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黃維走出秦城監獄之後

畢業於黃埔一期的黃維,34歲便成為國民黨王牌部隊整編第18軍軍長,可謂春風得意。豈料10年之後,他的人生就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改變。1948年底,身為第12兵團司令的黃維,在淮海戰役中被解放軍俘虜,繼而成為「戰犯黃維」,從而接受了漫長的27年改造。

陌生的父親

淮海戰役,是父親作為軍人參加的最後一場戰役,也是他和我們一家人命運的轉折點。1948年夏天,父親接到命令,要他立即下山趕到武漢。與父親告別時,媽媽挺著個大肚子,肚子里是已經9個月的我。

因此,父親沒有等到1個月後我的出生,我們父女第一次面對面,已是17年之後。

1965年,我正在讀高中二年級。有一天,我在上課,教導主任把我叫出來說:「你父親來了,住在錦江飯店,你去見一見他。」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不去。」但學校和家裡人都做我的工作,讓我意識到,這甚至是一個政治任務,我必須得去。

那一天,是姨夫帶我去的錦江飯店。看到父親時,我既沒有油然而生的親近感,也不是很害怕——之前在一些歷史資料上看到說,黃維在淮海戰役中準備施放毒氣,給人感覺就像殺人魔王。看到他的第一印象,覺得他不是那樣的人。當時父親還在改造期間,所以現場還有幾位穿著公安制服的陌生面孔在旁邊做記錄,我並不緊張,就是感覺有點怪。

我朝著他喊了聲「爸爸」,看得出,他非常高興。那一次是父親和一些戰犯被帶出來參觀,他們剛從杭州到上海。

那一年父親61歲,還很精神。雖然在此之前我們從未見過,但很顯然他對我的所有情況都了解,他還問我以後想學什麼,我能感覺得到他非常在意我。我後來才知道,早在上世紀50年代初,媽媽第一次去探視父親時,父親便讓媽媽把我的照片寄給他看看,媽媽特地帶我去照相館拍了一次照片。後來沈醉告訴我:「你爸爸在管理所里,一直把你的照片放在他的左兜里,像寶貝一樣珍藏著。」

也許因為我出身的特殊,父親似乎對我總有一種隱隱的歉疚之情。高中畢業後,我到東北插隊,身體出了些狀況。那時候父親已經可以與家屬通信,媽媽把我的情況在信里很詳細地告訴他。父親後來把他在裡面勞動得到的錢攢下來,大概有200多元,寄給媽媽,讓她給我看病用。我後來到撫順戰犯管理所見到了負責父親的那位管理員,他說:「別人都是從外面往管理所里寄錢,你爸爸是從裡面往外寄,我在這裡管了這麼多戰犯,還從來沒有見過這種情況。」

最後的戰犯

被俘虜那年,父親只有44歲,被關在北京功德林監獄裡。「文革」開始後,他們被轉到秦城監獄。從1968年4月起,父親從北京秦城監獄轉押到撫順戰犯管理所。撫順戰犯管理所對待父親,的確也花費了很多心思。父親對此深有體會,他甚至稱那裡為「第二故鄉」。1985年11月,在他特赦10年後,已經82歲的父親重訪撫順戰犯管理所。他沒有住賓館,而是特地要住當年關押的地方,這樣便在2號監室住了一宿。

1975年,最後一批特赦名單里終於有了父親的名字。那一年是我記憶中最幸福的一年,我們的家第一次變得完整,但幸福太短暫了。

母親原名叫蔡維新,是杭州姑娘,「若曙」是父親給她取的名字。我的外公蔡仲初是當地名流,父親在北京陸軍大學特一班畢業後就去了南方,經過杭州時,到外公家做客,認識了我的媽媽。

媽媽很少向外泄露她內心的情感。那時候,她已經去功德林監獄看過父親,勸他聽政府的話,卻屢屢被父親拒絕。媽媽回來後很傷心,但這麼多年就這麼一直等著他,多少風浪、多少運動,組織、朋友都勸她離婚,但她根本就沒考慮過。

