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變性教授：「我要成為偶像、標杆式人物」

曼徹斯特城市大學法學教授史蒂夫·惠特爾（Stephen Whittle）是英國第13 位由女變男的變性人。和這類群體的大多數不同，惠特爾很享受在媒體聚光燈下的存在感。

他希望成為一個「偶像」、一個「標杆式的人物」，讓更多的人了解、接納並嘗試尊重這個群體。

如果將兩性的邊界比作一堵圍牆，把「女人」比作一方城池的話，城外有人想進去，城裡卻有人想出來。而惠爾頓和金星，一個城裡，一個城外。

「我並非想要成為別人，也並非想要與眾不同。我只想找到一種方式，讓我做自己，安然做自己，如同鏡中那樣。」這是人權活動家史蒂夫·惠特爾的心聲。

每一年的平安夜，對年幼時的小惠特爾來說，沒有禮物的期待和嬉鬧的歡快，取而代之的是無限的困頓和對自我認知的分裂。「小的時候，每年的聖誕節我都會在心裡隱隱擔憂，很害怕，很孤獨。我得到的禮物總是布娃娃，而我想要的卻是一套像男孩子一樣的，酷酷的牛仔衣，那是我最大的心愿。」

1955 年生於曼徹斯特的惠特爾從小就知道自己的與眾不同。他的夢想是成為一名火車司機。可能就在那時，他的命運開始註定崎嶇不平。10 歲的他，開始懷疑自己的身份和性別。惠特爾回憶，小時候他總是會招到小朋友的嘲笑和捉弄，因為學校里參加任何比賽時候，他總是不自覺的鑽進男孩子的比賽隊伍里，這讓他一度尷尬和羞愧，面對別人的恥笑和無止盡的「糾錯」，讓他常常不知所措。

17 歲那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惠特爾在一本雜誌畫報上看到了一則變性人通過手術實現從女人轉變成男人的故事。那一頁故事，像一束光，徹底打亮了他的生活。在那一刻，惠特爾感覺找到了自己。

20 歲那年，他終於成為了全英國第13 個從女向男轉換的變性人。他開始接受荷爾蒙替代療法，開始「像男人一樣生活」。而之所以說「像」，正因為除了生理方面的改變需要逐漸適應以外，如何獲得外界對於自己身份的真正認可，才是他實現徹底轉變的最終標誌。

而身體上帶來的巨大不適感也讓惠特爾承受著無法想像的煎熬和痛苦，甚至連自己都分不清身體里的哪一塊是女人，哪一塊是男人。

也是在那一年，他認識了自己的伴侶薩拉（Sarah）。痛苦中的最大溫暖，便來自於這個陪伴了自己37 年的「妻子」。頂著「變性人」或是「同性戀」的標籤出門推銷自己，獲得認可，對於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英國來說，幾乎是不大可能的事。公然「出櫃」暴露自己的變性人身份對當時的社會來說仍是不可思議、常人畏足的敏感話題。直到20 世紀末期，「同性戀」、「變性人」等標籤在主流媒體的話語權里，還是帶有判別色彩和消遣成分的居多。除了言語上的攻擊，這一類人群在人才市場上也不受任何勞工法體系的保護。

「那時我們很怕周圍的鄰居發現了我的身份，因為每次當我拿到一份穩定工作的時候，只要有人舉報說我是個『變性人』，我就會立刻丟掉工作。」惠特爾說。

早期的人們對於「變性人」的疏離感和恐懼感在全世界都是相似的。中國醫學科學院「中國性別重塑外科中心」陳煥然也曾在媒體中爆料，他在做變性手術之前是要按照「16 個要求」來過濾的。其中有一條，就是要求「變性人」要有大學本科以上學歷。對於這看似荒唐背後的邏輯，陳煥然解釋說，「現在人才市場競爭如此激烈，連『原裝貨』都找不到工作，就不要講『改裝貨』了」。

惠特爾直到1985 年遇到了後半生的貴人——老東家「曼徹斯特城市大學」，他的職業生涯才得以逆轉。1993 年，通過不斷地學習和努力，他正式被聘為曼徹斯特城市大學法律系教授，專註於平等法的研究。

「能來到曼徹斯特城市大學應該是我這一輩子最大的幸運。起初我是從電腦搬運工做起。在那裡，第一次沒有人在意我的標籤，沒有人抨擊我的身份，我開始變得自由，開始嚮往學術，開始慢慢在法律方便找到了適合自己的研究路徑。在這裡，再也沒有人會去質疑『我是誰』。」

但真正促使惠特爾走進法律研究，想拿武器做保護的，還是緣於惠特爾的伴侶薩拉，以及他們來之不易的4個孩子。2002 年底，英國政府宣布了一項司法改革，允許進行過變性手術的人可以在出生證書上更改他們的性別，從而讓變性人能夠正式結婚。在這項改革背後，惠特爾正是當時的主要驅動者。

此前在英國範圍內估計有5000 個變性人面臨各種生存的考驗。英國和愛爾蘭共和國是當時歐盟成員國當中，唯一仍然禁止讓變性人在完成變性手術之後，更改他們的出生紀錄的國家。

