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伯重：古人是如何傳播生育知識的

文 |李伯重

從前面幾篇文章可見，宋元明清江浙人民所知道和使用的墮胎、避孕和絕育方法，是相當多樣化的。這種多樣化，使得他們有可能根據各自的具體條件，來選擇適合自己情況的節育方法。這裡我們要談的是：宋元明清江浙民眾是如何獲得這些方法的？很明顯，如果不能獲得這些方法，他們也就不會去運用這些方法去進行節育。因此，了解他們獲取這些方法的途徑，對於判斷這些方法的使用到底有多普遍是非常必要的。

李中清等人的研究表明：在清代中國，各個社會階層對於節制生育的態度頗有差別：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較高的階層，不僅節制生育的願望較為強烈，而且可採取的方法也較為充分。斯通（Lawrence Stone）的研究則證明16—18世紀英國的情況也是如此。因此這看來是具有普遍性的現象。

本系列文章所談到的大多數節育方法，為宋元明清江浙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較高的階層採用的可能性較大，因為他們大多受過教育，可以從醫書中獲得有關信息，同時由於經濟條件較佳，也能夠享受較好的醫療服務。與此相反，大多數普通民眾，因識字不多或根本不識字，加上家境貧寒，因此較少可能從醫書中獲得有關的節育知識或求助於醫生。

此外，在宋元明清時期，由於儒家禮教盛行，這類與性有關的生育知識，往往被道學人士斥為下流，其傳播往往也受到官方的限制或禁止。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既然下層民眾較少直接從醫書中獲得節育知識，又很難從社會「正規」的信息傳播渠道得到有關資訊，那麼，這些知識是怎樣在他們當中傳播的呢？此外，他們又是如何獲得必要的節育藥物和服務的呢？

▍（一）民間俗文化傳播網路：節育知識最主要的傳播渠道

節育知識最主要的傳播渠道是當時民間俗文化的傳播網路。在宋元明清時期的江浙，隨著社會、經濟、文化的發展，民間俗文化與高度發達的商業貿易網路相結合，就形成了一個非常有效的民間俗文化傳播網路，即使是不識字的下層民眾，也無不通過這個網路受到俗文化的熏陶或獲取有關知識。我在這系列文章中說到的那些節育知識，大多也屬於當時民間俗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因此有關生育的知識很容易通過這個網路傳布，特別是通過由母女、姊妹、親友、街坊，以及所謂「三姑六婆」者流所組成的女性信息傳播網路，到達眾所周知。這裡我們要強調的是：那些「三姑六婆」在這些知識的傳播方面起了主要的作用。

三姑六婆，按照田藝蘅《留青日札》卷2的解釋，即尼姑、道姑、卦姑和牙婆、媒婆、師婆、虔婆、藥婆、穩婆，此外還有繡花娘、插帶婆、瞎先生等。她們是當日中國社會中最活躍的女性，見多識廣，神通廣大。由於職業的需要，她們社會聯繫面很廣。

用《鼓掌絕塵》第25回《鬧街頭媒婆爭娶，捱鬼病小姐相思》和《喻世明言》卷1《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形容媒婆、賣婆的語言來說，就是「走千家，踏萬戶」，「能言快語，況且逐日串街走巷，哪一家不認得？」而《古今小說》卷25《李秀卿義結黃貞女》中更引用明代江南民諺說媒婆「東家走，西家走，兩腳奔波氣常吼；牽三帶四有商量，走進人家不怕狗。前街某，后街某，家家戶戶皆朋友；相逢先把笑顏開，慣報新聞不待扣。說也有，話也有，指常話短舒開手；一家有事百家知，何曾留下隔宿口。要驅茶，要吃酒，臉皮三寸三分厚；若還羨他說作高，拌干涎沫七八斗」。所以她們在傳播信息和知識方面，能力非常之大，堪稱女性信息傳播網路的中堅。有關性、生育（包括節育）的知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過她們來傳布的。

