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征時女紅軍最怕生孩子 為國家大事忍心拋棄親生骨肉

當紅軍在瑞金建立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之後，共產黨帶領貧苦農民打土豪分田地。做了主人的農民把土地和莊稼經營得肥沃而茁壯，春季的插秧播種、 秋季的收割打場，成了他們競賽的項目，駐地的紅軍也常常參與其中。一面是雄壯的號子，一面是嘹亮的軍歌，此起彼伏，繁忙而熱鬧。

當時，只有23萬人口的瑞金縣就有5萬多人參加紅軍和地方革命鬥爭，人民群眾的革命熱情積極而又高漲。男人們參加紅軍拿起槍杆子鬧革命，婦女們也相繼掙脫 封建禮教的羈絆，走入革命的洪流。她們剪掉經年的長辮子，梳起了革命頭；她們打開包裹了數年的纏足布，放開了裹得變形的小腳；她們擺脫了童養媳的命運，走 上與封建勢力抗爭的道路；她們甚至走進中央黨校和蘇維埃大學校門，走進了革命幹部隊伍的行列，擔任起蘇區各個省、縣的婦女部長。她們一路唱著山歌，用她們 滿腔的熱情，以她們特有的工作方式，走街串巷宣傳革命道理，深入敵後搜取情報，為革命燎原之勢播下了星星火種。

然而，1934年瑞金的秋天卻過於沉悶。廣昌戰役宣告紅軍對蔣介石第五次反"圍剿"的失利，這為蘇區的革命鬥爭兜頭澆了一盆冷水。蔣介石的軍隊長驅直入， 開始向中央根據地的中心區域大舉進犯。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進行了上百次的戰鬥，根據地越打越小，紅軍付出了慘重的代價。甚至為了躲避國民黨空軍的狂轟濫 炸，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和中央軍委也從沙洲壩那片開闊的田園搬到了僻靜的岩背梅坑，分別駐紮在高圍、陂下、梅崗、田心、黃陂五個鄉。中共中央機關駐在 梅崗區馬道口村梁氏眾廳，中央軍委機關駐在田心鄉岩背村祠堂里，中央政府設在高圍鄉雲石山上的雲山古寺中。這裡的空氣似乎一下子凝重起來。"三人團"是當 時中共中央的最高決策者，他們夜以繼日地密談，不斷有命令從這裡發出，但信息的傳遞僅止於有限的一些人。

1934年9月中旬，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將中央組織局主任李維漢叫到辦公室，神秘而嚴肅地告訴他："黨中央已經做出決定，中央紅軍轉移到湘西洪江去建立新 的根據地。"回到駐地以後，博古和李維漢分別向中央婦女部下達了兩項重要任務：一是發動蘇區婦女做二十萬雙草鞋、縫製十萬條米袋子；二是草擬一份隨軍轉移 的婦女名單。李維漢在交待中央婦女部部長李堅真擬寫隨行女紅軍名單任務的同時，還明確告訴她，中央領導同志的夫人和中央直屬機關擔任領導職務的女同志的去 留可以不考慮，由中央和組織部決定；在軍隊工作的女同志，由總政治部決定。因為"三人團"在部分中央高級將領的去留問題上還存在分歧，一直沒能最後確定下 來，領導夫人們也只能在等待中觀望。

男人都無法決定的事情，女人們也只有等待。等待的不僅僅是她們自己的去留問題，更讓她們難以抉擇的是孩子。孩子是母親的心頭肉，哪一位母親不愛自己的孩 子？又有哪一位母親捨得離散骨肉？父母對自己有養育之恩，哪一個兒女不愛自己的父母？又有哪一個兒女願棄父母於亂世？在風雨飄搖的境遇中的捨棄和失落，將 是母親和兒女心頭永遠的痛。

