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變為何沒引發全面內戰？ / 中國二戰為何不與德國結盟？ | 短史記

文史 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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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註：1941年，日軍對重慶之轟炸

皖南事變善後始末

文 | 諶旭彬

眾所周知，皖南事變乃抗戰期間，國共關係最重要的分水嶺。其具體發生過程，學界已有較細緻、客觀之研究，此處不贅。①唯事件之善後，涉及多重國際關係，甚為複雜，對後人體察抗戰史之複雜面相，頗具管窺之效。

延安方面，事件爆發後，高層反應並不一致。毛澤東當時的主張，是與國民黨全面決裂——1941年1月14日，毛致電彭德懷等，指示：「中央決定在政治上軍事上迅即準備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軍，粉碎反共高潮。」②稍後，因堅持「須有決心打到四川去」，毛澤東甚至詢問彭德懷：三個月內華北能抽出多少兵力？

次日，毛又致電周恩來、葉劍英等，告誡他們：「蔣介石一切仁義道德都是鬼話，千萬不要置信」，並謂：「中央決定發動政治上的全面反攻，軍事上準備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進攻。……只有猛烈堅決的全面反攻，方能打退蔣介石的挑釁與進攻，必須不怕決裂，猛烈反擊之，我們《佳電》的溫和態度必須立即終結。」③

但部分黨內高層仍持相反意見——1月15日，劉少奇致電中央，認為：「實行全面軍事反攻，對我不利，且有極大危險」，「但是某些個別的小的軍事反攻是可實行的」，應該「在全國全世界實行大的政治反攻」。④

劉如此主張，理由有二：1、「國民黨未投降，仍繼續抗戰，……且怕影響對蘇聯的關係，在皖南消滅我軍，蔣亦曾下令制止」；2、總體上，「我兵力不夠」，部分地區，「能在軍事上向國民黨實行反攻者」，亦「均無勝利把握，亦無大利可圖，且系進攻性質，對人民、對部隊、對統戰朋友均無充分理由。」⑤

圖註：皖南事變後，周恩來在新華日報上題詞「千古奇冤，江南一葉」

劉少奇的意見顯然未能說服毛澤東。同日，在重慶的周恩來接到毛澤東的電報，要求其質詢蘇聯駐華軍事顧問團團長崔可夫：「葉、項被俘，全軍覆沒，蔣介石無法無天至此，如何辦？」⑥毛澤東此時最苦惱的問題，是「遠方的政策與我們所想的相左」。1月20日，2月5日，季米特洛夫兩次來電，要求中共不可主動破裂國共關係。2月9日，崔可夫帶來了更明確的意見：「斯大林不願意聽到國共兩軍衝突事」、「要團結抗戰」、「（中共）要繼續抗戰，起模範作用」。⑦

至於毛澤東要求蘇聯停止接濟國民黨軍火，轉而接濟八路軍與新四軍，斯大林的意見是：「蘇聯接濟的軍火，中共也可向國民黨要求補給。」⑧

2月14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請其轉告崔可夫：中共已決定不再對國民黨採取全面的軍事攻勢，而轉採取全面的政治攻勢。因為軍事攻勢「會妨害蔣之抗日，是極錯誤政策」，而政治攻勢則「只會迫蔣抗日，不會妨蔣抗日」，「不會破裂國共關係」。⑨

至於重慶方面及蔣介石，自然不可能詳細了解中共內部上述種種政策演變的複雜過程。蔣當日最關注者，乃在歐洲戰場局勢。蘇德關係與英德戰局的演變，直接關係到中國「抗日外交」的立場抉擇。皖南事變的善後，則恰為蔣提供了一個極有說服力的觀察切入點。鑒於蘇聯對皖南事變「無不良之反響」，1月11日，蔣在日記中寫道：

「此乃大可注意之事，豈其決與德、倭開戰，故對我表示真誠合作乎？」⑩

圖註：皖南事變前，周恩來(右三)與新四軍軍長葉挺(右一)等合影

注釋

①楊奎松：《皖南事變的發生、善後及結果》，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②《毛澤東等關於在政治上軍事上準備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軍給彭德懷等的電報》，收錄於《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8冊），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P10。③《毛澤東關於政治上、軍事上準備全面反攻致周恩來、葉劍英》，收錄於《皖南事變》，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P147。④⑤《劉少奇關於建議政治上全面反攻軍事上暫不反攻給中共中央的電報》，收錄於《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1921-1949》（第18冊），P12-15。⑥《周恩來軍事活動紀事》（上），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P511。⑦⑧《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P491-492。⑨《毛澤東關於在國共關係僵局中對國民黨的策略致周恩來》，錄於《皖南事變》，P207-209。⑩《蔣介石日記》(手稿)，1941年1月11日。轉引自鹿錫俊：《蔣介石對蘇德戰爭的預測及因應》，抗日戰爭研究2014年第1期。

