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金的偉大與不幸：成為人類與不幸命運抗爭的象徵

來源：南方周末

原標題：霍金的偉大與不幸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霍金和他那掛滿古怪儀器的輪椅儼然成為一尊莊嚴肅穆、四處移動的雕像。不僅是一尊移動的雕像，他就是偶像，偶像缺席時代的偶像。這是一些過於熱情的好心人的錯，不是他的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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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霍金是一位輪椅上的囚徒，但他的人生卻比我們這些四肢健全的人豐富、精彩得多。這個時代的科學研究越來越依靠昂貴、複雜的儀器以及成百上千人的合作。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已不再是科學家，而是以科學為職業的工匠，儘管有的還是能工巧匠，因為他們的研究已不再受熱情和興趣驅使，而是為生計所迫，受利益驅使。在霍金身上，還多少保留著那種業已消逝了的科學家的古老形象：高傲，專註，特立獨行，激情四射，且智力超群，雖然談不上清貧寂寞。

霍金的存在已不再具有物理學上的意義，而是具有另一種意義——成為人類與不幸命運抗爭的象徵。

隨著《時間簡史》被譯成中文，霍金在中國開始漸為人知。這還是1990年代中期的事。2002年的來訪則使他變得廣為人知。其實，早在1985年初夏，他就有過一次鮮為人知的中國之行。當時我還在科大念大三。這位非常活躍的理論物理學家在來到合肥前，肯定還到過中國的其他地方，但我只知道他來到了科大不怎麼漂亮的校園裡，因為海報已經張貼在圖書館前的布告欄上。同學們都有些不敢相信，像霍金這麼既不便行走又具有傳奇色彩的人物，怎麼說來就來了呢，且來到了偏居一隅的合肥市。現在想來也不奇怪，當年科大的天體物理和宇宙學不但國內有名，在國際上也算是活躍的。

霍金的第一次公開亮相是在落成不久的水上講演廳。所謂的水上，是指建築物的主體建在一個當時有水、如今早已乾枯的小池塘上。謝靈運的詩句「池塘生春草」是很能給人以詩意的遐想的，但這個池塘在我的記憶中始終是光禿禿的，與任何詩情畫意無關。水上講演廳可以容納二百號人，是除大禮堂外容納聽眾最多的地方，非常適合做大型的學術報告。

當年科大學風頗好，到圖書館自習得佔座位，遇到一些著名學者的報告，更是得提前佔座位。在物理樓的階梯教室里，據說還發生過為佔座位打架的事。水上講演廳雖然比一般的階梯教室大許多，這座位還是得占。果然，我提前了四十多分鐘，只佔了一個靠後的座位。不久，後面的座位也沒有了，後來者只好順著過道往下站，最後連講台的兩側甚至門口也站了不少人。那情景，似乎用濟濟一堂也不足以形容。當年天體物理和宇宙學在科大是個時髦學科，有關的學術報告也比較多。一些不是學物理的學生，也在眉飛色舞地談論什麼「無限有界」「無中生有」等玄而又玄的話題。儘管如此，我還是覺得很多人並不是沖著報告本身來的，而是想看看這位輪椅上的英雄到底是什麼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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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金在助手的簇擁下進場了，果然如傳說的那樣坐在輪椅上。他系著領帶，穿著整潔的白襯衫，瘦削的臉龐上架著一副大框的金絲眼鏡，看上去相當年輕。大廳里爆發出一陣熱烈的掌聲，還夾雜著少許的嘆息聲。那時霍金只有43歲，剛剛完成了《時間簡史》的初稿，聲譽正處於持續增長中，但還沒有成為大眾明星，因此幾乎看不到記者在場，也看不到令人厭惡的、閃個不停的閃光燈。輪椅停在了講台的右側。主持人介紹說，霍金先生是最年輕的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劍橋大學的盧卡斯講座教授。這兩個頭銜對於在場的人已經有足夠的吸引力了。在整個報告中，霍金的腦袋朝一邊歪斜著，目光似乎始終看著一個地方。

這種場合的報告帶有普及性質，難度不是很大，現場還有一位天體物理小組的老師做翻譯。那位老師五十左右，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當時已經是正教授了（在那個年代，正教授還是比較稀罕的）。他並不是翻譯霍金本人的話，而是翻譯霍金助手的話。當時霍金還沒有完全喪失語言能力，為記者所津津樂道的金屬合成器的聲音則是從中國回去以後的事，但別人已經聽不懂他的話了，只有他的助手聽得懂。助手是個二十齣頭的小夥子，穿著短袖的深色豎條紋襯衫，嚴肅認真，不苟言笑，與他那副稚氣的娃娃臉頗不相稱。

大概是很少出國的緣故，沒過多久，那位老師便出了一個錯，接著又出了一個錯。同學們便用掌聲把他轟下了台，又用掌聲將指出錯誤的人——報告的主持人請上台做翻譯。對於這一戲劇性的插曲，旁邊的兩位英國女學生感到既新鮮又好奇，而她們的老師依然一動不動，腦袋像先前一樣斜靠在椅背上，臉上沒有任何的反應，彷彿完全沒有看到這一幕。也許是疾病在起作用的緣故，我還從未見過如此專註的表情。

