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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挺先後五次要辭職 在新四軍委屈這麼大?


葉挺先後五次要辭職 在新四軍委屈這麼大?



1940年12月29日清晨,葉挺突然從新四軍軍部所在地雲嶺單獨給延安發去電報,態度堅決地向毛澤東、朱德要求辭職。在短短三年的新四軍軍長的正式任期內,他曾先後五次要求離開工作崗位,這究竟是為什麼?


讓葉挺覺得難以履行職責的根本原因,是他早年主動脫離了共產黨。


事情要從1927年底的廣州暴動說起。


南昌暴動失敗後,葉挺避居澳門。因張發奎與兩廣的實力派李濟深、黃紹竑發生內鬥,廣州駐防空虛,中共便決定藉機在這裡發起新的暴動。葉挺受命前往廣州指揮暴動。

廣州暴動的前一天傍晚,葉挺才進入廣州。12月11日凌晨暴動開始,葉挺親自參加戰鬥。戰事進行得順利,暴動武裝迅速控制了廣州的大部分市區。


當時中共方面的許多人都為暴動的成功而興奮,可是卻有人看見葉挺神情凝重,一言不發。作為一名職業軍人,他知道國民黨勢必會發動強大的反攻,憑中共現有的少數軍隊和沒經過正規訓練的工人赤衛隊,是無論如何都抵擋不住的。於是在12月11日深夜的一次會議上,他提出趁暴動武裝還有相當規模的時候撤出廣州,去跟其他的中共力量會合展開鬥爭。


指揮暴動的多數人根本不能接受葉挺的撤退建議。在場的還有一位二十六歲的德國人、共產國際代表諾伊曼,他更是嚴厲地指責葉挺「動搖」,「想去當土匪」。


葉挺的意見被否決了,但事情卻按照他的預料發展。第二天,只不過半天的時間,國民黨軍就殺進廣州城內,暴動總負責人張太雷在市區遭到狙擊身亡。13日張發奎重新佔領廣州,之後幾天內有五千以上的人被屠殺。


葉挺和廣東方面的中共領導人退到了香港。1928年1月中共中央派李立三前來香港。李立三很快就給廣東的中共領導扣上了「軍事投機」等大帽子,分別給予處分,葉挺也在劫難逃,因為曾主張撤退被認為「表示消極」,遭到「留黨察看六個月」的處分。生性寧折不彎的他在隨後一系列痛苦鬱悶中脫離了共產黨,到德國柏林去了。


一直到了抗戰開始,葉挺才跟共產黨在新四軍重新靠攏,但也正是在新四軍,葉挺真切地感受到他跟中共人士之間無形的阻隔比原先預想的更加強烈。


作為一支中共領導的軍隊,新四軍自然要完全掌握在項英等共產黨幹部的手裡。像葉挺這樣的黨外人士參與主要決策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即便是為了搞好團結,項英也只能在其他方面盡量給葉挺多些照顧。比如葉挺的弟弟葉輔平被安排為軍需處長。葉挺本人保留了過去軍隊中軍官享受特殊待遇的習慣,軍部為他和對外工作的需要開設小灶。


實際上,作為一個黨外盟友,葉挺只能按照別人定好的調子演奏。再加上並非黨員的葉挺,指揮起那些中共幹部來,在關鍵的事情上勢必不能介入太多,如此一來,工作也就不會太順手。這就難免讓葉挺覺得在新四軍不可能發揮自己的能力。


如果換作別人,或許會隱忍下來,甚至樂得逍遙,但個性剛烈、不善妥協的葉挺根本做不到。合則留,不合則去,他想到了離開。


項英於1938年7月28日前往延安,過了約一個月左右,葉挺就打電報給王明、周恩來、博古等人,表示準備辭職。


也正要去延安參加六屆六中全會的王明、周恩來和博古,接到葉挺的電報顯然十分憂慮,當天便回電說:「關於新四軍工作,請兄實際負責。」並安撫他道:「我們深知兄在工作中感覺有困難,請明告。我們正幫助你克服這一困難。延安會畢,我們擬來一人幫助整理新四軍工作。」


?在他們的挽留下,葉挺又堅持了一個月,結果還是覺得呆不下去。9月30日他發電報給延安的項英,聲稱「我軍在戰局激變中與各軍關係更為複雜,且部隊整訓實屬繁重,原非我獨立所能處理」,「懇請從速南歸」。並說:「我擬於下月初」到顧祝同那裡去一次,「如能請准假,則返香港視察各方情形」。

項英還在從延安返回雲嶺的路上,葉挺離開雲嶺去外地,走前給項英留下一封信,表明與新四軍分開的意思,說 「居士不適當一個大廟的方丈」。


?10月22日,項英回到了雲嶺。第二天葉挺也回到了軍部。項英主動去拜訪葉挺,勸他打消辭意。但葉挺去意已決,要回到已遭日本入侵的老家廣東組織武裝打游擊。項英不得不在當天向中共中央軍委和周恩來報告:「葉之辭職愈堅,本問題無可挽回。」


周恩來和葉劍英在11月2日給項英的電報里表示:「為了統一戰線的繼續發展,希夷回軍部工作是有利的。」還說「至於工作關係不良,可以改善,而且應當改善」,話中明顯帶有對項英的批評。


