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皓峰出版《處男葛不壘》：不知怎麼成於我手
徐皓峰 作家、導演
徐皓峰出版《處男葛不壘》：不知怎麼成於我手
文 | 劉爽爽
（財新記者）
近日，電影《刀背藏身》殺青，因拍攝時腰背勞損，參加新書發布會時，導演徐皓峰不得不柱了根拐杖。
「開始做武俠小說之前，我做了好幾年苦哈哈的、寫純文學的青年。現在能出這本書，被你們尊重一下，對我來說是僥倖存活。」徐皓峰開玩笑說。
新作《處男葛不壘》便是那段「苦哈哈的純文學」作品。不同於《武士會》《道士下山》《大日壇城》等長篇小說，也迥異於影評集《刀與星辰》、紀實作品《逝去的武林》《高術莫用》《武人琴音》等，它是徐皓峰的少作，一部純文學小說集。九篇小說創作期涵蓋了他「青春的初始與結束」。
《處男葛不壘》
徐皓峰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7年2月
稀奇古怪，美妙非凡
寫這些小說時，徐皓峰還是青年。《流氓家史》寫於1995年，彼時他在北京電影學院讀大三；《者名演員郭國林》寫於2006年冬季，他正失業在家。
在這些篇目里，徐皓峰獨特的寫作風格已顯現端倪。《流氓家史》中的一家人以漢奸、流氓、殺手的身份存活百年，不老不死。他們經歷了包括民國刺殺宋教仁、抗日戰爭勝利、新中國成立後知青下鄉、改革開放後「氣功熱」、上世紀90年代混亂的投資環境等中國近現代史大小事件。
《者名演員郭國林》是他對劇組生態的荒誕再現，睡了女演員的導演稱自己在為藝術獻身，亂改劇本的女演員覺得自己是甘當活菩薩普救世人，懷抱明星夢的郭國林則被各種藝術說辭耍得團團轉。
《逝去的武林》
徐皓峰 撰文 李仲軒 口述
人民文學出版社
2014年4月
《處男葛不壘》里主人公所有的性知識來自道家《洞玄子》一書。他堅信，男人在妻子經後一至三天行房，將獲得兒子；四至五天行房，將獲得女兒；五天後行房，都是白費；《博爾赫斯的眼睛》里供奉博爾赫斯的「小姐」；《1987年的武俠》里歷經七生七世的武俠……凡此種種無不怪誕離奇。
「稀奇古怪，美妙非凡」，這是《流氓家史》中主人公最後大喊的一句話。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楊慶祥覺得，這句話足以概括小說集的總體風格。
大多數青春期寫作，往往有很重的「處男氣」。主人公一方面對外部世界毫無理由地失望、悲觀，另一方面對自己的身心狀態過分關注，每天琢磨著破處。十幾歲的寫作者，無論男女十有八九要寫到自己第一次月經或手淫的經歷，看起來「黏糊糊的」。這讓作家蔣方舟覺得沒意思。
「徐皓峰的小說集很有意思在於，他的目光是向外看的。」閱讀《處男葛不壘》的經歷讓蔣方舟想起余華的《十八歲出門遠行》，主人公迫切地探索周圍的叢林社會和紛繁複雜的藝術觀念。「徐老師的作品有一種元氣，這種元氣至今罕見。現在的小說大部分講述匍匐的的苦難，碎片化而充滿牢騷，缺乏向外看的目光。」
《刀背藏身》劇照
用畫畫的手法寫小說
書中的六張油畫插圖是徐皓峰少年時的作品。1990年，17歲的徐皓峰在中央美院附中油畫專業就讀。很多時候，周圍人對自己創作的作品完全沒有感受，但因為同在一個圈子，往往要互相點評、恭維。這讓他難受，想著生命是不是能有另一種可能，連忍帶混到了畢業，徐皓峰憤而去考電影學院。
上世紀90年代初，拍電影要用膠片，拍攝成本高昂，即便是專業院校的學生也很少有實踐的機會。徐皓峰捨棄了美術，專業上又閑得發慌，於是開始動筆寫小說。
22歲的徐皓峰初涉寫作時，並未學習任何文學技法，自稱是在用畫畫的手法寫小說。畫畫時在外寫生，因為陽光太刺眼，用於畫的時間其實非常短，往往是長時間遠眺、觀察後，在黃昏時段完成一幅畫。「創作小說時想描述一個事件，就像當初畫畫，只有一個小時時間。我當時的文學能力只夠寫一個短篇或者中篇。所以只能憑著原來在野地畫畫的分寸感，謀劃大概的格局，寫到一個具體的情節覺得這塊可以收筆，那個地方可以再濃一點。」
寫《者名演員郭國林》的時候，他原本只想寫劇組裡一個計程車司機，結果也和在野外寫生似的，開始只是覺得這棵樹很好，但當真正畫這棵樹時，一下看到遠方的群山。他本來在寫司機郭國林，寫著寫著，劇組裡各色人等都出現了。
如今重新翻看《處男葛不壘》讓徐皓峰心緒古怪，「不知怎麼成於我手」，如觀陌生人作品。他在序言中寫：「每篇皆有觸目的數行，愴然嘆服，寫得真好。誰寫的？想認識他。」
《師父》劇照
不要從事任何門類的藝術
徐皓峰現在最為人熟知的身份是電影人。《刀背藏身》是他的第四部導演作品，與前三部（《倭寇的蹤跡》《箭士柳白猿》《師父》）相同，都改編自自己的同名小說。
此外，他曾憑藉王家衛執導、自己編劇的電影《一代宗師》獲得第33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編劇。2015年，陳凱歌改編自其同名小說的電影《道士下山》上映。
徐皓峰從初一立志學藝術，三十年來，漸生寒意。他建議別人不要從事任何門類的藝術。在北影教書，每年新生入學，他作為教師代表給學生講話，說的都是，「你們不應該來這」。
《箭士柳白猿》劇照
活動現場，一位青年讀者詢問怎樣堅持自己的文學夢想。徐皓峰迴答：「放棄文學很好。」
他的理由是，從15歲至今，他經歷的藝術歷史和藝術教育一直在變動。「我們先是淘汰了民國的世人藝術教育，擁抱革命藝術觀。革命藝術觀維繫不過幾十年，又開始以歐美西方世界為準，西方的藝術水準我們又達不到，最後藝術變成小商品藝術觀——怎樣的藝術品賺錢。如果在這個階段從事藝術，你作為藝術家的人格、技法、歷史都是混亂的。如果你把藝術作為職業，很可能成為時代的犧牲品。」
他覺得自己是意外的幸運兒，少作得以出版純屬僥倖，並不值得文學青年效仿。這樣的論調與作家止庵如出一轍。2017年初，止庵出版了短篇小說集《喜劇作家》，書中收錄的都是他三十年前的寫作。
《倭寇的蹤跡》劇照
寫這些小說的時候，止庵寄予了非常大的期望。他當時想，這每一篇寫得多好，大家到時候會讀得多麼高興。小說刊發後，起碼會有人來跟他握手。但當年真的沒有。當這一切來臨的時候，止庵伸出的已經是一雙老手了。
也許藝術之詭譎正如徐皓峰在序言中所寫：「藝術不是個人行為，個人所能做的，只是最初下一個決心，之後都是隨波逐流，老天在一路安排。」
刊於財新網文化頻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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