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怎麼開「兩會」？「朝會」和「集議」共商國是

古代怎麼開「兩會」？

本文作者 倪方六

「兩會」又召開！所謂「兩會」，即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人大」是中國國家最高權力和行政監督機關，「政協」則是中國政治協商和民主監督的最大機構，「兩會」制度構成了現代中國特有的國政運作模式。

那麼，古代中國有「兩會」么？有沒有「民意代表」和「提案」一說？

這篇文章，是我早幾年發在《北京晚報》獨家專欄「一方鉤沉」上的專欄稿。現值2017年「兩會」召開之際，更新企鵝平台，與企鵝網友分享。

（古代代表開會「進場」情形，清朝，現代影視再現）

古代「兩會」是什麼樣的會議

從制度層面來說，現代「兩會」制度為共和國首創，古代中國是沒有的。但是如果從議事形式來講，古代中國也有類似今「兩會」這樣形式。

古代中國的國家議事體系與現代是有本質區別的。古代是皇帝一個人說了算的「家天下」，現代則是人民當家作主的「公天下」。但不論是「家天下」，還是「公天下」，執政追求是一樣的，都希望國家政權穩固，長治久安，所以他們在作出有關國計民生的重大決策時，都會慎重。

皇帝自稱天子，其實他是真正的明白人，知道「一個人拍腦袋」的局限性，於是有了「朝參」和「集議」。朝參又叫「朝會」，集議也稱「議會」——這便是古代中國的「兩會」制度，但其規模和功能遠不及共和國的「兩會」，有時就是幾個人，絕對不會有現在的幾千人規模。

（古代朝會，塑像）

朝參由皇帝親自主持的，是小範圍的。原本是百官進入皇帝的辦公大廳（朝廷）參拜皇帝的一種形式，古裝戲中常出現的君臣在朝廷上問答的場景，其實就是朝會。一般在進行重要的人事任免和重大的工作安排、典章頒布時，皇帝都會開朝會。有資格參加朝會都是相當於今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級別的「三公」、「九卿」，最低也得是副廳級的正五品官員。朝參實是一種御前會議或內閣會議，有點類似於今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時間不長，但相對頻繁。後了唐代，朝參變成了「常參」，每日或隔日舉行，成了制度化。

集議則由三公們或地位相當於三公的大臣主持，皇帝一般不參加。集議實際上是應皇帝的要求或同意才開的，其規模可大可小，參會者的範圍比朝參複雜。集議通過的議案都是要認真執行的，與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功能接近，因此集議可以看成是古代中國的簡版「全國人大」。

（古代開會現場，宋朝，現代影視再現）

古代「人大」代表都是此什麼人

集議也分中央和地方，與全國人大和地方人大頗為相似。但與今「人大」代表都是普選出來的不同，參加集議的人員都是由官方決定和領導推舉，代表中並沒有普通群眾。

沒有普通群眾，那麼古代的「人大」代表都是些什麼人？從史料上來看，主要有四類：一是「駐京高級幹部代表」，相當於今省部級高官的「二千石」以上駐京大臣才有資格，實是官僚和利益集團的代表；二是「地方代表」，以分封在外、待遇達到一定級別的列侯為主，列侯都是功臣名胄或其後裔，列侯又叫徹侯、功臣侯，屬西漢20個爵位中的最高爵，實是貴族和特殊階層的代表，這部分代表是不能參加朝參的，但享有的政治地位非常高；三是「專業代表」，主要是列大夫、博士、議郎這些專職諫官，這類代表參政議政能力強，因為都是領俸祿的，實是公務員群體代表。

另外，在需要時還會有「基層代表」。劉弗陵（漢昭帝）當皇帝時召開「鹽鐵會議」，便特別召集60餘名地方和基層的代表參會，這類代表以飽讀詩書、喝過墨水的「賢良」、「文學」人士為主，表面看來是自地方和基層，但由於是由相當於今省市一把手的郡國國主和地方富豪推舉出來的，實是學術界和富人的代表。

需要說明的是，雖然這些代表並沒有代表性，但其素質要求並不低，要求必須敢說法，善表達，有較強的參政議政能力和水平，和稀泥、當會油子，只會摁表決器和鼓掌不行。

（古代開會現場，漢朝，現代影視再現）

古代「兩會」議案很難一致通過

古代中國的「兩會」雖然遠沒有今天的規模，顯得寒酸，但開會期間的民主氣氛很濃，大官不壓人，小官受尊重，「代表們」都敢說話，直抒胸意。即便朝會上，都有人敢當面指出皇帝的不是，如果「代表」總是投贊成票便是不負責任的行為，可能會遭到皇帝的訓斥和查辦。

