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尋找被遺忘的中國通

文 | 王笛

《街頭文化》（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一書已經出版好多年了，但是我還經常想起尋找大衛·格拉漢姆（David Crockett Graham）的過程。大衛·格拉漢姆是誰？這本書與他有何關係？為什麼要尋找他？這個在本書英文版出版過程中的一段插曲，讓我撥開歷史的塵埃，發現了一段被遺忘的歷史。

《街頭文化》的幾個版本

根據斯坦福大學出版社的規定（其他西方出版社亦有類似的規則），在交最後定稿給出版社同時，必須填寫「版權許可一覽表」，以證明書中所徵引的受版權保護的資料是獲得了版權許可的，包括書中使用的照片和圖片等。例如關於圖片的一覽表包括：圖片編號、題目、來源、版權申請寄出和收到時間、版權費等。

《街頭文化》英文版共使用了59幅插圖，我將所有版權問題在表中都作了相應的交待，自認為不會有問題。但不想2002年7月31日收到斯坦福大學出版社編輯助理卡門的電子郵件，告訴我出版社的版權審查部門發現，本書中的三幅圖取自大衛·格拉漢姆1927年在芝加哥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四川的宗教》（Religion in Szechuan Province）。博士論文的資料只有在1923年之前（即80年前）的才可以自由使用。因此這些圖片必須得到版權許可，否則只好從書中抽出。

雖然只有三幅圖，但它們對我要論證的主題卻非常重要，它們都是大衛·格拉漢姆在1916年至1926年在四川作田野調查時收集的。其中一幅圖是一對方形門聯，從右到左寫著「一本萬利」四個大字，每字的上方用小楷寫有詩一句，聯在一起即：「春遊芳草地，夏賞采荷池，秋飲黃花酒，冬吟白雪詩。」該詩含春夏秋冬四字，雖然是大白話，卻十分雋永，意境美妙。

門聯

另一幅圖為「灶神」，圖中有「灶公」、「灶婆」和各種人物和動物，還有一幅對聯，正中是「奏善堂」，上下聯為：「人間司命王，天上耳目神」，雖然畫得粗糙、笨拙，但卻非常有趣，是大眾所喜歡的典型風俗畫。

灶神

第三幅圖為「門神」，為「唐代胡帥」，身著盔甲，手提節棒，威風凜凜（見下圖左幅）。

門神

其中有趣的是那幅門神，當把其與我1997年在成都購得一張門神相較（見上圖右幅），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幅在芝加哥大學圖書館沉睡了七十多年，而另一幅卻是成都民間藝人新近製作的，它們在截然不同的時代出世，而且處在太平洋兩邊的不同世界，可以說彼此間沒有如何直接的聯繫，但是它們真像一對孿生兄弟，除了細部有點差別外，姿態外表竟然幾乎是一樣的！

這三幅畫都是表現大眾文化非常生動的視覺資料，過去沿街的兩邊鋪面的門上都貼有門聯門神，是展示這種大眾文化的最好場所。

從1916年（也可能稍後一些）這幅畫到大衛·格拉漢姆的手中後，中國經歷了新文化運動、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社會主義改造、文化大革命、改革開放等歷史階段，中間還出現若干次反大眾文化的運動。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變化，改良、革命和現代化運動是如此強烈地衝擊大眾文化，但大眾文化卻有這樣驚人的生命力。不但人們今天繼續繪製、張貼門神，而且在形式上和內容上竟然也如此地相同！

我在《街頭文化》中強調了大眾文化的持續性，雖然它看起來是弱者，總是被國家權力和精英所征服，被正統文化和精英文化所打擊和排擠，但它卻頑強生存下來。

過去對近代中國的研究，基本上是強調變化，考察的是在西方和現代化衝擊下，中國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是怎樣發生變化的，但人們忽略了文化是最根深蒂固的因素。其實，有時大眾文化是從表面看是改變了，但骨子裡卻仍然是傳統的。

因此，如果把這三幅圖抽出的話，那將是十分可惜。但問題是我在哪裡去得到版權許可？這是一個未刊博士論文，年代久遠，哪裡去找作者？而且從年代來看，作者多半已經去世，尋找其家屬恐怕就更為困難。

說實話，對這麼老的資料，在哪裡申請版權，我也是一無所知。我只好先與芝加哥大學聯繫，一是弄清楚20年代的博士論文，是作者還是學校擁有版權；二是看是否學校保存有關於作者或家屬的聯繫辦法。

我默默祈禱芝加哥大學擁有版權，這樣可向學校申請，問題就將迎刃而解。我立即給芝加哥大學博士論文辦公室打電話，但回答卻十分令人失望，他們告知作者持有版權。這隻好寄希望學校能提供關於作者的聯繫辦法，我隨即打電話到芝加哥大學校友會，但被告知由於年代久遠，他們也沒有任何有關信息。

