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水師「濟遠」號裝甲巡洋艦艦長，海戰中臨陣脫逃

中國史學在近十幾年來相比之前而言，有了一個很明顯的變化，那便是把歷史學與政治拉開，能盡量擺脫從政治因素考慮史學問題。由於有了這樣的變化，歷史研究中的種種非歷史傾向則呈現出更加複雜的面貌。如耐人尋味的甲午海戰中方伯謙被殺的「冤案」問題，就是其中一個在這種大環境影響下引發出的討論。

方伯謙，中日甲午海戰中，中方北洋水師「濟遠」號裝甲巡洋艦管帶（艦長），是當時中國唯一一位參加過兩次甲午海戰的管帶。光緒二十年（1894年）的豐島海戰，濟遠艦以一敵三，獲得意外的勝利，管帶方伯謙也因此得到清廷的嘉獎重視。但是，同年黃海海戰（大東溝海戰）後，濟遠艦管帶方伯謙卻以逃軍罪被誅殺。200多年來，大部分史書都沿襲當年清廷的說法，把方伯謙定位為貪生怕死、臨陣脫逃的國家敗類，甚至把他說成是導致北洋水師在黃海海戰中戰敗的罪魁禍首。然而200多年後，後人對方伯謙案再研究後發現，事情並不是這麼簡單。他很有可能在某些有權勢的人的輿論造勢下，擔負了幾百年的「罪人」虛名。

據說方伯謙被清政府處斬之後，方妻曾經進京告過御狀。後來，方家後人又為他大鳴不平。但這並沒有引起當時史學界的關注，因為他們堅信清廷的說法——方伯謙是臨陣脫逃，這是一段毋庸置疑的早有定論的歷史。然而在近幾十年來，方伯謙的後人多方奔走，為方伯謙鳴冤伸屈。出乎人意料，他們的努力竟有了結果。

頓時為方伯謙翻案的聲音四起，難道方伯謙果真是被冤殺的嗎？其實方伯謙是否冤殺的問題關鍵在於他是否臨陣脫逃。為他翻案的人說他不是「逃跑」，而是「退卻」。甚至還說方伯謙的主動退卻為北洋水師保留了一艘軍艦，不但無罪，反而有功。然而明眼人一看就會覺得這種論調荒唐至極。

為方伯謙翻案的人還提出，戰爭的失敗不應該由方伯謙這一個小小的管帶承擔責任，當時的方伯謙的直屬領導丁汝昌、李鴻章等也是罪責難逃。因此，方伯謙案實屬冤案。然而根據《中倭戰守始末記》的記載，甲午海戰中倖存的洋員反映，中日兩軍交戰之時，方伯謙一早就掛上了本船已受重傷之旗告水師提督，之後就想要逃出戰場，但是無奈被日軍軍船阻斷去路。而此時致遠、經遠兩艘軍艦正與日船進入殊死苦戰。方伯謙非但沒出手幫忙，甚至還置而不顧。駕駛濟遠艦像喪家之犬般地倉皇逃出，誰知道撞上了擱淺的揚威船，使得揚威船破了一個大口，不久就沉沒了。而方伯謙更驚駭欲絕，飛一般地遁入旅順口。加上當時日方的軍事記錄，可見方伯謙的出逃是有證據可循的，並非冤假錯案。那麼日方當時對這件事是怎麼記錄的呢？

日艦第一游擊隊第二艦高千穗某尉官有一份親筆記述，稱：「敵終於不支，四分五裂，全面潰敗。濟遠、廣甲首先向西南敗走。」第一游擊隊旗艦吉野號作為首艦，其司令官坪井航三少將的報告說得更為具體詳細：3時30分，致遠右舷傾斜沉沒。經遠仍在大火中掙扎，而且遭受破損，進退不得。最後敵陣終於全面潰散，各自逃遁……濟遠則先於他艦逃跑。（《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續編·中日戰爭》七，第238頁）船員的證詞、日方的記錄都指證了方伯謙是駕濟遠艦先逃離戰場，臨陣脫逃的。那麼事實真的是如此，還是如方伯謙自己所言，濟遠傷重，不得已而逃呢？

據方伯謙自稱，濟遠是因「傷處甚多，船頭裂漏水，炮均不能放」。作為管帶的他不得已才下令讓濟遠脫離戰場，速回旅順修理的。當時方伯謙一說出這個原因，李鴻章馬上認為方伯謙所說「情有可疑」，而丁汝昌也證方伯謙所言存在不實的地方。據當時的船員哈富門所言，人們可見當時的濟遠艦僅有兩門大炮受損，不能運動，並不是所有的「炮均不能施放」。而且當時的船頭並沒有破裂漏水，也不至於傷重到不能繼續作戰的地步。所以，濟遠提前回岸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而方伯謙所言只是為了給自己臨陣脫逃的罪責進行開脫。

為方伯謙翻案的人還提出了「西戰場」說的論點。何謂「西戰場」？據論者說，致遠沉沒後，濟遠非但沒有馬上逃走，反而獨自開闢了一個「西戰場」，與日軍進行了殊死搏鬥。當時的「西戰場」說一出台，就引起了學術界的震驚。當時的論者對這一說法進行了詳細描述以求證明方伯謙的無辜。

他說：濟遠是當時唯一留在西戰場死戰不退的軍艦，苦戰4小時，到下午5：30才由於「無可戰」而退出戰場……日艦怕濟遠後炮，不敢猛追。直言當時濟遠艦英勇無比，打得連日本人都羞於把這段歷史明寫。然而史學家經過實地考察、史料分析後發現，所謂的「西戰場」說，完全是靠思維創造的「歷史」，乃子虛烏有，與真實的歷史無涉，無須加以駁辯。

歷史的證據能擦亮人們辨別是非的雙眼，方伯謙其案實難說冤。有時候，世人為前人翻案是為了滿足自身需要而進行的行為，其後人為了挽回家族的名聲不斷進行努力這無可厚非。但是歷史既然已成為歷史，那便讓它悄然沉澱，只要能吸取教訓，這樣的歷史才是有益的歷史。為了一己所私，而執意對一些早已成定案的案子反覆探討，這樣並不利於社會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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