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朱希祖藏書紀事

朱希祖

他是章太炎門下弟子，被戲稱為「西王」；他是出席「全國讀音統一會」的代表，在國語運動中起草的注音符號方案一錘定音；他是「某籍某系」的北大教授，先後擔任國文系、史學系主任；他是新文化運動的支持者，倡導白話文，反對封建禮教；他任清史館的協修，獲得袁世凱頒發的四等嘉禾獎章；他是聲動民國的藏書大家，保存古籍，守護中國傳統文化的一脈書香……

史學大師海鹽朱希祖，一生有諸多身份，史學家是其根本。建構史學教育體系，整理歷史文獻和檔案，編修國史，考察歷史遺迹，研究南明史……每一件事中都貫注了他的愛國熱情和民族尊嚴。他做這些事情只有兩個目的：一是傳承和發揚中國文化，二是喚醒國人的民族士氣。

生於晚清，留學日本，民國初年進入北京大學，登上歷史舞台。朱希祖一生經歷洪憲帝制、軍閥混戰、北伐戰爭、抗日戰爭等諸多重大歷史事件。朱希祖歷任北京大學、中山大學、中央大學教授，晚年任國民政府考試院考選委員會委員，交遊廣泛，可謂政學兩界的津梁。1944年，朱希祖病逝於重慶，蔣介石特頒「淵衷碩學」的輓詞，葬禮「極一時之哀榮」。「藉歷史以說明國家之綿延，鼓勵民族之復興」，追昔撫遠，在朱希祖逝世70年後，回望他的人生和事功，歷史學家的良知和擔當，令人敬仰。

北大兔子美髯公

1919年任北京大學中國文學系代理主任，教授中國文學史。不久兼任史學系主任，寫成《中國史學通論》一書及許多史論。朱希祖任北京大學史學系主任，這個系主任也很不一般，因為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史學系的系主任。朱希祖還發起成立了中國史學會，是現代史學的開創人。

「五四」前後的北大，「卯字型大小」名教授，可謂北大的台柱子。所謂「卯字型大小」，就是幾個屬兔的大師級人物，兩隻大兔子是陳獨秀和朱希祖，生於光緒己卯年（1879）。四隻小兔子是新文化運動中名聲鵲起的胡適，新文化運動中與錢玄同一起唱雙簧的劉半農，任清華大學國文系主任、曾當面頂撞蔣介石出名的劉文典，二十幾歲就做北大教授、以行為怪異著稱的林公鐸。

其實，陳獨秀和朱希祖是兩隻中兔，還有一隻老兔——生於光緒丁卯年（1867）的蔡元培。「卯字型大小」的幾隻兔子，都是北大名教授。胡適不無自得地說：「北大是由於三隻兔子而成名的。」這三隻「兔子」指的是「蔡元培、陳獨秀和胡適」。蔡是北大改革和新文化運動的領導人物，陳、胡則是其行政上和教學上的得力助手，他們三個是當時北京大學的靈魂。不過，在新文化運動中暴得大名的胡適之，並不入一些章門弟子的法眼。

有意思的是，「中兔」朱希祖似乎有點瞧不上「小兔」胡適。胡適初進北大，還是末學新進，對朱希祖很尊重，朱希祖的藏書中有很多是海內孤本、秘本，胡適就經常到朱家來看看藏書，談談版本，請教學問。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冊一出版，引來叫好一片，胡適在序言中特別感謝了朱希祖，說：「對於近人，我最感謝章太炎先生。北京大學的同事裡面，錢玄同和朱逖先兩位先生對於這書都曾給我許多幫助。」朱希祖似乎並不領情，說此書寫得膚淺，還肯定地說，胡適既不懂佛學，也不懂宋明理學，他這本《中國哲學史大綱》是寫不下去的。當然，朱希祖這番話，可能說給很親密的朋友聽。但另一位章門弟子黃侃就不同了，在中央大學的課堂上，公開諷刺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只有上半部，沒有下半部：「昔日謝靈運為秘書監，今日胡適可謂著作監矣。」學生不解，問何意？黃侃回答：「監者，太監也。太監，下部沒有了。」引得學生大笑不止。

朱希祖對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的批評，比較中肯。後來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勉強出了中冊，下冊果然是無疾而終。這個小插曲，並不影響兩人的交情。從《朱希祖先生年譜長編》中可以看到，朱希祖和胡適的學術往來比較密切：胡適向朱希祖借書，朱希祖對胡適發表的論曹寅的文章予以補充，兩人常寫信交流。畢竟朱希祖是一隻「溫和、儒雅」的兔子，而黃侃則是桀驁不馴的野馬，具有名士的范兒。胡適對待自己的批評，頗有風度，一笑了之。

