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戰爭，日本贏在1774年

顯微鏡，日本1787年公開出版的《紅毛雜話》插圖

1774年日本發生了什麼？

沒有什麼註定改變世界的大人物誕生，也沒有一聲炮響給閉關鎖國的日本人民帶來光明，只是2個日本老頭完成了1本書——1本醫書。

這2個老頭兒名叫杉田玄白、前野良澤，都是日本的著名「蘭醫」，也就是西醫。

日本的傳統醫學，和他們的衣裳一樣，是從中國學過去的，用的是「漢方」，大夫這個職業講的也是世代相傳，老子做大夫、兒子也學醫學，幾輩子干一行，對於醫術的感情也就非同一般，往往在學完家傳手藝之後，去外面遊學拜師。

杉田玄白就是醫生中的奇葩，不但學「漢方」寫出了《養生七不可》，還苦學荷蘭語，抱著荷蘭人不遠萬裡帶過來的醫書亂啃，其中就有1731年出版的荷蘭文解剖教科書，看到其中詳盡的插圖，佩服得不得了，可惜活人不能亂解剖，也就苦於沒有驗證的機會。

直到1771年，杉田仔細觀察了一個被處死的犯人的屍體，估計也伸手切了幾刀，驚奇地發現，人身上的結構和插圖上畫的一樣，比中醫說的人體結構靠譜多了，咱趕緊給它翻譯成日文，讓大家都知道知道吧。

就這樣，山田拉著前野良澤、桂川甫周等同仁、小輩，花了4年時間翻譯成了《解體新書》一書。

這本書之所以重要，和它在醫學史上的位置關係不大，而在於參與翻譯它的幾個人，通過這本書學習、實踐了近代科學的研究方法，並擴展到了「蘭學」（註：西方科學，取荷蘭的蘭字得名）的其他領域，完成了日本科學史上的一次飛躍。

好吧，這話說得太嚴肅了，輕鬆點說，這幾個日本老頭兒點對了科技樹，正巧他們很會教學生，成材的弟子足夠多，弟子混得好，師門水漲船高，「蘭學」終於成了日本一個正經的學派，上了檯面。

你可別小看「上檯面」這個成果。

要知道，德川幕府在17世紀屠殺了國內的天主教徒之後，反覆下達禁令，不允許外國人到日本做買賣、傳教。

稍稍有點特權的是荷蘭人和中國人，也被限制在長崎居住，你沒看錯，就是後來挨了原子彈的長崎，那地方的中國人有生活了7代還沒有加入日本國籍的，比汪精衛可有種多了。

話題拉回來，荷蘭人不遠萬里來到長崎，被圈在一個人工島——出島上居住，有人就有病，有病就有醫生，因此，荷蘭東印度總督在250年間派遣了100名左右的西醫常駐長崎。

德川幕府的大將軍不是傻瓜，身邊放著這麼個小島，不只是為了買點鹿皮。實際上，幕府政權一直趴在這扇小窗口後面，羞羞答答地觀察著世界，比如，規定每年來航的荷蘭商人必須向將軍報告當年世界上發生的大事，是不是很有點《參考消息》的味道？

這種有限地開放，在1716年繼任第八代將軍的德川吉宗任內，達到了一個小高潮。

與他同時代的清朝皇帝是誰呢？

雍正行樂圖之刺虎，雍正皇帝身著西式服裝，頭戴假髮

康熙、雍正、乾隆。

這爺仨同樣對世界洞若觀火，法國傳教士錢德明在給自己妹妹的信中曾提及此事：「乾隆皇帝有遣使臣至法見路易十六世之計劃，德明將隨使行。法國王室似甚期待使臣之來。」這次訪問，最終因法國大革命爆發而夭折。

有能力、有意向和萬里之遙的法蘭西互派使團的清帝國，無疑遠比只能拉著荷蘭商人問長問短的德川幕府更加開放，但是，這種開放只與皇帝有關，擴大一下外延，只與八旗貴胄中的一小部分近臣有關。

