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還有一位植物專家兒子，連李時珍都很佩服他！

提到朱元璋，很多人都會知道這個人薄情寡義，殺害了很多起家時的好哥們。

提到他的兒子，很多人就會想到朱棣，從侄子手中奪了皇位。

但是，很少人知道朱元璋有一位兒子是植物專家。

這個兒子就是朱橚。

這個人有多牛？李時珍在寫《本草綱目》，曾多次引用朱橚的材料。

至今，朱橚的調查還影響著海內外植物界研究。

（朱元璋）

朱橚[sù]（1361年-1425年）。

明太祖朱元璋第五子，明成祖朱棣的胞弟。

青年時期朱橚就對醫藥很有興趣，認為醫藥可以救死扶傷。延年益壽。他組織一些學者編撰過《保生余錄》方書兩卷，隨後著手方劑學巨著普劑方的編著工作。

洪武二十三年（1389年），他被流放到雲南。在這期間，朱橚對民間的疾苦了解增多，看到當地居民生活環境不好，得病的人很多，缺醫少葯的情況非常嚴重。於是他組織本府的良醫李佰等編寫了方便實用、「家傳應效」的《袖珍方》一書。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年底，朱橚回到開封。他深知編著方書和救荒著作對於民眾的重要意義和迫切性，並利用自己特有的政治和經濟地位，在開封組織了一批學有專長的學者，如劉醇、滕碩、李恆、瞿佑等，作為研究工作的骨幹；召集了一些技法高明的畫工和其他方面的輔助人員，組成一個集體。大量收集各種圖書資料，打下了「開封周邸圖書甲他藩」的堅實基礎。又設立了專門的植物園，種植從民間調查得知的各種野生可食植物，進行觀察實驗。不難看出他是一個出色的科研工作的領導者和參加者。

儘管他在建文初（1399年）再被流放到雲南一次，但他從未間斷有關方劑學和救荒植物的研究工作。

（朱橚）

朱橚組織和參與編寫的科技著作共4種，分別是《保生余錄》、《袖珍方》、《普濟方》和《救荒本草》。

《保生余錄》，全書兩卷。《袖珍方》全書四卷，3000多方，其中有些還是周府自製的。這部著作編著嚴謹，「因疾授方，對方以授葯」。總結歷代醫家用方經驗，「條方類別，詳切明備，便於應用。《袖珍方》僅在明代就被翻刻了十餘次，可見受醫家重視的程度。它的發行，對我國西南邊陲醫藥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普濟方》是被認為「採摭繁富，編次詳析，自古經方更無賅備於是者」（《四庫全書提要》）的巨著。全書共168卷。其中有方脈總論、運氣、臟腑、身形、諸疾、婦入、嬰兒、針灸、本草共100餘門，計1960論，2175類，61739個藥方，239圖。對於所述病症均有論有方，保存了大量明以前失散的文獻，為後代學者提供了豐富的研究資料。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引用其中的方劑就特別多。

在所有著作中，《救荒本草》可能是成就最突出的。如果說《普濟方》重在整理綜合前人的成就，則《救荒本草》是以開拓新領域見長。

在我國封建社會各朝各代，大體上都是賦稅繁重，災害頻繁，勞動人民生活很苦，常用草根樹皮果腹。元代又加上民族壓迫極其嚴重，到明初戰亂剛停時，人民尚未得到休養生息，生活更苦，吃糠咽菜成為常事。勞動人民在長期食用野生植物的過程中，積累了不少經驗性的知識，急待加以總結和提高。另一方面，我國自古葯食同源，本草學的發展也為對野生植物的認識和利用提供了不少有用的資料和方法。朱橚和他周圍的學者們，正是以這些知識為基礎進行《救荒本草》的編著的。但《救荒本草》具有資源調查性質，其編綴僅以食用植物為限，這一點又與傳統本草有所區別。可以說，《救荒本草》作為一種記載食用野生植物的專書。是從傳統本草學中分化出來的產物，同時也是我國本草學從藥物學嚮應用植物學發展的一個標誌。

《救荒本草》全書兩卷，共記述植物414種，其中近三分之二是以前的本草書中所沒有記載過的。與傳統本草著作不同，朱橚的描述來自直接的觀察，不作繁瑣的考證，只用簡潔通俗的語言將植物形態等表述出來。描述一種植物，即附一插圖，圖文配合相當緊湊。就形式而言，很有區域被子植物志的意味。特別值得重視的是這部書的圖比以往本草著作中的都準確、真實。所以無論是從普及植物學知識，還是便利民眾尋找食物，都具有重要意義。

由於作者有實驗植物園，可以隨時對植物進行細緻的觀察。所以，《救荒本草》在植物描述方面具有較高水平，能抓住植物的一些主要特徵。如花基數、葉脈、花序等。此外還使用了一些易為學者和民眾接受，能夠簡潔、確切地描述出植物特徵的植物學術語。對植物學的發展有重要作用。

在這本書中，朱橚記載了一些新穎的消除某些食用植物毒性的方法。基於經典本草書中豆可以解毒的說法，他想出用豆葉與有毒植物商陸(phylotacca acinoca)同蒸以消其毒性的製備法。在講述白屈菜的食用時，他別出心裁地設計了用細土與煮熟的植物體同浸，然後再淘洗以除去其中有毒物質。有人認為近代植物化學領域中吸附分離法的應用，可能始於《救荒本草》。

朱橚的《救荒本草》不僅在救荒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而且由於開創了野生食用植物的研究，在國內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部書在明代翻刻了幾次，還有不少文人學者紛起仿效，形成了一個研究野生可食植物的流派。

明代本草學家李時珍認為《救荒本草》「頗詳明可據」。在其著作《本草綱目》中，不僅引用了其中的材料，而且還吸收了它描述植物的先進方法。明代徐光啟編撰的《農政全書》將《救荒本草》全文收載。清代重要類書《古今圖書集成》中「草木典」的許多圖文也引自《救荒本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吳其濬在撰寫《植物名實圖考》這部重要的植物學著作時，不但效法朱橚通過實際調查和收集實物的方法來取得第一手資料，而且直接引用了《救荒本草》中的大量圖文。從這些事實看，朱橚的著作對我國明清時代的學術界，確曾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17世紀末，《救荒本草》傳到了日本。它以其內容實用，記事適切，繪圖精緻的鮮明優點，博得日本學者的青睬和強烈關注。

日本學者不僅研究文獻非常多、而且還出現一些類似的著作。如佐佐木朴庵天保年間的《救荒植物數十種》、《救荒略》、館飢的《荒年食糧志》等。除此之外，朱橚種植物於植物園以便觀察記錄的方法也給日本的本草學界及後來的植物學發展帶來了深刻的影響。

日本科學史界認為宇田川榕菴所著的《植學啟原》是植物學從有用植物學脫離出來而成為「純正植物學」的教科書，這本書較詳盡地指導了後來的植物學，功業很大。

日本近代植物學奠基人牧野富太郎研究認為，宇田在翻譯這本西方植物學著作時也曾受益於《救荒本草》。其中一些果實分類術語是來自《救荒本草》的。事實表明，《救荒本草》對當時日本的救荒和植物學的發展都起過重要作用。

（每日漢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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