而在集議上，議案也很難「一致通過」，甚至出現「經年不決」的現象。西漢末年的王莽新朝，有一次議會便開得很順利。當時會議議題之一是，討論並頌布官員的工資制度，結果集議了好幾年，也未能拿出各方都能接受的意見。由於政策遲遲不能出台，導致上自公侯、下至小吏都拿不到工資，即所謂「皆不得俸祿」，實在罕見。

古代最著名的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當是「鹽鐵會議」。會議時間在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二月，會上，60餘名由相當於今省市一把手的郡國國主推舉出來的地方和基層代表，與以御史大夫桑弘羊為首的駐京高級幹部代表，進行面對面的激烈的辨論。

（古代議事，繪畫）

會議由時丞相田千秋主持，重點議題是對漢武帝主政時期國家施政政策的得失，進行討論。地方和基層代表們對鹽鐵官營、平準均輸、酒類專賣、貨幣發行等多項政策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強烈要求廢除之。桑弘羊深得漢武帝的信任，曾統管中央財政近40年，是這些政策的實際制定者，對「賢能」和「文學」的否定意見不以為然。

爭論到最後，會議最後表決通過，廢除了全國酒類專賣和關內鐵官制度，打破國有公營的壟斷。這次辯論實是不同治國理念大碰撞，30年後學者桓寬根據這次「全代會」的會議記錄，整理出了著名的歷史文獻《鹽鐵論》。

（漢代議事現場，現代影視再現）

董仲舒的「提案」在古代影響最大

古代共商國事，除了朝參和集議這樣的「兩會」形式外，還有一種「諫議」制度。所謂「諫」本義就是規勸君主，諫議自然就是給皇帝行為和決策提意見，專挑毛病和不足。諫議既有會議形式，也可個人約談，有時還會與集議混在一起，但與集議明顯的不同是，諫議多有「提案」。

與集議相比，諫議制度在古代中國影響很深，這與皇帝的重視是分不開的。實際上此制度原本就是皇帝提出來的，諫官往往也由皇帝親自挑選和委任。諫議制度要求拿出提案供皇帝和中央決策時參考，開會時的味道更像今全國政協會議；諫官也都會積極建言獻策，其所扮演的「民主監督」角色，實際就是古代中國的「政協委員」。

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記載，諫議制度其實早在先秦時便出現了。秦中央設置了中大夫、太中大夫、諫議大夫、中常侍、給事中等權力大小不等的專職諫官，起初並無固定編製，多時達數十人。

西漢中早期皇帝都重視諫議制度的建設，漢武帝劉徹對「政協的同志」便十分關心，出現了不少出色的諫官。當時，最著名的一位是「新儒學」的代表人物董仲舒，他上交給漢武帝的提案《舉賢良對策三》，可以說是古代中國影響最大的提案，提案的中心觀點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這一觀點得到了漢武帝的肯定，提案被採納，儒家地位驟升，從此開始左右古代中國人的意識，至今還在發酵。

（古代代表招待會，清朝，繪畫）

白居易當「政協委員」最窩囊

到了唐代，諫議制度趨於成熟，諫官的地位被進一步抬升。唐太宗李世民便規定，諫官可以隨宰相入朝議事，可見，諫官事實上已進入了唐中央的決策層。但是，古代中國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並不好當。

諫官的權力是皇帝給的，這位「中央領導」想聽時便稱為「納諫」，不想聽時便「拒諫」。所以，遇到了好皇帝，開明君主，諫官便很瀟洒，連皇帝都敢罵。唐太宗是個好皇帝，主政期間湧現出了魏徵、王珪、姚思廉、褚遂良等一批著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

相反遇到了昏君庸主便好不當，或遭貶或丟官，搞不好自己還得主動把老命交出來，美其名曰「尸諫」。古代「政協委員」中，當得最窩囊、失敗的大概是中唐時著名詩人白居易。

（白居易 畫像）

白居易於元和三年（公元808年）被唐憲宗李純破格提拔為諫官左拾遺，當上了從八品的「副科級幹部」。白居易當時真把自己的「政協委員」身份當回事了，大事小事都「建言」，李純要提拔寵臣吐突承璀，他也反對，由於說話不考慮方式和分寸，結果把李純惹毛了，被李純罵是「小臣不遜」，被貶為江州司馬，逐出京城。此後白居易再也沒有為民請願、仗書直言、上交提案的機會，只能寫寫《長恨歌》，在「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中作自我安慰。

宋代以後，諫議制度變成了擺設，元代乾脆取消諫院。到明清時，古代中國的「兩會」和諫議制度所散發出的民主精神幾乎不存，明世宗朱厚璁甚至把持不同政見、反對給他生父興獻王朱祐杬上尊號的朝臣當場杖斃16人，另外134人被關進監獄。

（古代招待晚會，有歌舞表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