1959年特赦第一批戰犯,沒有爸爸。這對媽媽是個非常大的打擊,一直到1966年公布了6批特赦名單,都沒有父親的名字。媽媽一次次滿懷希望,又一次次跌入傷心失望的深淵。

1975年3月21日,父親與293名最後一批國民黨戰犯被特赦。去北京接父親之前,我記得媽媽曾經長長舒了口氣,對我說:「你終於有爸爸了……」我那時有一種感覺,她好像終於完成了自己的一件使命,要把我交給父親。

父親的特赦,也使我提前結束了在吉林的插隊生活。與父親的第二面,又隔了10年。之後再見到他,他頭髮也白了,變成一個清瘦的老頭。

以父親為代表的11名首要戰犯由統戰部安排全國政協委員和文史專員等職務,特赦後第一個月,爸爸拿了200多塊錢的工資,其他人只有100多塊,他也很得意,把錢都給了媽媽。爸爸身體一直不是很好,他也一直以為自己會先走,他讓媽媽把其中的100塊錢存起來,對媽媽說:「我身體不好,說不在就不在了,這錢留著給你們備用。」

其實,爸爸出來後,媽媽的狀態並未減輕,相反,她的精神負擔更重了。爸爸每天出去上班時,媽媽在中午、晚上,都在他下班的時間提前到樓下等,稍微晚幾分鐘就受不了,覺得出了大事,幻聽更嚴重了,總覺得有人要把爸爸從她身邊帶走。那段時間媽媽一直在吃藥,那種葯的副作用非常大,她整天昏昏沉沉的。爸爸對媽媽的病不是很理解,而媽媽也很自責,經常說自己拖累了一家人。

那是一個陽光很好的中午,沒有任何預兆。爸爸看到媽媽躺下,以為她睡著了,於是到隔壁書房裡看了一會兒書。就這麼一會兒時間,他再回來一看,發現媽媽已經不見了。他樓上樓下地找,沒發現,這時,有人告訴他說:「剛才有個老太太投河了。」爸爸並不會游泳,一著急,跟著跳進河裡,幸虧經過的一個學生下河救了他。

媽媽的離去,對爸爸打擊很大,他大病一場,母親的遺體告別會他也沒有辦法參加,只是躺在病床上傷心地掉眼淚。我們讓他題寫輓聯,他上來就寫「難妻」,大家都覺得這樣不太好,勸他改過來,他最後也同意了。

誰也沒有想到,在終於把父親等回來之後,媽媽最終卻是這樣一個結果。

未竟的心愿

關於淮海戰役,父親一生都隻字不提。他經常自嘲是「敗軍之將」,也許在他看來,這是軍人最大的恥辱。

父親的晚年也一直保持著軍人作風,作息時間一成不變,自己的被子疊得有稜有角,桌子上的書也撂得整整齊齊的。平時散步也像軍人走正步一樣,眼睛從不往兩邊看。一直到去世,他的腰都挺得筆直。

但是我深深體會到,在嚴肅甚至略顯刻板的外表下:父親卻有一顆善良而溫柔的心。兩岸關係鬆動以後,他和一些老戰友恢復了通信,我後來看到那些信,信里都飽含了對他們的感情;他還給戰死的舊部做墓地、寄撫恤金;還有很多境遇很不好的老部下找到父親,父親盡量給寫證明、寄錢寄糧票,盡一切所能幫助他們。

後來,父親又陸陸續續去了幾次香港,漸漸和台灣那邊建立起聯繫。1989年,他一直為去台灣做準備,還計劃去看望陳誠的夫人譚祥,這邊的手續都辦完了,那邊也差不多都要辦下來了,他突然心臟病發作而去世。

父親生前的一個心愿,是國民黨的抗戰能得到承認,這其中包括他參加的淞滬會戰和武漢會戰,但當時的政治氛圍顯然還達不到他的期望。2005年,國家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了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大會,國民黨正面戰場功績被第一次得到肯定,作為抗日將領的家屬,我還替父親領了一枚紀念勳章。後來,我特地把它帶到八寶山,對父親「念叨」了這件事。我想,他如果知道這一切,一定會非常欣慰的。

摘自《各界》2010年第4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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