二十多年後，我已經回憶不起報告的主要內容了。但有一個觀點因為印象深刻，至今無法忘懷。這個觀點的大意是，在一個收縮的宇宙中（我們現在的宇宙是膨脹的，且在加速膨脹），時間可能會發生倒轉。舉一個例子，在膨脹的宇宙中，杯子掉到地上，摔成了碎片，而在收縮的宇宙中，散落在地上的碎片則會「破鏡重圓」，成為一隻完好的杯子。這話如果出自其他人之口，我會認為是痴人說夢；但既然大名鼎鼎的霍金這麼說了，我自然是十分信服（其實是連懷疑的資格也沒有）。後來在一首《太陽從西邊出來》的詩中，我還描述過所謂「時間倒轉」的情形：

而尼羅河小花蛇的一吻

復活了克莉奧佩特拉女王

先與安東尼將軍打情

再與凱撒大帝罵俏

後來我在讀《時間簡史續編》時，意外地發現霍金在書中否認了這個觀點。這當然令我沮喪——假如宇宙有朝一日真的發生收縮，而時間真的開始倒轉，人們真的越活越年輕，在子宮中死去，那該是多麼有意思的事！

我自覺這場報告聽懂了一大半，於是又趕去聽下一場只有幾十人的小報告。小報告屬於專業交流，沒有翻譯。我什麼也沒有聽懂，只知道內容與量子宇宙學有關。這是他和Hartle在1983年提出的一個理論。霍金依然斜靠在椅背上，表情依然那麼專註。由於距離較近，他的聲音倒是聽得更清楚了。這是什麼樣的聲音呢？就像喉嚨里卡了一枚魚刺，又好像患了感冒的女人捏著鼻子說話，我瞧著霍金的大耳朵，心想。可惜，當時的我根本不具備理解他人處境的能力。我沒有去想這意味著什麼，只是覺得聲音有些特別，僅此而已。由於霍金本人表現得若無其事，我便也覺得這沒有什麼。再說，我還想弄明白——當然是白費力氣——他究竟在說什麼，那個神秘的宇宙波函數究竟意味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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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後，當我讀一本有關漸凍人的書時，這一場景又重新浮現在我眼前。此時我才感到霍金的專註和若無其事多麼不易。這位漸凍人來自瑞典，曾經是電視台的女主播，名叫林奎斯特（Ulla-Carin Lindquist），她在臨終前這樣寫道：

我想說的話似乎到了鼻腔那兒就下不去了。我感到自己的顎部好像裂開了一般。軟顎似乎在不斷地鬆懈……我的嘴現在也只能呼呼發出一些不可識別的聲音，聽起來就好像留聲機的唱片在用錯誤的速度播放一樣。

我的兩個比喻都不準確。就好像唱片在用錯誤的速度播放，這個比喻才是恰當的，霍金就是用這種聲調說話的。但這個比喻是另一個人以生命為代價換來的。儘管同樣是ALS（肌萎縮性側索硬化症）患者，疾病在霍金身上的進展卻要緩慢許多。這是他的幸運，上蒼似乎有意眷顧於他。然而這依然相當於一種慢性活埋。斯蒂芬·霍金可以精確描述恆星垂死階段的喘息，可以無限逼近宇宙大爆炸絕對灼熱的開端，卻不願過多地描述自己的悲慘遭遇。多虧了這位堅強樂觀、感情細膩的瑞典女性，使我能夠體驗到這一疾病所帶來的點滴折磨和強大而不可逆轉的窒息感。

1974年2月14日晚，32歲的霍金向科學界的同行報告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發現，黑洞不黑，它也能向外界輻射能量。這種輻射後來被命名為「霍金輻射」。它是將量子力學引入由引力理論主宰的黑洞研究的產物，雖然迄今尚未被觀測證實。當霍金在演講廳里介紹這一令人難以置信的結果時，在演講廳外的茶室里，他的妻子簡聽到了兩位清潔女工的對話：「裡面那個人，就是那個年輕的傢伙，沒有多少日子可活了，是不是？」「是啊，他看上去好像快要垮了，連頭都撐不住了。」這樣的對話自然令人不快，但有時候庸人的見解里也包含著樸素的道理。事實上，人類文化中最燦爛的部分往往是由那些不幸的人或者沒有多少日子可活的人創造的。兩千年前，司馬遷在其感人至深的《報任安書》中就表達過這一見解。只是在工業革命以後的科學界，這樣的例子不太常見罷了。彌爾頓失明時已經人到中年，貝多芬在得知耳疾沒有治癒的希望時，已經是一位年輕的大師，而霍金在其事業剛剛開始的21歲，即被死亡的陰影所籠罩，只是由於特殊的運氣，他才得以活這麼久。在這以前，他是一個偶爾酗酒、有點厭倦生活的聰明人；在這以後，他變成了一位意志堅強、目標明確的勇士，誠如他自己所言：「當一個人的希望降到零時，他才真正珍惜自己所擁有的一切。」