中國在二戰中為何沒有與德國結盟？

文 | 諶旭彬

抗戰進入1940年，汪精衛投敵所引發的政治動蕩尚未平復，更大的危機接踵而來。這年6月份，歐戰形勢急轉直下，英法兩國在德軍銳利攻勢下一敗塗地。影響所及，6月份，法國對日綏靖，宣布滇越鐵路停止向中國運輸物資；稍後，德軍攻入巴黎，法國投降；7月份，英國對日綏靖，宣布對中國關閉滇緬路，甚至還勸中國與日本「言和」。

至此，中國進出口的主要運輸通道，已全部喪失。更要命的是，這一年國內恰逢歉收，國統區15省減收了20%；主要產米區四川減收了50%。兩種因素共同刺激，自5月份起，重慶的稻穀物價指數暴漲，至12月份，漲了整整5倍；而此前抗戰三年，僅漲了一倍。①6月22日，蔣介石在日記中感嘆，「三年來以今日為最大最危之關鍵也」；7月13日，蔣介石又言：「自七月至九月，此三個月間，實為最嚴重之時期，而以國際變態與社會心理二者之關係最大也！」

滇越路與滇緬路的關閉，實際上還只是危機的表面；更深層次的危機在於：中國的抗戰前途，在於尋求戰事的國際化。而歐戰形勢的變化，使這種尋求抗戰國際化的努力有破產的危險。②

自全面抗戰爆發，國民政府即已意識到，單純依靠自身落後農業國的力量，並不足以戰勝強大的工業國日本。故其戰略，自始至終都是「苦撐待變」。對這種「苦撐」所待之「變」，蔣介石在1939年曾有明確的表述：

「我們抗戰的目的，率直言之就是要與歐洲戰爭—世界戰爭同時結束，亦即是說中日問題要與世界問題同時解決，……否則，世界問題不能解決，中國問題也就不能解決，而我們中國依舊不能脫離次殖民地的地位。因此，中國抗戰在時間上，尤其最後問題的解決上一定要和世界戰爭連結起來，使遠東問題與歐洲問題，隨今日東亞、西歐戰爭之終結而同時解決。」③

為將這一「苦撐待變」戰略具體付諸實施，1938年4月，國民政府擬定了「惟以日本為敵」的外交方針，但在策略上，首重美英法，對德意等國則取爭取態度。次年，歐戰爆發，蔣介石判斷，以英法為首的「民主國陣營」必勝，德國陣營必敗，故在外交策略上，更進一步親近英法、疏遠德意。也就是說，「中日問題要與世界問題同時解決」這一戰略，是以英法為首的「民主國陣營」在歐戰中獲勝為前提的。如今法國宣布投降，英軍節節敗退至本土決戰的地步，蔣介石所擬定的「親近英法、疏遠德意」的外交策略，似已走到了破產邊緣，故而受到了國民政府高層一致的懷疑與責難，各種反蔣暗流也藉機秘密串連運作。

大約同期，中蘇關係也已趨冷。「在1940年的大部分時間裡，蘇聯對中國的援助救很少或者沒有。」同時，蘇聯還在積極與日本進行接觸，「1940年7月，當莫洛托夫在與日本駐蘇大使討論雙方締結中立條約之可能性時，就蘇聯援華問題表示，由於蘇聯忙於本國國防，對華援助是微不足道的。」④

圖註：1940年，河北，八路軍根據地的兒童團員們被組織起來，歡迎來訪的美國軍事觀察員

作為應對，1940年6月22日，蔣介石召集國府高層會議，決定對德國採取「以友義之而不敵視」的外交方針。但在提升對德友好關係的同時，蔣並沒有放棄親近美英法陣營的立場。7月初的國民黨五屆七中全會上，蔣仍強調，親近美英法的外交立場，「到現在還是顛撲不破，應該貫徹堅持」，理由是「英法在太平洋的力量原極有限，與遠東問題有關的主要勢力是美蘇。它們均未捲入歐戰。」⑤

不過，蔣的看法，並不能得到黨內高層的認同。畢竟，德軍正摧枯拉朽般碾壓英法，而英法，則正在對日綏靖破壞中國抗戰。7月18日，在國防最高委員會第三十六次常務委員會上，立法院長孫科率先發言，對親近美英法的既定外交路線提出了質疑。孫科發言稱：

「我國外交政策日趨困境，似不能再以不變應萬變之方法應付危機。因法既屈服，英又將失敗；英果敗，美為保持西半球亦無餘力他顧，勢必退出太平洋，放棄遠東。我之外交路線，昔為英美法蘇，現在英美法方面均巳無能為力，蘇雖友好尚不密切。今後外交應以利害關係一變而為親蘇、聯德，再進而謀取與意友好之工作，務必徹底進行。英法既幫助敵人，中斷我之運輸線，妨害中國抗戰，在英停止緬甸運輸實施之日，應即召回我駐英駐法大使，同時宣告退出國聯藉以對美表示民主國家辜負中國，使中國迫於生存改走他道。」⑥

