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戰俘從事工業生產成日軍國策

1942年9月8日，盟軍情報員破譯了日本的一個絕密電報，這是日本運輸和交通部門的負責人發給日本運輸艦隊指揮官的。電文中說：「由於日本勞工極端缺乏，熱切盼望使用白人戰俘。希望每艘返回日本本土的船隻上面都能夠搭載一些白人戰俘（包括運輸船和軍火船）。」運輸艦隊司令要求日本交通運輸部門的負責人提供每個月所需白人戰俘勞工的具體數字（越精確越好）……日本交通運輸部門的負責人要求日本運輸艦隊能夠儘可能多地往本土輸送勞工，要想方設法，比如說把白人戰俘像貨物一樣堆在甲板上。

日本的工業部門如此急切地希望增加在他們廠礦、船塢里勞動的戰俘數量，他們希望商船也能夠像軍艦一樣搭載白人戰俘送到日本勞動。開戰之後，日本的很多商船被動員起來，成為日本政府的「輔助海軍」。事實上一些日本的大公司有自己的商船隊，特別是三井、三菱、川崎重工這樣的大型財閥——他們成為白人戰俘奴隸勞工的最大進口者，他們非常有效地用自己的輪船運回了新的奴隸勞工。

日本交通運輸部門和海軍運輸艦隊之間的急電在1942年9月發出之後，美國和其他盟國的戰俘開始大規模地抵達日本本土。其實早在1942年月1日，戰俘就被送到日本本土和佔領區的日本公司的工廠里勞動了，當時三菱建造的阿根廷丸從關島駛向日本，在甲板上搭載了400名美國戰俘，他們當中的絕大多數人是平民。兩天後，三菱建造的新田丸從威克島取道馬尼拉駛往日本、朝鮮和中國，它搭載了1500名戰俘，絕大多數是美國人。

在整個1942年間，白人戰俘被持續不斷地送往日本，9月8日的這份急電可以算作日本工業部門的急切呼籲，是一個標誌性的事件：日本工業部門需要更多的戰俘勞工，以滿足於日益增長的日本戰時工業的需要，他們的工廠正開足馬力滿足日本戰爭機器制訂的生產指標。

考慮到日本工業界的需求，東條英機在1942年6月25日召集戰俘營的指揮官們在東京開了一個會，在會上他宣布：「白人勞工和有技術的白人戰俘要被利用來滿足日本的工業生產需要。」

一個被很多人提及的記錄顯示，日本方面制訂了多項訓令分發給各個戰俘營的指揮官，指示他們如何對待戰俘以及使用戰俘從事日本的戰時工業生產——這份記錄就是整個戰爭期間日本高層發給各個戰俘營指揮官的各項訓令的目錄，這些訓令已經找不到了，因為戰俘營指揮官們接到的指令是「閱後即焚」。不過有份私人檔案留存了下來，它包括14份文件，是從日本在台灣設立的台北戰俘營的指揮官辦公室里被意外發現，並被戰俘秘密保存下來的，這個戰俘營靠近金瓜石銅礦，戰俘營中有1200名戰俘，絕大多數是英國人，被強迫勞動，他們從1942年被強迫勞動到1945年。在日本宣布投降後，這個指揮官焚燒了他所有的文件，並且縱火焚燒他的辦公室。他想把與戰俘相關的文件全部銷毀。但是這份文件死裡逃生，雖然被燒焦了，但是仍然可以勉強閱讀。他被一個叫傑克·愛德華茲（Jack Edwards）的戰俘在廢墟中發現——當時已經到了1946年1月，愛德華茲正在為東京國際審判收集證據。絕大多數文件上的收件方都是日本在台灣設立的戰俘營的最高指揮官，他也是日本在台灣的最高軍政首領，他經常向東京方面索要處理戰俘問題的訓令。東京方面給他的答覆，經常通過電台發送給台灣地區的所有日軍戰俘營的指揮官，最高指揮官這麼做的目的是為了讓各個下屬的戰俘營的頭目「刷新認識」，明確使用戰俘從事工業生產是不可動搖的國策。所以台北戰俘營的指揮官沒有燒毀的文件成為揭露日本大規模使用戰俘從事工業生產的一份獨特的強有力證據。

