問政治的習慣，在法國多多參政——有財力的提供資金支持，有能力的直接上台競選，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人迄今在法國「只剩下錢」的形象。

圖：巴黎華人悼念遇害者

在法華人需對內團結、對外「籠絡」

當然，這些年在巴黎的華人華裔族群，在這個方面也不是沒有舉動。2008年北京開奧運會之前，全法國的華人華裔組織了規模盛大的巴黎華人「4.19大集會」。在筆者看來，這是在法國的中國人第一次如此齊心，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當時有不少的溫州商人直接開支票，對此給了大力的支持。

2008年其實是一個很好的開端，可惜的是之後這個趨勢沒有保持下來。前文所述的兩個類型——「聚居型」和「散居型」的華人華裔，在巴黎「4.19大集會」之後，又回到各自為政的一盤散沙的局面。

筆者認為，此次又是一個極佳的能夠將巴黎乃至全法國的華人華裔加以團結的良機。除了上述的在對外上中國人要介入上層，進而在一定程度左右法國政壇的決策，還需要在華人族群內部加強團結，尤其是近乎生活在兩個世界的「聚居型」和「散居型」華人。

大家都要充分意識到：中國人只有自己團結了，外人才會看得起你，也才會把你當回事；而不至於同樣的示威活動，法國警察面對黑人、阿拉伯人的挑釁、辱罵乃至毆打，能做到罵不還口、打不還手；而此次面對中國人的示威，法國警察就直接棍棒伺候。倘若有一天，「財富型」的華人（廣義溫州人）和「技能型」的華人（知識分子為主）真正聯起手來，形成一個強大的既有財力、又有智力的華人族群，法國警察就不敢如此造次了。

除此之外，筆者認為在法華人華裔還應該創建自己的「群眾基礎」。筆者仔細比較了上次黑人事件之後的示威遊行和此次華人事件之後的活動。不難看出，在黑人的示威中有無數的阿拉伯人，還有不少的白人法國人，而在我們中國人的示威隊伍中，幾乎是清一色的華人。此類比較興許未必具有足夠的邏輯性和顯著的關聯性，但筆者認為，華人華裔是到要改變傳統的「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態度的時候了。

「悶聲發大財」可以說是華人的「祖訓」，這是要繼續提倡不假。只是到了別人的國家，倘若還是依舊如此行事，不用說黑人和阿拉伯人，就連當地土生土長的白人法國人，據筆者的常年觀察，他們對華人華裔也是心生怨氣。尤其到了最近十年期間，經濟危機了，工作沒了，福利沒原先好了，房子買不起了……，而一回頭，眼見華人華裔大發其財，國內來的人更是買空這個店、包空高鐵和飛機等。法國的其他族裔對中國人的「不滿」是顯而易見的。

因此，筆者建議在法華人華裔要多多樂善好施，多參加所居住社區的活動，尤其是幫助其他族群的公益活動；換言之，是要盡量「籠絡」其他族裔。否則，華人華裔還會繼續孤掌難鳴。

總之，筆者在文初所述的「只有掌控政治權力，在法國的華人華裔才能在經濟上得以保障」之策，尤其隨著在法國的華人華裔越來越富有，就更應該儘早地被華人社團提到日程上來。否則，就算溫州人再有錢，未來也恐怕只是法國其他族群乃至法國某些勢力的「盤中餐」。憑籍筆者在巴黎十餘年的生活、工作的感受，此言並非危言聳聽。

（本文作者趙永升為法國全法中國法律與經濟協會副會長，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教授，《財富》專欄作家；本文轉自3月29日財富中文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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