當時的英國對於變性人的人權保護機制還很不完善，不僅影響他們申請養老金，更讓這類人群心痛的是他們的婚姻無法在法律層面受到保護，同時也就無法實現領養小孩或者實現人工胚胎培養的願望，繼而在某種程度上被剝奪了變性人享受婚姻和家庭生活的權利。對於惠特爾來說，「他」的伴侶經由人工授精生下了孩子。但「他」卻不能領養這些孩子。同理，如果一對伴侶想要領養小孩兒，他們就必須結婚。但很不幸地，在法律上「他」還是個女人，法律甚至不允許「他」結婚。讓「他」有權當父親的唯一一個辦法是通過法庭取得一項稱為父母權力的協議，但這項協議只有在「他」和「他」的伴侶住在一塊兒時才有效。如果兩人分開，惠特爾就會喪失這項權利。萬一惠特爾的伴侶去世，惠特爾同樣無權領養小孩兒。

出於對孩子和對正常家庭的渴望，惠特爾在1997 年向歐洲人權法庭提出的上訴案，他當時要求將自己的身份合法登記為伴侶薩拉腹中受精胎兒的父親，但最終沒能成功。但在不久後的一場類似訴訟中，英國斯特拉斯堡法庭終以「裁決兩名英國變性人勝訴」為標誌，打開了針對變性人群立法改革的大門。

2016 年，惠特爾成為了他人生中一個新的重要角色——父親。孩子的到來讓惠特爾有了精神寄託。欣慰之餘，惠特爾開始有意識地利用身邊的資源，試圖抓住每一個機會，把自己培養成為一個具有話語權的、權威的法律專家，在學術上有所建樹。這個目標很快通過他不斷發表的高質量論文和調研報告而得以實現，惠特爾開始在性別與法律方面挖掘更多潛在領域、找出更多法律層面的漏洞、創立不同的研究方法以試圖一一攻破，嘗試在對「跨性別人群」的人權保障、就業保障、生育問題和子女權利等等方面建立新的話語權，推動英國像其他歐盟國家一樣建立更完善的人權保障機制。2005 年，惠特爾當選為「世界跨性別健康專業協會」主席，開始在世界範圍內推動對變性人群的法律保護。

30 多年來，惠特爾對於跨性別人群的權利的聲援和對於司法制度的改革推進始終沒有放棄。作為愈加知名的專家、學者，惠特爾憑藉其在司法、學術和公益領域作出的卓越貢獻在2015 年獲得了大英帝國勳章（英國授勛及嘉獎制度中的一種騎士勳章），由皇室成員查爾斯王子在白金漢宮親自為其加冕。

惠特爾辦公室的剪貼板上醒目地貼了一張標語：Make Me a Man（讓我做個男人），這是英國廣播公司第四頻道（BBC Channel 4）的紀錄片導演為他量身定做的。這部當時引起高度關注的紀錄片講述了惠特爾在2001年到2003 年間經歷過的大大小小的「生殖器再造」手術。這部熱播的紀錄片幾乎讓惠特爾一夜就成了當時的「網紅」，而他本人卻也很享受這種聚光燈下的存在感。和其他的變性人不同，惠特爾是繼英國第一變性人「艾普蘿·阿什利「之後，媒體曝光度最高的變性人之一。在過去的6 年間，他在各大媒體平台做過大大小小約30檔節目。惠特爾坦言，每個做過變性手術的人，面對大眾時都會有「如臨大敵」的恐懼感，但不同的是，惠特爾更希望可以利用他的學術權威性和知名度鼓勵變性者站出來，讓更多的人了解、接納並嘗試尊重這個群體。他希望成為一個「偶像」，一個「標杆式」的人物。

所謂「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從某種角度來講，我們都是一定程度的「雌雄共體」，而那些選擇改變自己性別的人，不過是在經歷了情感和生理上的掙扎後，發現自己仍難以被清晰地劃歸為任何一類性別罷了。性別的搖擺，不過是發覺自己的靈魂闖入了一個錯誤的身體里。就像戈夫曼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一書中的洞見，每個人所扮演的社會角色（「前台」）和真實自我（「後台」）之間都難免有某種衝突關係。而惠特爾的獨特之處不過在於，他前半生的「前台」是女性而「後台」是男性，直至後半生因統一為男性而獲得了自在。

儘管惠特爾曾在採訪中不斷提及自己年輕時受苦於對性別認同的內在衝突，也屢次回憶起手術過後來自父母的驚訝和朋友的疏遠。直到近日，談起母親的那句：「我們倒寧願你當初只是個同性戀「，他仍不經意地眉眼下垂，掃過一秒的停頓和失意，彷彿回到了17 歲前的那個自己，困頓，而不知所措。

但幸運的另一面是，這確實是個自由主義的好時代，所以總會有人鼓勵你「做自己就好」，不與自己為敵。圍繞「變性」所談論的，從來就不是輕鬆的話題，甚至可能會上達哲學層面的意義，其中所討論的也是一個典型的現代問題，那就是：如何面對真實的自我。

經歷過整整兩年的痛苦掙扎，惠特爾才獲得自由和平靜。有人問他，你後悔嗎？他說：「不會後悔。我感謝我以變性人的身份遊走在政治運動的邊沿，我在做的是呼籲摒棄一種身體的法西斯主義。如果今天變性人能夠成功，能夠獲得足夠的尊重，那麼其他戰場也是一樣，所有關於『身體』的戰鬥，或高或矮，或胖或瘦，或男或女，最終也都會回歸平靜和安寧。」也有人問他，做這樣的事情，有一天會停下來嗎？他說，「我會。有一天，再沒有一個孩子會去經歷我所經歷過的，那一天，我會停下腳步。」(歐洲時報/ 胡雨薇)

編輯：海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