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乾隆朝紅人，被美化的太過，其實乾隆父子都看不上眼

在民間故事和文學作品之中，宰相劉墉被塑造成一個剛正不阿，遇事往往化險為夷，乾隆帝對他是又愛又恨，偏偏卻拿他沒辦法的鮮明形象。

然而事實上，劉墉的仕途並不是十分順暢，他屢次因事受罰，受到乾隆帝以及嘉慶帝的訓斥。

乾隆二十一年（1756），劉墉擔任安徽學政。他赴任之前，乾隆帝特意召見他並賜詩，希望他學習其父的剛正之風，不辱門楣，有所建樹。乾隆二十七年（1762），劉墉任山西太原府知府，三十年（1765），劉墉任冀寧道台。

次年，山西陽曲縣知縣段成功貪污公款案發，劉墉雖然已經離任，但仍脫不了干係，以失察罪被發配到邊疆效力贖罪長達一年。

乾隆三十三年（1768），劉統勛七十壽辰，乾隆帝御書匾額志賀，還加恩劉墉以知府候補，第二年，劉墉獲授江寧知府。

乾隆五十二年（1787），劉墉因泄露了他和乾隆關於兩位大臣評價的對話，受到申斥，並失去了本應獲得的大學士一職。同年八月，乾隆帝讓劉墉主持祭拜文廟。劉墉因沒有按照禮儀行事被太常寺卿參劾，受到乾隆帝呵斥。

乾隆五十四年（1789），二月底至三月初，因連天陰雨，負責皇子教育的上書房諸師傅沒有入值，乾隆帝得知後大為惱火，嚴厲訓斥了時任上書房總師傅的劉墉，措辭嚴厲，說他遇事不盡職，於國為不忠，於父為不孝，隨後，劉墉被降為侍郎。

嘉慶元年（1796），戶部尚書董誥超過資歷深厚的劉墉被破格增補為大學士。以嘉慶帝名義頒布的上諭中批評劉墉不肯用心辦事，命令他自省悔過。嘉慶二年，劉墉授體仁閣大學士，然而上諭仍然指責他辦事不肯出力，行為懶散，而且說實在是無人，才將他擢升為大學士的。

雖然這兩條上諭都是以嘉慶帝的名義發的，但因為朝政仍由太上皇掌控，所以代表的仍是乾隆的意見。

劉墉確有令乾隆帝不滿的地方，一日，乾隆帝向他詢問官員戴世儀可否勝任知府一事，劉墉回答尚可，實際上戴世儀是個庸才。乾隆帝很惱火，認為他敷衍塞責，平日對人才選拔全無用心。劉墉為何在地方官任上雷厲風行、果敢勤勉，回到京城後反而遇事模稜兩可、懶散鬆懈呢？

從劉墉的表現來看，他絕不是個因處境優越而懶散之徒，其實，小錯不斷、大錯不犯只不過是他的為官之道。

劉墉深知，皇帝是整個官場的主宰者，順他者生，逆他者亡。乾隆帝又是個極為自負的人，曾有一個所謂「本朝無名臣」的理論，認為朝廷綱紀整肅，所以沒有名臣，也沒有奸臣，只有聖主，所有大臣都是遵從聖主旨意辦事的。晚年的乾隆更是得意自滿，在他的身邊，只需要忠心辦事、順從皇帝的奴才。

伴君如伴虎，一旦觸犯了皇上，那就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了，這是劉墉用親身經歷體會來的。

早年劉墉擔任翰林院侍講的時候，其父劉統勛因為辦理軍務獲罪，劉墉遭株連被革職，一家老少下獄，等候秋後處斬。不久，乾隆覺得處理有不妥當之處，便釋放了劉統勛、劉墉父子，並恢復了他們的官位。

這次無妄之災給劉墉留下了及其深刻的印象，因此，他事事揣摩乾隆帝的旨意行事。所以，在後來的為官之道上，劉墉始終秉持的就是小錯不斷、大錯不犯的宗旨，目的就是想保持和乾隆帝的距離，不太近，但又不太遠，這樣才能避開政治漩渦的中心，不至於身陷囹圄。

不過，我們也可以這樣理解，劉墉能夠在官場上站住腳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他懂得揣摩皇帝的心意，很會在恰當的時候拍皇上的馬屁。他的一生，將為官之道發揮的淋漓盡致，最終保全了身家性命，得以壽終正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