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寧：光緒皇帝僅有一張存世的照片，其他都是假的

考據派

故紙堆里的福爾摩斯

文 |徐家寧

愛新覺羅·載湉（1871年8月14日—1908年11月14日），醇親王奕譞長子，四歲時被推上大清國皇帝之位，年號光緒。年幼時由兩宮垂簾聽政，登基十四年後正式親政，但也還要「早請示晚彙報」；甲午之後轟轟烈烈地想發起一場變革以拯救日漸傾頹的帝國，卻以失敗告終，接著被軟禁十年，其間又被迫西狩，最後年紀輕輕死得不明不白。在他生活的年代，攝影術已經傳入北京，並逐漸傳入宮廷，從慈禧太后到這一時期的許多王公貴族，都有確實可信的照片流傳下來。光緒帝的照片也有幾張在坊間流傳，偶爾見諸媒體，羅列如下。

這張照片普遍被傳為光緒帝小時候的騎馬照，此種說法的來源之一是英國雜誌《黑與白》（Black and White: A weekly illustrated record and review）1900年6月23日號第959版，是一篇庚子事變背景下介紹中國政局文章的配圖。照片中持馬鞭者注為「李鴻章」（Li Hung Chang），馬背上的孩子注為「光緒」（Kwang-Su）。對歷史資料的引用總是要特別謹慎，要更多證據佐證。對於這一張「幼年光緒騎馬照」，首先可以釐清的是，左邊持馬鞭者並不是李鴻章。而照片中這位顯然的主角——馬上的幼童，也不可能是入宮之前的光緒帝，筆者見到的一張此照片的原版，提供了更多判讀這張照片的線索。

這張原版照片背面左下角偏上的位置，鈐有一枚橢圓形藍色印章，順時針旋轉了90度，印章的一部分滲透到照片正面。根據這滲透出來的部分，可以看出這是19世紀70—80年代活躍在北京的英國攝影師托馬斯·查爾德（Thomas Child, 1841-1898）的著作權印。印章外圈上層寫著「THOS. CHILD」，下圈寫著「PEKING」，這兩部分用兩個星號隔開；中間寫著「No.」，後面通常會用鉛筆填寫照片編號。

查爾德是大清海關僱用的外籍工程師，1870年8月27日抵京，1889年回國。他在業餘時間跑遍了北京周邊，拍攝了大量照片，並有很好的銷路，因而他的作品後世存量不小。查爾德很注重自己的照片署名，大概有三種署名方式貫穿其在中國的創作生涯：1880年以前他會在玻璃底片角落的感光層上用尖針刻寫姓名、年代、地點等信息，這樣每張洗印的照片都會留下他的簽名。

但是這樣對底片會產生不可逆的損害，隨著洗印次數的增多，不斷接觸化學藥片，加之保存底片環境的溫濕度變化，感光層很容易從劃破的地方開裂、剝落，因此在1880年後他開始用軟筆蘸黑色染料在底片上簽名，這樣仍然可以保證每張洗印的照片上都有自己的簽名，同時不會破壞感光層。但是在底片上的簽名有時還是會因為底片保存狀況的原因而被迫裁剪掉，因此進入1880年代以後，他開始採用第三種簽名方式，即前面提到的在照片背面鈐印。

由此可以推斷這張底片上沒有簽名，但背面有鈐印的照片應當是查爾德在1880年代的作品。那是否存在這樣一種可能：假設照片中的孩子是幼年光緒帝，拍照時應該在三歲左右，即1874年前後，是查爾德會在底片上簽名的年代，後來由於某種原因，1880年代再次洗印這張照片時原本的簽名被裁掉了，於是他在照片背後鈐了印。查爾德是位很有商業頭腦的攝影師，了解名人效應，會為賣照片登廣告。

在他1872年6月15日給妻子的家書中提到，他正準備出門赴約的時候法國公使來拍照，因為公使是大金主（a big GUN），哪怕是赴約遲到也優先給公使拍了照；還有1872年6月22日的家書中對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的來訪大書特書。但是他在1877年8月和1878年4月號的《遠東》雜誌（The Far East）上卻絲毫未提曾經入醇親王府為尚未登基的光緒帝拍照。如果查爾德是顧及小皇帝的肖像權而沒有提，那畫報等媒體以及照片流通市場中出現的這張「幼年光緒帝騎馬照」又是哪裡來的呢？說明這張照片里馬背上的孩子不是幼年光緒。

還有一張廣為流傳的青年光緒帝的照片（大約十幾歲），這種說法的起源之一是奧登（Ogden），英國一家老牌煙草公司發行的煙畫。20世紀初，國內外很多煙草公司為了促銷，都會在香煙的包裝中附贈「收藏品」，最常見的就是稱作「煙畫」的一張小畫片，甚至有放現金和彩票的。集齊一套煙畫不僅可以滿足顧客的收藏欲，還可兌換獎品。

在奧登公司出品的十支裝「幾內亞金」（Guinea Gold）香煙中曾經共放入過兩套中國主題的煙畫，其中有兩張標註為光緒帝，其一為站著的「光緒帝」與一名坐著的中年人合影，另一張是將這張合影中的「光緒帝」單獨裁剪出來。這張照片原始出處是哪裡呢？