據會議記錄，此次會議，發言者眾多，除吳稚暉一人外，其餘如孔祥熙、居正、張群等，全都贊同孫科的意見，主張親蘇聯德。

事實上，這種意見，在國民黨內部已成主流，中宣部部長王世傑首當其衝——王主張美英路線，不贊同親蘇聯德，但黨內「頗不乏人」，對其施壓，欲使中宣部的宣傳工作轉走親蘇聯德路線。對此，王曾下定決心，「寧辭去宣傳部職，不作無謂之遷就以誤國」——以辭職為對抗手段，可見這股潮流的兇猛程度。⑦

7月20日，蔣介石在居所召集眾人再議此事。與會者有孫科、王世傑、何應欽、孔祥熙、白崇禧、張群等黨政軍高層。蔣介石在會上獨斷決定，既不召回駐英大使，也不退出國聯。換言之，仍維持原定的親近美英的外交路線不變；同時也應儘力加強對德關係。但後者非輕易可得，不必強求。⑧

蔣之所以力排眾議，堅持親近美英陣營立場不動搖，與其在整個1940年，一直對日本「南進」東南亞抱有很大的期望與信心，不無關係。蔣認為，日本國內的軍、政亂象，終會使其選擇南進。雖然日軍南進會切斷中國在東南亞的物資通道，但同時，「倭如南進則其必介入歐戰並與美衝突」，「倭如佔領南洋英法屬地，則其必與英法為敵，此余之所大欲。余必加入英美法方面作戰，則最終目的仍可達到」。

同時，蔣也主動採取了一些措施來改善對德關係。這些措施，與其說是為了親近德國，不如說是為了防範蘇聯。自1940年初，中、蘇關係即迅速降溫，援助也減少至幾近於無，且蘇德、蘇日關係均處於曖昧不明的狀態。蔣擔憂蘇聯會趁英美法與德意日兩大陣營對壘兩敗俱傷後，「乃出爾干涉，引起世界革命」。彼時，如中國已明確陣營，則將承擔來自蘇聯的巨大風險——蘇聯的陣營選擇很可能與中國不同，而蘇中未解決的懸案又極多，中國若因此成為戰敗國，則一切抗戰努力將付諸流水。⑨

這種「謹慎」（維持親近美英陣營的立場）與「投機」（不放棄對德關係的改善），至1940年9月份，開始顯露其效果。9月27日，德意日三國在柏林簽訂同盟條約，蔣在日記中興奮寫道：「此為我所日夕期求不得者也。」11月，更好的消息傳來——蘇聯外長莫洛托夫訪德不利，東歐三國匈牙利、羅馬尼亞、斯洛伐克等相繼加入德意日同盟，德蘇戰爭已難避免；同月，蘇聯駐華大使告知蔣介石，蘇聯將再次啟動對中國的軍械物資的援助，包括飛機、大炮以及輕、重機槍。⑩

至此，中國在紛亂的國際局勢中，沒有踏錯步伐，順利成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核心成員。

圖註：1940年5月8日，參加棗宜會戰的日軍渡過白河

注釋

①（台）蔣永敬，《抗戰史論》，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5，P474-475。②日本學者波多野澄雄、庄司潤一郎總結，國民政府自開戰伊始，即「以戰爭的『國際化』所帶來的最後之勝利為目標」，見《日中戦爭——日本軍の侵略と中國の抗戦》。收錄於《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報告》（近代史卷），P271。③蔣介石，《中國抗戰與國際形勢：說明抗戰到底的意義》，1939年11月18日。④《反法西斯戰爭時期的中國與世界研究》（第3卷），武漢大學出版社，2010，P141，注釋①。⑤鹿錫俊，《1940年的國際危機與蔣介石的抉擇——以當事者日記為基礎的一個初步考察》，收錄於《近代中國：文化與外交》，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P944-945。⑥（台）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影印，《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務會議紀錄》第2冊，近代中國出版社年1995版，P476-477。轉引自：黃自進，《擁抱國際主流社會：蔣介石的對日外交戰略》，《抗日戰爭研究》2014年第2期。⑦王世傑日記，1940年7月9日。王世傑雖身為中宣部部長，但對《大公報》當日公開宣揚「聯德」，亦無可奈何，只能在日記中感慨「該報主持者張季鸞、王芸生……毫無真知灼見，亦無信仰，不能使予敬重」。⑧黃自進，《擁抱國際主流社會：蔣介石的對日外交戰略》，《抗日戰爭研究》2014年第2期。⑨鹿錫俊，《1940年的國際危機與蔣介石的抉擇——以當事者日記為基礎的一個初步考察》。⑩黃自進，《擁抱國際主流社會：蔣介石的對日外交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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