朱希祖是北大的兔子，也是學界的美髯公。

1914年1月1日，這一年朱希祖36歲，與沈鈞儒相約留鬍鬚。於是，民國學林中，多了兩位美髯公。當時，《北京大學日刊》曾將朱逖先誤刊為「米遇光」，北大的同人，章門弟子，都見了他呼作「米遇光」，這個綽號有開玩笑的意味。隨著朱希祖茂密的連鬢大鬍子初長成，「朱鬍子」這個外號不脛而走。不過，北大同人包括他的弟子，更多地稱他為「而翁」。畢竟當著他的面，不好意思直白地叫「朱鬍子」。「而翁」這個文言的稱呼，似乎有了幾分敬意。

據《知堂回憶錄》，1933年暑假，時任中山大學教授的朱希祖，回到了北大。在校長室現身的他，引來一片驚呼。「這時正值北大招考閱卷的日子，大家聚在校長室里，忽然開門進來一個小夥子，沒有人認得他，等到他開口說話，這才知道是朱逖先，原來他的鬍子颳得光光的，似乎換了一個人了。大家這才哄然大笑。」周作人的回憶很生動，試想，一位熟悉的朋友留了近二十年的鬍鬚，多日不見，突然剃掉了鬍鬚，出現在朋友眼前。那種驚訝之後的恍然大悟，一定伴隨著爽快的笑聲。

書坊誰不頌朱胡

朱希祖是民國著名的史學家，也是大藏書家。對於學者來說，愛書，讀書，購書，藏書，著書，是其生命中非常重要的生活內容，甚至可以說是生活的全部。「不與人物接，不為山海游。終生伏几案，天地一書囚。」這首帶有自嘲意味的自題，可謂朱希祖為書而奔走一生的自畫像。

朱希祖開始藏書，大約開始於留學日本時期。當時章太炎鼓吹革命，倡導反清，熱衷於收集並翻印明末抗清志士的文集。朱希祖受其影響，「始留意於晚明史籍」，並以南明史為研究方向。朱希祖在這時開始購書，幾十年日積月累，涓涓細流匯聚成書的海洋。

朱希祖到北京執教後，更是南北奔走，東西驅馳，節衣縮食，以求善本。藏者，欲也、癖也。癖者，病也。魯迅有詩云：有病不求葯，無聊才讀書。乃藏書人的一種境界。在魯迅的日記中，可以看到兩人一起逛琉璃廠買書。

朱氏在北京時留有長須，綽號「朱鬍子」。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說：「尤其是在舊書業的人們中間，提起『朱鬍子』（朱希祖的綽號）來，幾乎無人不知，而且有點敬遠的神氣。因為朱君多收藏古書，對於此道很是精明，聽見人說珍本舊鈔，便揎袖攘臂，連說『吾要』，連書業專門的人也有時弄不過他，所以朋友們有時也叫他作『吾要』，這是浙西方言，裡邊也含有幽默的意思。」

倫明（字哲如）在《辛亥以來藏書紀事詩》中這樣描述他：「書坊誰不頌朱胡，軼簡孤編出毀餘。勿吝千金名馬至，從知求士例求書。」倫明在這首詩下作文解釋：「海鹽朱逖先希祖，購書力最豪，遇當意者不吝值，嘗歲晚攜巨金周曆書店，左右采掇，悉付以現。又嘗預以值付書店，俟取償於書。故君所得多佳本，自大圖書館以至私家，無能與君爭者。」從周作人和倫明的描寫中，可以看到朱希祖嗜書如命的形象。如今的愛書人讀到，心有同感，會心一笑。

1921年7月13日，吳虞和馬裕藻訪朱希祖，看朱希祖的藏書。吳虞看的朱希祖所藏抄本刻本，殊不易得，自然價值不菲，「據云《士禮居叢書》原本，文奎堂以八百元購之」。看過藏書（其中有高士奇校順治三年刻本《清律》），參觀朱希祖的住宅，日記中寫道：「逖先所居宅，前年始買，去銀二千二百元，有房廿余間，皆極好。」吳虞的日記，透露出民國初年北大教授的經濟狀況。在北洋政府屢次拖欠教授薪水的情況下，還經常為戰亂中的災民捐款，朱希祖買房子，著力收藏古籍書籍，由此可見當時教授的生活狀況。

不過，朱希祖孫子朱元曙補充說：「先生一教授耳，哪來巨金，又何能『悉付以現』？我手頭有一份希祖先生附在日記里的帳單：1929年2月4日，本日先生連薪金加稿費共收入458.8元，支付31家書店欠債527.25元。2月9日日記寫道：『（今日）陰曆除夕，上午8時起，各書店前來索書債，約20餘家，一一付給。』在他日記里也常有『書價太巨，未購』的記載。」