美國國會圖書館收藏的一本相冊中有這張照片，系在醇親王南府內拍攝，攝影師是中國人梁時泰。梁時泰出生在廣東，早年從外國人那裡習得攝影術後，開始在香港皇后大道26號開設照相館，但彼時的香港照相業已近飽和，於是他在1876年遷往上海，在四馬路（今福州路）401號開設時泰照相館，1880年前後又轉往照相館業還很不發達的天津，在法租界紫竹林杏花邨開設照相館，並與直隸總督李鴻章相熟，後又通過李鴻章結識了時任海軍衙門總理大臣的醇親王奕譞，在奕譞1886年大閱北洋海軍時即作為兩位隨行攝影師之一（另一位是德籍攝影師來興克），醇王事後「賞照相粵人梁時泰等四百兩」，此後醇王的照片幾乎都由梁時泰拍攝。這張照片中與年輕的「光緒帝」合影的人確實是醇親王奕譞，並且由相冊中其它照片可以判定，照片的拍攝地點是位於太平湖的「南府」。

1887年朝廷賞賜奕譞位於後海北沿的「北府」，經整修後1889年舉家遷入，輔以相冊最前面1888年的題籤，說明這本相冊至晚攝於1888年。此時光緒確為十幾歲的少年，但對中國古代的禮制稍有了解的人都不會將照片中垂手站立的少年認作光緒帝，因為儘管兩人血緣上是父子，但在當時的禮教環境下為實為君臣。載湉被選定繼承皇位後，奕譞先是請辭以避嫌，後來與皇帝相處也十分謙恭有禮，因而照片中這種「皇帝」站著、臣子坐著，違背彼時倫理綱常的景象，在當時中國的現實中是根本不可能出現的。不過這張照片在相冊里的注釋原文，確為「醇親王與幼子」，這是相冊里僅有的兩張沒有梁實泰所注中文注釋的照片之一，即使放寬這張照片的拍攝時間，直到1891年奕譞去世，他其餘三子中最年長的載灃也不足八歲，與照片中的少年年齡不符，因而這名少年身份的確認，還有待更多資料的出現。

還有一張「光緒帝」與「譚嗣同」等人的合影也廣為流傳。1908年光緒帝和慈禧太后駕崩後，法國《世界畫報》（LE MONDE ILLUSTRé）刊發的紀念文章中，用了這張照片的局部作配圖，並在左五那個年輕人下面標註「皇帝」（L』Empereur），是此種訛傳的起源之一。不過很明顯，這位被標註為「光緒帝」的年輕人穿的是郡王補服，他衣服上裝飾的四團龍（兩肩及胸前胸後各一）、胸前的行龍，正好符合清代冠服制度中郡王補服「用石青色，綉五爪行龍四團，兩肩前後各一」的規制。

這又是一個涉及禮制的問題，外國人依然是搞不懂的，不過我們現在能由此判斷這個年輕人一定不是光緒帝。照片中也提供了一些時間上的線索，在這張照片中有兩名法國軍官，其中站在後排的那位帽子前方正中央有數字「17」，這表示他隸屬於法軍殖民地軍第17團，這支部隊1901年1月成立，1902年6月更名為陸軍第5團，因此這張照片應拍攝於1901年1月至1902年6月之間。此外由背景中的建築可知這裡是清西陵泰陵，即雍正帝的陵寢大紅門前，又由照片中眾人身著冬裝，同時有郡王和外國人到場，從而進一步縮小了時間範圍，此時光緒帝並不在北京，這張照片里沒有光緒帝。

流傳甚廣的這三張「光緒帝」照片都不對的話，那到底有沒有光緒帝的照片存世呢？拋開那些存在於文字上的光緒帝照片和畫像不算，答案是有的，有一張照片可以確定拍攝的是光緒帝。1902年1月8日，兩宮迴鑾。據《德宗實錄·卷四十九》載：「上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庄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自保定府御火車啟鑾。未刻至京師，詣正陽門關帝廟、菩薩廟拈香還宮。」

時任懷為知縣的吳永，因迎駕服侍有功，被慈禧任命為前路糧台會辦，隨扈西行，他在回憶這段歷史的《庚子西狩叢談》中也提到，「火車抵馬家堡，稍停；旋見軍士擎槍奏樂。兩宮先後下車。皇上御八抬黃緞轎，舁轎夫均穿紫紅色緞繡花衣，四圍由侍衛、內監擁護，轎前排列兵丁、樂工、大旗……皇太后黃轎儀仗，均與皇上相同。又次則為各親王、宮嬪，由馬軍門玉昆擁護。殿以皇后，同御黃緞轎，儀仗隨從，視兩宮稍減。宮嬪則用綠轎一頂，馬車六輛……約末未正五十分，始抵正陽門。尚有留京洋兵，同在城上觀看，有脫帽揮拂以示敬禮者。太后在輿中仰視，似以含笑答之。」

就在拈香的時候，城牆上圍觀的外國攝影師拍下了光緒帝的身影，美國作家立德夫人在她的《我的北京花園》（李國慶、陸瑾譯，北京圖書館出版社，p.47）里有更生動地描述：「皇帝的行動還是閃電般地迅速，幾乎連一眼都不讓人看到。他跨出轎子，祭過供奉護國大帝關羽的武廟，立即又被抬走了，叫人都不敢相信他曾下過轎。反之，慈禧太后則停留了很久，向城牆上各色外國觀眾先是揮手，再是揮手帕，然後又要來了一副看戲用的眼鏡，以便更仔細地大量他們。」

慈禧太后向城牆上的外國人揮手帕和光緒帝下轎的照片都被攝影師記錄下來，遺憾的是，光緒帝動作如「閃電般地迅速」，而且未像慈禧太后那樣抬頭看外國人，因此沒能看清容貌，但這是目前已知唯一一張可以看清光緒帝身影的照片。

【注】本文原標題為《光緒皇帝的照片》

【作者簡介】

徐家寧|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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