在「三姑六婆」中，穩婆、醫婆和藥婆，實際上就是民間的專業婦產科醫生。其中穩婆（即接生婆）最為常見。即使是上層社會，也離不開她們所提供的專業服務。

據蔣一葵《長安客話》卷2，明代宮廷里的穩婆，就是從民間挑選的。她們除了接生之外，還在宮廷選奶媽和選嬪妃時負責體檢，看被檢對象是否健康以及是否宜子。可見她們對於婦女生理與生育特點的了解頗為全面。從清代前期江蘇泰州人徐述夔編纂的短篇小說集《八洞天》卷8《醒敗類——兩決疑假兒再反真，三誠相真金亦是假》中的故事來看，民間穩婆的技能是母女相傳的，相當專業化。

明代宮廷還有醫婆，也選自民間。醫婆對於性與生育亦具有相當廣泛的專業知識，故常常要為嬪妃宮女治療各種不可告人的隱疾，幫助她們壓抑或激發性慾，為她們打胎，等等。

藥婆在明清江浙也被稱為「女醫」，在李漁筆下，她們往往身背藥箱（或有一女伴當相隨為之背藥箱），往來各家為婦女治病。褚人獲《堅瓠六集》卷4中，也談到有藥婆「賣安胎、墮胎藥」，並記述了婦人為人墮胎漁利的故事。

穩婆、醫婆和藥婆之外的「三姑六婆」，也大多懂得一些有關生育的知識。有的如《水滸傳》中的王婆，雖然其主要職業是開茶館賣茶，但實際上也「專一靠些雜趁養口」，既會「做媒，又會做牙婆，也會抱腰，也會收小的，也會說風情，也會做馬泊六」，可謂多面手。她兼營接生（即「收小的」）業務，可稱「非專業的民間婦產科醫生」。

從趙學敏《本草綱目拾遺》關於藥物絕育驗方的文字可見，甚至尼姑也在銷售絕育藥物，因而我們不妨稱之為「非專業的節育藥物及其使用知識推銷員」。

還有一些「三姑六婆」中的迷信職業者，本人未必具有節育方面的知識，但為牟利起見，她們常常與江湖醫生相勾結，利用人們的迷信心理，誘導和幫助婦女墮胎。

在明末小說《禪真後史》第17回中，有一段精彩的描寫：巫婆徐媽，對來求教的婦女說：「你們一心要除那禍胎，必須神葯之力。……神是神道，葯是藥餌，二者並用，庶可收功。我們敝道中產育司有兩個神道，一名催生娘娘，極是良善的，人家有孕，許了願心，必然降福，管取臨盆有慶；一名墮胎使者，極是兇惡的，人家不願孕育，或是暗行妒害的，許了良願，準擬降禍，穩取喜事成空。」求神許願，其實就是要錢：「墮胎爺爺的盔甲、袍靴、帳幔並那福禮、香燭、燈油等費，共用紋銀三兩。待事妥貼之後，謝儀任憑尊賜。」及至求教者許了神願之後，她給她們推薦墮胎醫生，說：「有一位醫士與老身極是相知，只消一帖葯唾手成功。」該醫生明知這是家產爭奪戰中的一方「用計墮胎，總為著那謀財肥己」，是「十分損天理的勾當」，但敲詐了一筆錢之後，依然「開箱撮葯」。其實，該醫生的發跡，本來就是與迷信職業者相互勾結的結果。此人「原靠賣老鼠藥度日」，窮愁潦倒，巫婆徐媽教他掛牌自稱「神醫墮胎通經」，同時「辦些禮物，到那占卦的詹師長、卜龜的吳先生、城隍廟孫道士、觀音庵洪長老四處吹噓」。於是「一二年之間行起時來，好比生意茂盛哩！」可見，三姑六婆以及其他迷信職業者同江湖游醫相互結合，使得有關墮胎的服務變得十分容易獲得。

由於這些人無處不有，無處不在（以至田藝蘅稱「三姑六婆之害，處處有之」），所以她們在墮胎藥物及其使用知識的傳播方面，確實起了重大的作用。這一點不奇怪，因為在近代以前的社會中，生育知識往往是通過那些社會地位低下但在社會中特別活躍的婦女而傳播的。例如雅克·羅西奧指出：在歐洲中世紀，避孕知識的傳播與娼妓頗有關係。