芝加哥大學

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我決定下笨功夫，從美國各圖書館的資料庫去尋找有關作者的蛛絲馬跡，例如大衛·格拉漢姆可能出版書或文章等，幸好互聯網使我的這種計劃成為可能，否則我根本不可能在較短時間內有任何宰獲。

經過一番努力，我還真的發現了大衛·格拉漢姆的近三十種其他作品，有的是已印行的，有的是存於博物館的手稿，有的發表在雜誌上，大多與四川有關，內容涉及大眾宗教、風俗、民歌、方言、考古、少數民族等。而且有若干發表在具有很高聲望的史密森學會（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會刊上。

我這才意識到，我尋找的這位大衛·格拉漢姆是一位非凡的學者，其興趣和知識是如此的廣泛，而且是如此多產。而且令人慚愧的是，我作為一位專門研究四川的學者，對他竟然是一無所知，也為這樣一位對四川宗教文化研究有重要貢獻的美國人及其著作被默默無聞地埋沒而深感遺憾！

美國史密森學會

美國史密森學會的下屬機構圖，包括國家自然歷史博物館、國家動物園、國家美術館、國家太空博物館等

但不幸的是，這些作品大多發表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從中無法得到作者聯繫辦法。但令人鼓舞的是，我在總部位於華盛頓的史密森學會的檔案一分部，編號第7006號的「亞歷山大·威特莫爾（Alexander Wetmore）收藏」中，發現了大衛·格拉漢姆與威特莫爾大量的通信，時間從1943—1974年。

威特莫爾

威特莫爾從1925年起任史密森學會副會長，負責國家博物館、國家藝術博物館和國家動物園。他似乎對古鳥類和鳥化石學特別感興趣，留下了大量與各國古鳥類和鳥化石學的通信記錄，而大衛·格拉漢姆曾在中國西部為美國國家博物館收集自然標本多年，因此他們之間有不少信件往來。這些通信記錄表明，從1919年夏開始之後20年間，大衛·格拉漢姆在史密森學會的資助下，曾在四川進行了14次收集考察。

得到這個線索後我非常興奮，這表明史密森學會與大衛·格拉漢姆有著密切地聯繫，很可能通過史密森學會能找到有關大衛·格拉漢姆及其家屬的信息。於是我立即打電話到史密森學會檔案部，但結果仍然令人失望。有關人員告訴我，關於大衛·格拉漢姆與威特莫爾的信件是1970年代在大衛·格拉漢姆家屬捐獻的（大衛·格拉漢姆於1961年去世），檔案部沒有存有任何其家屬的聯繫記錄。就這樣，我好不容易找到的一點線索又斷了。

大衛·格拉漢姆在美國華盛頓州的墓地入口

這個墓地的稱為「山景」，建立於1853年

大衛·格拉漢姆墓碑

我只好藉助於互聯網，繼續搜尋有關大衛·格拉漢姆的蛛絲馬跡，雖然其希望猶如大海撈針一般。但真是功夫不負有心人，我竟然在出版于田納西州的《煙山歷史學會通訊》（Smoky Mountain Historical Society）2000年的春季號上，發現了一則小消息：

一位名叫瓊·格拉漢姆·布朗（Jean Graham Brown）女士給《通訊》寫信，談她對某期文章的感想，然後順便提到她父親名字叫「大衛·克羅克特·格拉漢姆」(David Crockett Graham)。正是這句話引起了我的注意，因為她父親的名字與我要找的人完全一樣！正是這一句她看起來隨便的一句提示語，卻成為了我如獲至寶的鑰匙。

更令人振奮的是，信末還附有布朗的通信和電郵地址。當天我便給布朗女士發了一個電郵，信中作了自我介紹，詢問她父親是否就是那位1927年在芝加哥大學獲博士學位並長期在中國的那位大衛·克羅克特·格拉漢姆。但十分令人失望的是，電郵不久便被退回，退回原因是這個電郵地址已不存在。

煙山歷史學會通訊

煙山的秋天，一望無際的紅葉，王笛攝於2006年

現在就只有最後一條路了，即按那個地址寫信去，在信中我還留下了我的電郵地址。信是2002年8月6日寄出的，我8月10日便離開得克薩斯州回中國，先到大連參加「第十屆清史國際研討會」。不想8月13日在大連時收到了布朗女兒南希·瑟維爾（Nancy Seewer）發來的電郵，告訴我她收到了我給她母親的信，我所要找到正是她的外祖父。

