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洛之會與洛陽東漢帝陵選址

公元25年，劉秀光復漢室，定都雒陽（洛陽），因襲周、秦、西漢洛陽舊城（今漢魏洛陽故城）為都，城內有南、北二宮，城外營南北郊、明堂、辟雍、靈台等禮制建築，構成東漢洛陽城格局。東漢帝陵分北邙、洛南兩處兆域，北葬光武、安帝、順帝、沖帝、靈帝，南葬明帝、章帝、和帝、殤帝、質帝、桓帝，因歷史變遷，諸帝陵位大多已難準確判斷。

漢魏洛陽城坐落於伊洛盆地中部，伊洛二水流經盆地之中，二水走向古今差異頗大。近年考古確認其交會之地正在漢魏洛陽城南郊禮制建築群之南數百米處。伊洛之會為古人賦予神聖地位，是「帝王之都」的象徵，漢魏洛陽城選址即當由此而定。

出雒陽南門小苑門，直對洛水處有橋，橋東不遠處依次列布靈台、明堂、辟雍、太學。距伊洛之會最近者為靈台，《漢官儀》載靈台有候星、候日、候風、候氣、候咎景、候鐘律的功能，而候星者置十四人、候氣者十二人、余者最多不過七人，可見天文觀測乃是其首要任務，此緣於觀象授時對於帝王具有重要意義。

考察東漢南北兩兆域帝陵，可發現北兆域大漢冢、南兆域白草坡大冢（今已平毀）連線的中點正為靈台附近的洛橋，連線距離恰為附會「九五」的45里，乃知南北兩兆域的布局設計，應與「伊洛之會」關係極大。據「大漢冢」帝陵附近年出土有鐫有「漢室中興」碑刻殘塊等種種因素，其陵主很可能為光武帝；白草坡帝陵陵主雖不明，卻處於南兆域最北端，似為首陵，很可能為明帝之陵。《後漢書?光武帝紀》載中元元年（公元56年）「初起明堂、靈台、辟雍及北郊兆域」，說明南郊禮制建築與帝陵兆域當是統一的選址規劃。《後漢書?明帝紀》又載「永平二年春正月辛未，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事畢，升靈台」，反映了明堂、靈台與祖先祭祀的關聯性。可以推知，東漢帝陵南、北兩兆域的選址，正是以「伊洛之會」中心，令兩兆域首陵距此中心均為22.5裡布置，其餘諸陵定位均以此二陵為基點展開。

雒陽城北城牆東段外凸，呈現的舒緩的弧形與「伊洛之會」為中心所繪圓形頗為吻合，考古解剖表明北部城牆建於東周，則表明當時的城垣走向，或已有參照「伊洛之會」定位之意。與西漢帝陵一樣，東漢帝陵兩兆域的方位關係，也有一定的「法天」意義。大漢冢、白草坡兩陵連線均相對於洛橋所在南北子午軸線偏移約22.5°，一種可能為象徵了黃赤交角。東漢時代，天文學大為發展，「妙盡璇璣之正」的張衡兩度出任太史令，於靈台進行天文觀測，製作出成就空前的渾天儀，更加推動了觀測技術的進步。張衡也重新給出了黃赤交角的數值，其《渾儀》殘篇有言「赤道橫帶渾天之腹，去極九十一度十九分之五。黃道斜帶其腹，出赤道表裡各二十四度。故夏至去極六十七度而強，冬至去極百一十五度亦強也」。另一種可能則是象徵了冬至日的天象：《後漢書?律曆志》雲「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書曰：『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史官用太初鄧平術，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晉書?律曆志》亦有「冬至日，日在斗二十二度」。冬至乃郊天之日，又有歲首之義，東漢兩兆域方位或擬象冬至日北斗而確立。因此，東漢兩兆域帝陵的布局本身可能即含有北斗之意，如天象一般，環繞著「天極」所在的「伊洛之會」、洛橋、靈台旋轉輪迴。其以靈台為中心並比附星空運行，也是當時隆盛的天文觀測活動之生動寫照。

除卻東漢帝陵，偃師首陽山鎮大冢頭村內有一巨大土冢，歷代相傳為呂不韋墓，位置正在直徑45里的圓形基線附近且偏移角近於22.5°，與東漢帝陵南北兩兆域略呈90°中心對稱關係，說明此冢地位非凡，其與東漢帝陵的關聯值得進一步探究。

秦、西漢、東漢三代都城-陵墓規劃中心選擇的差異，折射出一定的時代特質：秦帝國以「極廟」為中心、西漢以祖陵長陵為中心、東漢以靈台為中心。可見秦至西漢時代仍然體現著以宗廟為中心的營國思想傳統，但秦時深藏重重宮廷之中的「極廟」，至漢代已成為高踞塬頂、封土巨大的陵墓。這既是戰國秦漢時代祖先崇拜中心由「廟」轉變為「墓」的歷史趨勢，恐怕也與高祖起自平民，無有宗廟世系傳承，自身即為「祖」有關。東漢仍然繼承「漢統」，奉西漢高祖為祖，光武帝陵自然不宜作為「中心」出現，而皇統繼承中的輩分不連續與重疊又使得宗廟的定位秩序變得尷尬，並終於引致明帝「上陵禮」改革，宗廟也自然難以成為規劃中心。於是，東漢雒陽的規劃者們最終選擇「伊洛之會」及「靈台」代表帝王神聖權威的載體，作為了規劃的幾何原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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