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很忙，寫日記寫手諭還親自代寫戰報，事無巨細，越級指揮

眾所周知，蔣介石習慣寫日記，並經常寫手諭下指示、嘉獎、批評，但比較稀罕的是他還會親自代寫戰報。

1936年6月，兩廣軍閥假「抗日」之名，在日本的資助下發動兩廣事變，內戰一觸即發。錢大鈞收藏的蔣介石手諭，關於兩廣事變的共有三通，第1通為過問株洲所存彈藥數目情況，算是常規的軍事手諭；第3通為事情解決後，準備親自駕臨廣州處理兵變的手令；最有意思的要數第2通代寫戰報的手令：

登報，交陳主任用通訊社發表。

衡州十四日電：桂軍主力仍在永州與祁陽一帶，其前由祁陽之東撤回之部隊，仍在祁陽之靈官殿、熊嶺構築陣地布防，其後方部隊仍向前集中，聲言非達到長沙，絕不停止。

從「衡州十四日電」推測，這通手令應為6月13日下達，正是天下將亂未亂，雙方劍拔弩張的時刻。這種親自代寫戰報的情況在蔣介石諸多手諭中屬於較為罕見的現象，也說明該戰報的重要性。這封不長的戰報無一字是空洞口號，全是與桂軍相關的情報，顯然是給前線的將領看的。尤其是末尾「聲言非達到長沙，絕不停止」一句，像是在告誡湖南軍閥何健：桂系打的就是你老巢，別想著保存實力當漁翁，還不快積極響應中央，抗擊桂軍！

事無巨細一插到底，遙控指揮的風格在蔣介石的軍事生涯里貫穿始終。這一點影視作品中常有表現，通常是眾將領召開軍事會議，主持會議的將領拿出一張寫滿毛筆字的紙，說委員長手諭在此，於是很多仗不這樣打也得這樣打。這一幕是否真實姑且不論，但在老蔣敗退台灣後，那些國軍將領們的確對他這種作風開啟了瘋狂吐槽模式。白崇禧譏諷他就是一個「步兵排長」，李宗仁在回憶錄中也說「奉行蔣先生的命令，往往要吃敗仗，但是如不聽他的命令，出了亂子，便更不得了」。就連新6軍的一個少尉黃耀武也毫不客氣的批評道：「蔣介石應該把權力放下去，聽聽指揮官的建議，他不是，前方打仗瞬息萬變，眨巴眼情況就有變化，你老是高高在上，到處指揮??瞎指揮一頓。」

這些批評並非毫無道理，不過蔣介石也有不得不這樣做的理由，大環境也讓找不到更好的方法。北伐後的國民政府雖然在形式上統一了中國，但這些所謂的國家軍隊名義上拿著國家的番號和軍餉，實際上卻被各路大小軍閥們當成私家軍隊使用，派系問題又是國民黨軍隊在大陸時期始終未能切除的毒瘤，不同派系，誰也不買誰的賬，名義上都是國民革命軍，但到了戰場上卻號令不出指揮部。說句公道話，如此軍隊，作為最高領袖的蔣介石不親自過問還真不放心。前文所舉的那通最高領袖親自代寫戰報的手令，折射出的也正是這一問題。

北伐戰爭時期，講解死密令吳忠信策反北洋將領的密令

或問，為何黃埔系將領也對老蔣這種頻頻下手諭的做法頗有怨言？首先，不否認從性格角度而言，軍旅生涯的影響讓蔣介石養成了這種習慣，指揮多了就形成慣性，甚至不滿足於下手諭，直接親臨現場指揮一番。其次是蔣介石常對屬下的辦事能力很不滿以至於產生不信任，他下的手令也頗有「我來教你們做人」的意思。例如盧溝橋事變後，他曾下了一通手諭，責問「前日近衛內閣與其各社團談話之發表，如此重要消息為何不報？」要求外交部與中央通訊社，以後「凡日本軍部與政府談話態度，以及同盟社各種消息，應時時向中正通報??以後對東京與平津消息，以及各國對盧案之態度、言論，皆應時時不斷的詳報為要」，直接教下面該怎麼做。

當然，還有一類手令是蔣介石與將領之間所站角度不同而引起的分歧。如黃埔一期的孫元良在他的回憶錄《億萬光年中的一瞬》中提到淞滬會戰後期，蔣介石下令要第88師留在閘北，死守上海，但他不同意，認為孤守上海，在組織解體，糧彈不繼，混亂而無指揮的狀況下，必然被敵軍屠殺，「那才不值，更不光榮啊」。但最後拗不過，決定只留一個團死守閘北，也就是四行孤軍「八百壯士」的由來。從軍事角度來看，孫元良的顧慮很有道理，蔣介石讓88師留守閘北的確有拿部隊送死之嫌。不過站在蔣介石的角度，九國公約會議即將於當年11月在布魯塞爾召開，若上海還未淪陷，他想抓住這個機會爭取國際干預。雖然事實證明這會議並沒有什麼用，但也可以看出，蔣介石作為一國之統帥，他下手令往往還會考慮政治、外交因素，很多指令在單純從軍事角度考慮問題的將領們看來，自然就是「瞎指揮」了。

這倒不是為蔣介石辯護，他這種越級指揮一把抓的作風的確給國軍造成不少負面影響，上面有命令壓著，將領的主動性會因此而大大降低，無法發揮。人的精力畢竟有限，蔣介石也不是超人，言多必失，手令多了也必出錯亂。國共內戰期間，蔣介石不僅頻頻下手諭遙控，還時常飛來飛去親臨指揮。搞得他老人家飛到哪裡，哪裡就打敗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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