因為帶來西方文明的傳教士，事實上被乾隆皇帝拴在了宮殿里，作為私人的工具。

除了以畫畫知名的郎世寧外，精通天文、數學的戴進賢受命修曆法；蔣友仁負責畫《皇輿全圖》；傅作霖到征討大小金川前線設計火炮；安文思為宮廷修鐘錶。

上面這幾位看著名字都像中國人吧？其實既有法國人，也有義大利、德意志人，他們在北京的生活被嚴密監控，不僅傳教的本職工作幹不成，還像拉磨的驢一樣，「總是被支來支去干這干那。」比如給圓明園造噴泉……

到了嘉慶皇帝即位，這些忙來忙去的外國人也被趕走了，新皇帝不喜歡西人，也不喜歡西洋物什，傳教士們像垃圾一樣被愛新覺羅家族趕出了北京，直到1830年代，澳門之外的中國大陸，再也找不到傳教士的蹤跡了。

反觀日本，中國的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元旦，杉田玄白、前野良澤等人的學生大槻玄澤在他開辦的學塾「芝蘭堂」中舉行「新元會」，聚集了29名蘭學同仁，一起開了個元旦茶話會。

在這個懸掛著西方醫學之祖希波克拉底畫像的斗室之中，日本的蘭學者的元旦聚會，足足搞了42年。

在有名字可查的1796年、1798年兩次「新元會」中，參與者共有藩主7人，藩臣、武士7人，幕府醫官、藩醫26人，町醫8人，翻譯3人，庶民6人，其他職業或身份不詳者10人。

在德川幕府的分封體制下，幕府高踞頂端，其下就是各個藩國的世襲藩主，放在中國，就是曾國藩、左宗棠的地位，他們對蘭學的學習，已經可以窺見當時日本對於西方知識學習的積極程度了。

另據日本學者的統計，明治維新前，日本有名姓可考的蘭學者有9000多人，他們多以醫入學，進而翻譯西方的自然科學著作，以及少量的社會科學著作，並通過師徒傳授和遊學等方式，形成了一個遍布全日本各個階層的「蘭學者」群體。

在這個群體之中，大槻玄澤的弟子和再傳弟子，無疑成為各個區域的絕對骨幹，日後明治維新中最活躍的政治人物們，都或多或少與他們有關。

當然，大槻玄澤的徒子徒孫們其實仍是翻譯荷蘭書籍的閉門造車，他們掌握的往往仍是二手、三手的知識。

真正讓日本的蘭學者走入新時代的是一個外國人——弗蘭茨馮西博爾德。

楠本稻，西博爾德留在日本的女兒，曾任明治天皇宮廷御醫

作為第一個被幕府特許在長崎出島之外開設診所的外國人，西博爾德行事非常與眾不同。出身醫學世家的西博爾德，既是醫生也是博物學家，他在長崎郊外的鳴瀧塾廣開宗門，要求其中優秀的學生各自認領課題，在全日本進行科學考察，最終用荷蘭語撰寫論文。

這也是日本蘭學界第一次與國際科學界接軌，第一次走出翻譯的舊路，這些改變為日本帶來了一陣「西博爾德旋風」。

日後倒幕戰爭的主力，維新前造出日本第一艘蒸汽船的薩摩藩兩代藩主，島津重豪、島津齊彬，維新前就獨立製造出蒸汽機車的福岡藩藩主黑田齊清，中津藩藩主奧平昌高等人，都曾和西博爾德交往，這些人的影響力，或許比鳴瀧塾多達100人的學生更強大。

不久後，歸國的西博爾德行李中被查抄出了日本地圖，以間諜罪被判驅逐出境，永久不得踏足日本國土，只給日本留下了一個2歲的混血女兒，楠本稻。

楠本稻日後師從西博爾德的徒弟們學習藝術，成為日本歷史上第一位女婦科醫生，而她為了學習西方醫術所拜的荷蘭語老師更為知名，甚至可以說改變了日本歷史。

大村益次郎，日本「軍制之父」，一手完成了倒幕主力長州藩的陸軍整編，並且力排眾議要求倒幕後的日本陸軍完全學習西方軍制，徹底終結了武士制度，而他本人也被憤怒的武士暗殺。

而他，就是個醫生，村莊中的醫生。

事實上，真正改變日本國運，令其免遭中國近代屈辱命運的人們，並非高高在上的天皇、將軍，而是這些用自己的眼睛了解世界，用自己的手筆介紹世界的蘭學者們，他們的第一職業，都是醫生。

當然，面對沉珂纏身的病人，醫生不止要會用藥，也要會用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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