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征軍將領「吃空額」，士兵「死的逃的愈多,他們就愈高興」
抗戰期間，國軍消耗極大。七七事變前，國軍僅有現役士兵170萬人，而後來國軍損失超過450萬①。國軍一邊徵募新兵，一面堅持抗戰，殊為不易。但因軍官腐敗、兵制混亂，導致軍中有很大空額，甚至最高統帥部也無法確知國軍的實際兵力。
國軍中「吃空額」的問題由來已久，抗戰爆發後呈愈演愈烈之勢。宋希濂回憶，1942年，遠征軍中「有許多空缺, 入緬時各級部隊長就已冒領了許多錢。及到戰爭失敗, 許多下級幹部和士兵都病死、餓死或被敵人打死以及逃散了。正當入緬軍喪師辱國, 舉國震動,士兵的親屬得到噩耗,悲痛萬分的時候,入緬軍的許多部隊長和軍需人員卻是充滿了愉快和歡笑,因為他們可以大撈一把,領來的大批外匯再也無鬚髮給那些死人了。死的逃的愈多,對他們就愈有利, 他們就愈高興。」②
1943年戴笠在給蔣介石的電報中也披露，駐在雲南的中央軍各師長，都自稱「現有戰鬥士兵八九千人」，但實際上「師士兵缺額均甚巨大，如三十六師現在騰北一帶游擊，實數僅約四千人，八十八師現任怒江西面防務，實數僅約四千五百人，八十七師現任怒江正面防務，其戰鬥士兵有五千人，尚較其他各師為多。」③國軍一個師的滿員編製大約是1.1萬人。
戴笠上報的這種情況在國軍中當屬常見。1944年9月，桂柳會戰時，楊森率第二十七集團軍參戰。該集團軍下轄第二十軍、第二十六軍和第三十一軍。張發奎說，這三個軍「全是從湖南戰場潰敗下來的部隊，都嚴重缺額」。依據當時的統計，二十軍有4567人、二十六軍有4522人、三十七軍更僅有2056人。張發奎還透露，「軍、師級單位上報長官部的兵力數字比實有數字少，因為他們害怕再被指派擔負艱難的任務。上報長官部的人數與上報中央不同，他們上報中央則是多報。」④
即使是胡宗南手下的所謂「天下第一師」，同樣如此。黃埔軍校第十七期的陶萃權，曾在胡宗南軍中服役。他回憶，「在第一師『吃空名』已是公開的秘密。以連的建制約130名士兵計算，連里大概要吃一成；營長要在各連掛5名空額，那麼各連的空額就在20人左右；師直屬部隊就更有問題。據說駐在西安近郊的一個師，全師僅有3000人。」⑤如果陶萃權的說法屬實，那第一師至少也有1/6的士兵不存在。
虛報士兵人數即有機會侵吞軍餉，所以軍中長官最怕的就是自己的部隊被中央縮編。李宗仁任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時，即利用一些人的這種心態，予以拉攏。1941年，「湯恩伯要吃掉一戰區六十八軍米文和部（石友三的殘部）」，迫使米文和投靠第五戰區，「李宗仁仍保留他的原建制（實只一師兵力），使米文和感激得老淚縱橫」⑥。由此，米文和就繼續能從中央領取一個軍的軍餉了。
1943年的中國遠征軍。
陳誠估計：吃軍糧者達720萬人，能有300萬可戰部隊就很不錯
國軍中不管是中央軍，還是地方軍，都普遍存在「吃空額」的現象。至於具體的空額數量，因為沒有確實的資料，只能依據現有材料，大致估計一下。
從上面所舉事例來看，一個一萬多人的師，缺額三四千，乃至一半，幾乎是常事。蔣介石在1941年12月時也曾說，「我前方部隊兵額之空虛，已為全國盡知之缺點。各級層層蒙蔽，至有一師之中缺額至3000人以上者亦相率視為故常。平時領一師之餉，臨時不能作半師之用，及至事後申報戰役經過則又任意浮報，動稱一師死傷五六千人。」⑦一個師有3000人空額，還是是情況比較好的，有的師甚至僅有2000多人。平均下來，國軍能參與戰鬥的士兵人數，當只有名義上編製的一半。
陳誠在抗戰後期任軍政部長，他晚年回憶也可印證以上的推測。他說，「國軍預算員額為五百萬員名，而實際上吃軍糧者達七百二十萬人。據當局推斷，如經核實整編，能有三百萬可戰部隊就很不錯。以此而論，半數以上的軍費開支都是不實不盡的。」⑧
國軍中士兵空額眾多，一方面固然是緣于軍官腐敗，另一面其實也是「中央政府與地方勢力之間，正通過創建新部隊或恢復舊部隊來達到某種競爭」。如齊錫生所說，抗戰開始後，「大量帶有『新』或『臨時』標誌的師的出現，便可證明政府對部隊膨脹缺乏控制。這些部隊年復一年、月復一月地出現和消失，中央政府常常連這些部隊指揮官的名字都不知道。結果中央政府與地方指揮官都成了『數字幻覺』的犧牲品，創建的部隊遠遠超出了國家物力的限度。」⑨李宗仁以一個軍的編製收納僅有一個師的米文和，就是一個很好的例證。
地方勢力的存在，在加劇國軍編製數量惡性增長的同時，也阻礙了中央政府對空額部隊的整編。這種狀況直至內戰爆發後，也沒能改變。以至後來周恩來在招降國民黨軍的演講中還需承諾，對投降部隊不裁兵，「按照原人數、原編製、原番號集中整訓」。「毛澤東同志還說：『你報多少就算多少。』多支付幾個月的空額餉不算什麼。」⑩
1954年，蔣介石、蔣經國乘坐峨眉號軍艦往大陳島視察。
注釋：
①⑧《陳誠回憶錄：建設台灣》，東方出版社2011年，第147、148、162頁；②宋希濂：《遠征軍在滇西的整訓和反攻》，《遠征印緬抗戰》，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41—42頁；③戴笠：《呈蔣中正請嚴查各師缺額並嚴格取締官兵走私(32.07.17發)》，《戴笠先生與抗戰史料彙編·經濟作戰》，國史館2011年。詳見第139期短史記《戴笠披露國軍令人髮指的貪腐》，諶旭彬；④《張發奎回憶錄》，當代中國出版社2012年，第278頁；⑤陶萃權：《我在戰場官場商場跟日本人打交道》，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8頁；⑥龐盛文：《李宗仁與「雜牌」》，《桂林文史資料（第25輯）》，鷺江出版社1994年，第83—84頁；⑦李良志、李隆基：《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長編：同盟抗戰，贏得勝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66頁；⑨齊錫生《抗戰時期國民黨內各軍事集團之間的關係(上)》，《軍事歷史研究》1994年第4期；⑩周恩來：《關於和平談判問題的報告》（1949年4月17日），《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26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