10月，長征開始了，紅一方面軍參加長征的女紅軍共有32位，她們是鄧穎超、蔡暢、康克清、賀子珍、劉英、劉群先、李堅真、李伯釗、錢希均、陳慧清、廖似 光、謝飛、周越華、鄧六金、金維映、危拱之、王泉媛、李桂英、甘棠、危秀英、謝小梅、鍾月林、吳富蓮、楊厚珍、蕭月華、李建華、曾玉、劉彩香、丘一涵、吳仲廉、彭儒、黃長嬌（滯留江西）。這32位女紅軍中有30位勝利到達了陝北吳起鎮。

長征途中，一方面軍共有五位女紅軍生下孩子，她們都沒有逃過將孩子拋下的命運。母子生離死別的情景，一次又一次地刺痛了劉英的心。

遇到緊急的時候，要生孩子，怎麼辦？找個老百姓家，破爛房子，就在那裡去生。賀子珍就是隨便找一個房子生在那裡，生下孩子丟給老百姓。毛主席也是很難受的，但也沒有辦法，大家都一樣，不能特殊。

老紅軍鄧六金是曾山的夫人，這個同樣健談的老人為我們講述了另一個故事：有一個女同志叫曾玉，湖南人。她生孩子的時候，正好是在山區，爬完一座山，又上一 座山，我扶著她終於下了山，天已經黑了，村裡的老百姓全都跑走了，她只好在外面采豌豆葉、豌豆苗熬一點湯喝。她怎麼辦？孩子怎麼辦？在那個環境下，一點辦 法也沒有！她身體很虛弱，但也只有跟著大部隊走，剛生下的孩子，她的親骨肉，放在草堆裡面，那孩子一點也不哭，眼睛大睜著，很可憐的，好像一生下來就知道 自己的命運。孩子放在那裡是死是活也不知道。

當時部隊有鐵的紀律，劉少奇的前夫人告訴我們，任何人不能帶孩子行軍。不管是男孩還是女孩，生下來要交給老百姓。交給老百姓也有規定，一般要留下不少於十塊的銀元。

在行軍途中，鄧發的夫人陳惠清突然要生孩子，當時，頭上有敵機盤旋，背後有追兵隆隆的炮聲，追兵越來越近，情急之下，董必武下令，讓打後衛的部隊堅決堵住 追兵。一場激烈的阻擊戰在臨時產房後面的山頭打響了。部隊從上午頂到下午，這邊孩子也生下來了，但是，剛剛成為母親的陳惠清卻無法帶走懷抱中的嬰兒。留在 破屋子裡的是幾塊銀元、董老寫的紙條，和用舊衣服包裹的嬰兒。她和部隊匆匆踏上了征途。

在北京採訪時，老紅軍們都提到同一個名字：廖似光。她是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五個產婦里唯一健在者。我們在廣州終於見到了廖似光本人。

廖似光是凱豐的夫人，早年投身革命，在上海進行地下工作時，就曾忍痛將一個剛生下的嬰兒送給別人。她沒有想到的是，她的第二個孩子將面臨同樣的命運。懷有 4個多月身孕的廖似光跟著部隊跋山涉水，沿途還要發動群眾，籌款籌糧，由於過份勞累疲乏，到七個月時，孩子小產了。孩子是在密集的槍聲中誕生的。

她回憶當時情景時說：我感到一陣陣劇痛，沒有辦法，只能就地接生，鄧大姐非常關心，過來看我。她說，是個男孩，是未來的小紅軍，你沒有擔架，就坐我的擔架 吧。小孩放在擔架旁邊，到有老百姓的地方再寄養。但我不想拖累了部隊，孩子不能帶，我就用毛巾把孩子一包，寫了幾個字，是孩子的出生年月日，說是紅軍留下 的，請收容撫養。第二天我就跟著部隊走了。

再艱難的路她們也走過去了，革命者追求的理想實現了。革命成功了，長征母親們始終沒有忘記那些不得不捨棄的親骨肉。晚年的賀子珍提及她的長征嬰兒，也每每動容。廖似光也是如此，提起往事，感慨萬端：我後來去找過孩子，哪裡找得到，所以一直為這個孩子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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