因此，我們可以說，在宋元明清的江浙，節育知識通過民間俗文化傳播網路（特別是「三姑六婆」之流），可以深入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使得這些知識差不多家喻戶曉。

《貪歡報》第1回故事中的主人翁花二娘，她自幼父母雙亡，「無娘教訓」，寄人籬下長大，因此肯定不能通過閱讀醫書來獲取節育知識。但當鄰居少女張氏因通姦懷孕、亟欲暗中墮胎之時，花二娘無須請教醫生或他人，就知道可以使用「通經散」為之打胎。她所具有的生育方面的知識，只能是通過民間俗文化傳播網路，由口耳相傳而獲得，可見即使未受到過教育的下層社會婦女，也知道應當使用藥物墮胎或避孕。

《八洞天》卷8中，畢思復之妻說：「墮胎藥最厲害，我聞懷孕過了兩月，急切難墮，倘葯猛了些，送了她的命，不是耍處。……（即使）就墮了胎，萬一服過冷葯，下次不服（引者案：當為復字之誤）受胎，豈不誤事？」由此故事可見，當時婦女對墮胎藥物的了解是相當普遍和全面的。

由於這些知識的廣泛傳播，如果節育藥物不難獲得的話，那麼實行藥物節育當然也就不是一件難事。而恰好就是在宋元明清時期的江浙，商業化有了長足的發展，使得節育藥物乃至服務隨處可得。

▍（二）節育藥物與服務的商業化

早在南宋，據吳自牧《夢梁錄》，行在臨安（杭州）已有專門的「郭醫產藥鋪」。雖然所售「產葯」的具體內容不詳，但墮胎藥物一向被列在產科藥物中，從此可推知在江浙（至少是在大城市中），此類藥物的商業銷售可能已達到相當的程度。不過，從南宋醫人張杲的《醫說》和李昌齡為《太上感應篇》作傳引用的《真武靈應纂記》中關於貨賣打胎藥物會受報應的故事來看，當時人民對出售此類藥物的行為，在心理上仍然是有所顧忌的。因此之故，墮胎藥物的商業化程度看來不會很高。

到了元代，墮胎藥物進一步商業化，已引起政府的焦慮，因此《元典章》特製專文以禁販賣墮胎藥物。雖然這條法令並非特指江浙，但是參諸孔齊所說江浙士人家庭使用墮胎藥物普遍的情況，我們可以認為江浙是此條禁令所針對的重要對象之一。

在明代，墮胎藥物的商業化又有更大的發展。據《妙一齋醫學正印種子編》自序載：「杭城中有標榜通衢，鬻打胎絕產之方為業者。」

到了清代，從前引《格言聯璧》附《焚毀淫書是法》所說情況來看，墮胎藥物的銷售更深入到了城鄉各地。

為方便運銷，商人還將墮胎藥物大量製成丸藥。例如明代崑山進士方范家發明並製作出催生良藥「回春丸」，用治難產。子死母腹中，服一丸，死胎立下，是一種十分有效的下死胎方葯。

入清之後，此方廣泛傳布。康熙時，蘇州人馬禹深依方炮製六百餘丸販賣，可見已進入較大規模的商業化製作階段。徐大椿的《女科醫案》中，也談到一種墮胎成藥「煎紅丸」。此種丸藥十分有效，五個月的胎孕可立打而下，不過而孕婦也往往因此而重傷脾胃。

這裡還要補充一句：宋元明清（特別是明清）江浙中醫所使用的主要節育藥物，大多數都是常見中藥，價格也不甚昂貴。這更使得節育藥物的獲得成為一件相對容易的事。

此外，由於商業化的發展和醫學界對節育看法的改變，以牟利為目的的墮胎醫生或業餘墮胎醫生，也隨處可見。朱翊清《埋憂集》卷四「墮胎」所記嘉慶時湖州鄉下收生婆，只要給錢，就為人墮胎，其服務已十分商業化。又如前引《禪真後史》第17、18回中所描寫的江湖醫生全伯通為人打胎，一味只為錢財。因此一般民眾要獲得有關服務，也是頗為容易的。