但在維護中共對新四軍的控制權這個根本的問題上,周恩來、葉劍英都毫不含糊,指出「新四軍應保持我黨領導,不能改變現行制度,此事已向蔣說過,希夷不應有異議」。


葉挺離職後直接回到了廣東,很快拉起了一支武裝,就連項英也決定送給這位出走的搭檔幾百支槍,還準備把一批廣東籍的幹部派過去工作。


可是蔣介石認為:葉挺雖脫離中共,但政治立場依然傾向共產黨,所以才沒有約束好新四軍。現在此人又跑到廣東拉隊伍,那豈不是第二個新四軍?要求葉挺嫌棄離開廣東。


與此同時,蔣介石又向中共方面表示,葉挺已經離開新四軍,新四軍的問題必須重新解決,要另行委派軍長。



葉挺雖然脫黨,但畢竟願意接受中共的領導,如果蔣介石再派一個軍長來,在此時的形勢下,只會是反共分子,至少會是個不聽從共產黨指揮的人。這是中共決不想看到的。中共希望葉挺能繼續留在新四


周恩來在1939年1月8日向中共中央書記處提出:「我的解決原則,共產黨的領導必須確定,工作關係必須改變。」他的具體建議是,把項英和葉挺在新四軍委員會的職務顛倒一下,「葉正項副,項實際上為政委」。


書記處兩天後回電同意周恩來的想法。


葉挺到重慶後,周恩來告知葉挺中共中央對新四軍委員會的新安排,希望他以中共的大局為重,並說要和他同去皖南。葉挺終於同意重歸新四軍。


為了樹立葉挺的地位,周恩來不惜給項英一點尷尬。在抵達後的歡迎宴席上,項英率先代表東南局和新四軍向周恩來敬酒,按說作為中共在東南方面及新四軍的最高負責人,項英的行為不算有什麼毛病,但周恩來硬是沒有回應,直到葉挺也跟著敬酒,他才起身舉杯。



葉挺在巡視江北部隊的過程中,發生了處決新四軍四支隊司令員高敬亭的事件。


高敬亭是一位久經沙場的中共將領,四支隊就是他一手帶出來的隊伍。但可能正因為如此,此時的他才不願讓自己的人馬多冒風險。上級命令他向皖東推進,他卻想在安徽中西部的舒城、桐城和廬江一帶建立根據地,結果是四支隊遲遲不動。早已到江北的張雲逸反覆做工作,高敬亭依然行進緩慢,延誤新四軍「向北發展」的戰略展開。加上他手下兩名親信投向了桂系,使他的問題更顯嚴重。6月上旬,高敬亭被葉挺等人扣押。


對高敬亭的違抗軍令,項英的主張是耐心教育,認為「若操之過急,又會生變,而且無效。


但按當時的戰鬥序列,四支隊歸屬國民政府第五戰區指揮。5月24日,安徽省主席廖磊向五戰區報告四支隊「在皖省橫行騷擾」,一共指控了七項罪名。五戰區將此事轉報蔣介石,蔣很快回復,准許將高敬亭槍斃。


處決高敬亭這樣一個中共將官,自然不能排除國民黨打擊異己的因素。但也應該看到,控告高敬亭的廖磊雖然有過鎮壓共產黨的歷史,但在抗戰期間,他與中共的關係還是比較友善的。國民黨系統的軍法也很嚴苛,至少是隨意性太大。比如曾有這樣的事,安徽省府下屬的幹部訓練班一個學員向廖磊報告被當地一名軍官毆打,廖磊竟下令把那位軍官處死。


接到國民政府軍委會處決高敬亭的命令後,葉挺毫不猶豫地加以執行。


中共中央這時給項英來電,指示「爭取教育改造四支隊,對高採取一些過渡辦法」。


但還沒等項英把延安的意見轉給葉挺,高敬亭已在6月24日被槍決。


同年9月,葉挺為新四軍經費和編製問題又離開了雲嶺。到重慶後,因為蔣介石起初不肯增加新四軍軍費,他憤而第三次提出辭職,才換來國民政府多撥了一些經費。心緒煩亂的葉挺沒有回皖南,卻去了香港、澳門,明確對中共方面表示,打算在此住較長時間,不想再回新四軍了。


經過周恩來的說服,葉挺終於在袁國平的陪同下,在1940年8月回到雲嶺。



1940年年底,項英知道了葉挺又要辭職的消息,他急忙找到葉挺,懇切談心,探究原委。原來這回辭職是因為看到了毛澤東12月26日那份痛批新四軍領導的電報。


收到26日電報的時候,項英曾猶豫過要不要拿給葉挺看。畢竟電文內容十分嚴厲,向黨外人展示似乎不大好。可是如果不給葉挺看,日後被他知道只怕又引起誤會,覺得不受信任。況且這份電報事關轉移北上的大事,不讓軍長知道,又如何跟他討論部隊接下來的行動。


葉挺告訴項英,自己辭職決不是要逃避責任和鬥爭,只是根據歷史的教訓,他既然無能力擔負起對全軍的重大責任,就不要等負不下來的時候再作抉擇,那時就來不及了。


葉挺說的歷史教訓,應該還是指呆在新四軍總共一年多的日子裡的種種矛盾和尷尬,仍舊是覺得自己當不了這座大廟的方丈。


項英自然明白葉挺的意思,趕忙極力向這位名將解釋黨對他的信任,還有在目前嚴重的形勢下,葉挺作為軍長在與國民黨的鬥爭中的重要作用。


談話談了整整一個上午,葉挺終於「暫時打消」辭職之意。


而此時離皖南事變的正式爆發,只有幾天時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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