這真是意外地驚喜，但不幸的是，布朗女士已於去年夏因病去世，因此她代母親回電郵。她說她外祖父共有五個女兒，瓊·格拉漢姆·布朗是最小一個，而且在中國長大，1927年至40年代同父母住在中國。五個女兒中目前只有一個在世，名叫哈里特-簡·格拉漢姆·弗根德克（Harriet-Jane Graham Hoogendyk），如果我有任何關於她外祖父的問題，可以同她聯繫，她還告訴了我她姨媽的寄信和電郵地址。

我當即給瑟維爾回電郵，告訴她我費盡心機尋找格拉漢姆家屬的目的。15日又收到瑟維爾回復，說授權應該沒有問題，但需要直接同她姨媽哈里特-簡·格拉漢姆·弗根德克聯繫，因為她是大衛·格拉漢姆直接繼承人。她還說已經把我的電郵轉給了他姨媽。

我便給弗根德克女士發了電郵，重述了請求版權的事。然後我又給斯坦福大學出版社的卡門發了個電郵，告訴她線索終於找到，同時還告訴她我要在9月1日回美國後，才能告訴弗根德克具體的所要採用的圖片的標題和在格拉漢姆博士論文的頁碼。另外，問這個版權授予發電郵是否認可，或是必須正式信函。

8月15日卡門回信稱電郵可以，只要把弗根德克授權的電郵轉給她即可。她還說目前書稿是萬事具備，只等授權信一到，書稿便將由編輯部門轉到出版部門。我9月1日晚回美，第二天便又給弗根德克發了電郵，告訴她這三幅圖的題目和頁碼。當天便收到了她版權授予的回郵，全文如下：

根據你2002年8月13日和9月2日電子郵件，我允許你在《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在以下條件下免費使用所要求的圖片：

（1）如果格拉漢姆博士的博士論文中的任何資料是引用他人的成果，使用許可必須直接從原資料版權所有者得到。如果沒有得到許可，不得在你的書中使用。

（2）使用的資料必須在注釋或者徵引書目中註明：重印自大衛·克羅克特·格拉漢姆著《四川的宗教》，芝加哥大學博士論文，1927年。重印得到哈里特-簡·格拉漢姆·弗根德克的許可。

（3）重印只能在授權的範圍之內。

哈里特-簡·格拉漢姆·弗根德克

大衛·克羅克特·格拉漢姆著作版權經理人

哈里特-簡·格拉漢姆·弗根德克，她於2015年12月去世，終年96歲

弗根德克還附言說，書出版後希望能購買一本。其實我想她完全有理由要求出版後贈送一本，她卻是如此的客氣。我馬上發了電郵感謝她的授權，並表示書一出版便會寄上。在收到授權後，我立即把電郵轉給了卡門。9月3日，卡門回復說書稿已移交出版部。到此尋找大衛·格拉漢姆算是圓滿結束。

轉眼幾乎就是一年，2003年7月，《街頭文化》英文本在美國出版，由於那一年我正在中國做關於茶館的研究調查，拖到2004年初我才給弗根德克寄去一本。她收到後給我發了一個電郵，說是給我寄了一個包裹，但也沒有說明寄的什麼。幾天後包裹到了，打開一看是一大一小陶瓷花瓶，底座上都鐫刻有弗根德克的簽名，這是她自己製作的，她告訴我這是她的業餘愛好。這真是十分珍貴的禮物！

2003年整年我都沒有上課，在美國國家人文科學基金的資助下進行成都茶館課題的寫作和研究。這年秋天在成都查資料時，關於大衛·克羅克特·格拉漢姆的追尋卻有一個沒有預料到的發展：我偶然從一本關於三星堆的書中，發現我所費盡心機尋找的大衛·克羅克特·格拉漢姆，中文名字竟然是葛維漢——是他組織了最早的三星堆發掘！

三星堆出土文物

1930年代初，葛維漢在華西大學博物館擔任館長。當他第一次見到在廣漢做傳教士的英國牧師董宜篤那幾件玉石器時，便意識到了其重要意義。1934年葛維漢與華西大學博物館副館長林名均教授組建起一支考古發掘隊，在廣漢月亮灣首次進行了發掘工作，從而揭開這個20世紀最重要的考古發現之一的序幕。關於他主持三星堆的最初發掘，已經有不少文章提到，但可惜都很簡略，很可能他的其他著作、信件或其他文獻中記錄了這次考古的詳細情況，不過這已不在本文的範圍之內。

葛維漢在考古發掘現場

我不厭其煩地講述這個尋找大衛·格拉漢姆的故事，是想說明西方學術界對版權的重視和學術界是怎樣具體遵守這個規則的，更不用說這個大衛·格拉漢姆是和舉世聞名的三星堆發掘聯繫在一起。而且這個尋找大衛·格拉漢姆的過程告訴我們，有些看起來不經意、不起眼、被遺忘的細節，卻蘊藏著豐富的歷史內涵。

本文題圖為美國國家博物館。

【作者簡介】

王笛 |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澳門大學歷史系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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