大凡藏書家都有自己的書房或藏書樓。朱希祖的書房名為「酈亭」。為何叫這樣一個名字，有一段學林掌故。1924年，朱希祖購得一部明抄本酈道元《水經注》，此書後經王國維鑒定，認為系自宋本抄出，而宋本現存已殘缺不全，故王氏「不得不推此本為第一（水經注諸版本）矣」。章太炎、王國維二先生先後為此書作跋，許壽裳、汪東二先生為此書題籤，後來胡適之先生也為此書寫了考證文章。朱希祖視此書為自己藏書中的珍品，以「酈亭」二字名其書房，章太炎為其題寫「酈亭」。朱希祖的詩集出版時名為《酈亭詩稿》。

頻繁出入書肆（隆福寺、報國寺、琉璃廠舊書肆雲集），不斷搜尋冷攤（東安市場和西單商場書攤眾多），如此「吾要」之下，至1937年，朱希祖的個人藏書已達到驚人的25萬餘冊，相當於一個小型圖書館了，而其中抄本、稿本和古本方誌、筆記、雜著等珍本善本多達700餘種。其中不乏善本，如《山書》、《鴨江行部志》、宋版《周禮》、明鈔宋本《水經注》等，均為海內孤本。在朱希祖的藏書中，南明史是一個重要的類別，這是朱希祖治史的研究方向。收集的有關海鹽的史志、方誌、詩集，也是朱希祖藏書中一個重要類別，浙江海鹽，這是他的故鄉，生命向著學海揚帆出發的地方。據《酈亭藏書目錄》統計，朱希祖的藏書分經、史、子、集和海鹽地方史志五個部分，史部書籍最多，約2000餘種，並多有藏書題跋，朱希祖素有「讀書藏書家」之稱。

1934年2月，朱希祖應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之聘，來南京就任史學系主任，「酈亭」的760多包善本，輾轉運到南京的住宅。在內憂外患的年代，戰爭的陰影，始終籠罩在朱希祖那一代學人的頭上。藏書的命運和人的命運一樣，幾經顛沛流離，在飄搖的旅途不知何處可安身。自從1935年開始，朱希祖為他的藏書免遭兵燹而憂心奔走，尋覓安穩的、理想的藏書之所。

1937年，朱希祖因戰事日迫，匆忙中只來得及裝運60大箱善本和方誌圖書，由10輛卡車運送到安徽宣城，暫存車站庫房。從朱元曙《酈亭藏書的艱辛與悲涼》一文可知，朱希祖為藏書東奔西走的情形：「9月16日開始運書至徽州，暫存徽州師範學校。19日，先生返回南京處理事務，途中遭遇轟炸。20日，連夜抵宣城，督運書籍。10月2日，運書完畢，先生返回徽州。時上海戰事，日趨危急，敵機四處轟炸，先生恐徽州亦被波及，乃決計遷屯溪，並由水路運書前往，存三門呈洪宅。後，先生又覺不妥，乃於18日至隆阜，與學生戴伯瑚商議，最後決定將書藏於戴震藏書樓，托戴伯瑚保管。」戴伯瑚系清代思想家戴震（東原）的後人。至此，朱希祖和夫人張維看著最後一包書籍安放在戴震藏書樓，懸著的心終於安靜下來。從朱元曙的記錄來看，我們彷彿看到朱希祖先生，冒著敵寇的飛機轟炸，風塵僕僕地穿行於皖南山區，憂心如焚地看護在路上的書籍，多次轉移，直到認為絕對安全為止。朱希祖的奔波和操勞，無疑是為國家保存了一脈書香，使得藏書免遭書厄。

值得一提的是，朱希祖留在北平的藏書，托給親戚看管，也非常幸運地躲過了日軍的搶劫。從紀維周《民國藏書大家朱希祖》一文可知：朱希祖在北平的老宅和藏書，差點被日軍強行沒收。留守的張太太情急之下，找到周作人，懇請他看在老朋友的面上，務必設法保護朱希祖的房產和珍貴藏書。在周作人的關照下，朱希祖的房產和珍貴藏書，也有驚無險地得以妥善保存。

在戰亂頻仍的年代，購書容易，藏書不易，每位學者都是視藏書為自己的學術生命。陳寅恪先生的藏書雖然在戰亂中運送出一部分，卻在長沙大火中灰飛煙滅，還有一些隨身攜帶的藏書，在從越南到雲南的旅途中被人偷走。抗戰期間，朱希祖的藏書分散南北，書人分離。然而，朱希祖的藏書得以保全，可謂萬幸。（文/劉宜慶）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