節育知識的普及和節育藥物及服務的商業化，導致了一個意義深遠的結果：一旦有需要，人們就會去求助於節育藥物和服務（特別是前者）。因此之故，在宋代文獻中，婦女通姦懷孕，多數是產後私自溺嬰；而到了明清時期，她們卻大多私下到藥店買葯服用打胎。這類故事，頗見於當時江浙地區的小說。

例如，明末嘉興煙水散人編次的小說《合浦珠》說：蘇州錢蘭生，私通婢女秋蘭有孕，另一婢綉琴誣稱秋蘭通家奴得孕，蘭生母大怒，「買墮胎藥三劑」，令服之。

馮夢龍編輯的《警世通言》卷35《況太守斷死孩兒》，則講宣德年間揚州府儀真縣，寡婦邵氏與家僕得貴通姦懷孕，「恐人知覺不便，將銀與得貴，教他悄悄地贖帖墜胎的葯來，打下私胎，免得日後出醜」。

另外一部明代後期的短篇小說集《貪歡報》第1回《花二嫂巧智認情郎》，也講了一個類似的故事：在明末松江府華亭縣八團川沙地方，有一個未嫁女子張氏通姦懷孕，本人及其母親均十分焦急。當地一小戶人家主婦花二娘得知此事後對丈夫花二說：「（張氏身孕）想不過是三四個月的光景，何不贖一服『通經散』，下了此胎？……若是妥當，那（謝金）十兩銀子都是你的。」花二大以為然，「竟往生藥鋪中，贖了一服下藥」，送至張家。張氏「把葯服了，一時間，一陣肚痛，骨碌碌滾將下來，都是血塊，後來落下一陣東西，在馬桶內了」。

明代艷情小說《歡喜緣》第8回寫僑居蘇州的杭州富戶公子崔隆，荒淫無度，與多人淫亂取樂。「公子恐怕生養，致誤玩耍，遂買了防免作胎之葯，命依依、可兒、姑娘三人各都服用」。這個故事雖托南朝時事，但其實與南朝無關，所談的各種細節都是明代事。

前引清代小說《八洞天》卷8《醒敗類——兩決疑假兒再反真，三誠相真金亦是假》中，也講有一男子畢思復，本欲娶妾生子，及至買到一妾，發現其已有身孕，對畢妻說：「若要留她，須贖些墮胎藥來與她吃了，出空肚子，方好重新受胎。」這些例子表明了一點：在節育知識十分普及和節育藥物十分商業化的明清江浙，普通民眾在藥物節育方面，已走了多遠。

當然，我們也要指出：雖然明清江浙人民擁有多種生育控制手段，但是在具體手段的選擇上，則依各人所處社會、經濟地位的差異而有明顯的不同。

大致來說，屬於較高社會階層的人們和城鎮居民，由於有較強的經濟力量和可獲得較多資訊和服務，可選擇的範圍相對較廣。他們所使用最多的方法，看來是藥物墮胎、針灸墮胎等方法。而屬於較低社會階層的人們和農村居民，則選擇範圍會窄一些。像延長哺乳期、用民間相傳的草藥墮胎和按摩墮胎等方法，可能是他們使用的主要方法。而調節房事、性生活禁忌、食用棉籽油等不自覺的避孕方法在運用上，可能也有社會的和地域的差異。

從費孝通先生對近代江蘇農村的調查來看，占農村居民主體的農民家庭是自覺地實行生育控制的，而通常使用方法是溺嬰、墮胎和延長哺乳。這些方法的出現和使用，都不是近代才出現。因此那種認為想近代以前的江浙人民的人口行為只是一種「自然」的生理行為的設想，肯定是不符歷史真實的。

【注】本文原標題為《節育方法的傳播途徑：宋元明清時期江浙地區的節育方法及其運用之六》

【作者簡介】

李伯重| 騰訊·大家專欄作者，中國經濟史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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