1942年4月2日，當巴丹半島的戰鬥還在膠著的時候，設立在日本東京的戰俘信息統計署的負責人，向台灣的日軍最高指揮官發電：「請制訂預案，我軍將使用戰俘在台灣從事工業生產。請盡量規劃，儘可能多地讓戰俘在台灣從事工業生產。請你立即提交台灣工廠確切需要使用的戰俘的數量清單。」

5天後，也就是4月7日，日本戰俘信息統計署的負責人又給台灣方面發電：「我們這次大約需要兩三千名戰俘……但是東條首相要在民用企業中也使用戰俘從事生產，所以……我們需要的數字是7000人。」

4月29日，戰俘信息統計署的負責人又發來了新的電文：「軍隊要承擔控制和管理戰俘的責任，也要負責修建戰俘營的各項設施，對於這一點，你們不要抱怨……要當作一種義務。對於那些使用戰俘從事生產的工礦企業，你們要加倍留心。（戰俘信息統計署的署長在這句話上加了著重號。）使用戰俘從事工業生產將成為你們最基本的日常工作之一。」

在1943年8月之前，戰俘信息管理署對於使用戰俘從事工業生產一直在吹毛求疵。該部門給台灣日軍首領發來了新的訓令：「不要把那些不服從管理、不願意從事工業生產的戰俘軍官送到日本本土來。」（在《日內瓦公約》中是禁止使用戰俘從事戰時工業生產的，作者注。）該機構還要求各戰俘營指揮官：「不要給本土送來那些東西混血的白人戰俘，因為這些混血兒看起來像東方人。」換句話說，只有白人才應該被送到日本本土，這樣將最大限度地減少白人戰俘在日本的逃亡。因為白人戰俘即使逃跑了，也好辨認，他們跑不掉。

在戰爭結束的最後幾個月內，戰俘們經常被日本本土的工礦企業強迫著超負荷工作，以生產日本戰爭亟須的那些工業原料和成品。這種長時間的高負荷工作讓人心智錯亂。

1929年的《日內瓦公約》第31條明確規定：「戰俘不能從事與戰爭直接相關的工業生產。」但是顯然這一條款與日本的政策相左。1946年東京國際審判上的證據證明（東京審判從1946年開始持續到1948年11月）日本對於使用戰俘政策的逆轉是在1942年5月的一次內閣會議上發生的。前首相鈴木在審判上對這次會議進行了總結。他回憶說，戰俘信息統計署的署長谷村美喜夫（Mikoi Yamura）說道：「虐殺已經抵達日本的戰俘是與《日內瓦公約》的精神違背的。」戰時首相東條英機打斷他：「廢話！他們必須作為強制勞工！」8

在戰時日本，很難找到一家工廠不從事與戰爭直接相關的生產。所有戰俘都是因為增加日本戰時工業的產量的目的被送到日本的。甚至有些時候他們從事的修建水壩和公路的工作也是為了增強日本戰時實力的目的。幾乎所有的戰俘都因為從事繁重的戰時生產而身心嚴重受損，1945年8月19日，麥克阿瑟將軍在馬尼拉收到了一份地圖，地圖上標記著已經確定的94家使用戰俘從事戰時生產的工廠地點——麥克阿瑟將軍要求日本政府提供這樣一份地圖，這是他接受日本投降的條件之一。這份地圖上標記著：戰俘營及使用戰俘從事工業生產的廠礦位置圖。隨即開展的調查又確認了33座戰俘營，確認了總數多達127家的使用戰俘從事戰時工業生產的工廠的名字——這只是在日本本土的數字。據統計，在日佔區內，單單是白人戰俘，被送到至少169家的工廠中從事強制勞動，他們都是奴隸勞工。9

那些被送到日本充當奴隸勞工的戰俘，對於他們在日本工廠里從事工業生產的記憶終身揮之不去，他們的心靈受到很大創傷，這是所有盟軍戰俘在被俘期間無時無刻不在擔憂的夢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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