在結束了遙遠的中國之行後，1985年7月底，霍金去了瑞士的日內瓦。在那裡，他得了嚴重的肺炎，像托爾斯泰筆下的伊凡·伊里奇那樣在死亡的黑口袋裡掙扎了幾個星期。幸運的是，他從口袋的一端活著出來了。此後他的身體變得更加虛弱了，需要不間斷的護理。他的氣管被切開了，聲帶下方植入一個呼吸裝置，並因此完全喪失了說話能力。但他依然頑強地活著，依靠電腦鍵盤和語言合成器與他人交流，且更願意被人看成是一個正常人。2002年第二次來中國時，他還能用兩三根能動的手指撥弄鍵盤。2006年第三次來中國時，他的手指完全被凍結了，只能依靠眼球和臉部肌肉的運動來「遙控」電腦。他的腦袋越來越歪斜了，給人以越來越無力的感覺，但他竟然發福了，至少下巴上多了一道贅肉，且似乎變得更幽默了。他無法拒絕他人的幫助，但拒絕他人的憐憫，尤其是廉價的憐憫。他還在做有關宇宙演化、時空未來之類的報告，或者對外星人、女人之類的話題說些可愛的蠢話，但在很大程度上，他的存在已不再具有物理學上的意義，而是具有另一種意義——成為人類與不幸命運抗爭的象徵。《大設計》的出版可以看成是這種抗爭的一個具體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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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簡史》初版於1988年，很快成為風靡全球的暢銷書。迄今為止，它被譯成四十多種語言，總銷售量超過2500萬冊，僅簡體中文版就超過100萬冊。這一當代奇蹟既令人欣慰，也令人疑惑。因為任何購買此書的人若要讀懂它，僅僅知道狹義相對論和薛定諤方程並不夠，還必須知道廣義相對論以及後來在量子理論中發生的許多事情。即便是最淺顯的第一章，也不是那麼易於理解。尤其重要的是，書中涉及到的當代物理學的最新進展大多屬於純粹的理論和假設，並未經過實驗和觀測證實。這一奇怪的現象或許只能說明，人們並不是出於對知識的理解，而是出於對知識的信仰，尤其是這是一種艱深複雜、主旨宏大的知識，且又披上了一層神秘眩目的外衣。儘管我們這個時代被稱為實證主義時代，這種對未經證實的理論的狂熱和對權威的膜拜卻構成了對實證主義的諷刺，使得列奧·施特勞斯（Leo Strauss）有關現代人是瞎了眼的巨人的比喻又多了一層含義。

現代物理學的一個巨大的誘惑是致力於找到一個終極的基本理論。這似乎是流行於19世紀文學界的信念「為藝術而藝術」在另一個領域的翻版——為科學而科學，或者更確切地說，為理論而理論。這個終極理論之夢貫穿了二十世紀的大半部分，且仍將持續下去，最後是否會演變成一則標準的西西弗斯的故事，亦未可知。很多人試圖將自然界中四種基本的力——電磁力、弱力、強力和引力——統一起來，且有望完成前三者的統一（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已完成弱力與電磁力的統一）；另一些人則對現代物理學的兩大支柱理論——描述小尺度世界的量子力學與描述大尺度世界的廣義相對論——的不調和感到不安，試圖用一種理論把它們融合起來。「霍金輻射」是初步嘗試這種融合的結果，量子引力論是更為雄心勃勃（也有人認為是想入非非）的嘗試。

霍金的工作雖然富於啟發性，卻遠未抵達終點，不過他本人卻意外地完成了另一種融合——小尺度的個人傳奇與大尺度的大眾傳媒的融合。當《時間簡史》《果殼中的宇宙》《大設計》等在暢銷書的排行榜上長期駐留時，當他在劍橋大學的辦公室被重建於好萊塢的攝影棚中時，此時的霍金不是影視明星，勝似影視明星。事實上，很多明星是不能做到在所有的地區都受到歡迎的，而霍金的輪椅卻可以從容穿過不同意識形態的藩籬，在地球上的每一個角落贏得掌聲。不過業內人士對他與牛頓、愛因斯坦一起打橋牌的玩笑所包含的暗示一笑置之，並不當真。在多數人眼中，霍金的成就不但不能與海森堡、狄拉克、費曼相比，亦不如引領第二次弦理論革命的威滕（Edward Witten）。他們對霍金的量子引力論信心不足，對弦理論的優美結構、豐富內涵以及威滕深邃的數學直覺更感興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大設計》中，為霍金情有獨鐘的宇宙終極理論的候選——M理論，其主要推動者正是威滕，但是兩人的公眾知名度卻有著霄壤之別。

1784年，當康德完成對「道德的最高原理」的哲學闡述後，遽然發現此時的哲學已被連根拔起，「無論在天上或地上，都已經沒有任何依靠和根基了」。近代科學的實驗原則為科學的發展奠定了一個堅實的基礎，使其免於古老的形而上學所必然遭遇的根基不牢的處境。然而半個世紀以來，當致力於大一統理論的物理學家愈加沉湎於眼花繚亂的數學技巧，且習慣於在高維時空（26維的弦理論，10維的超弦理論，11維的M理論）遊盪時，這門學科似乎再次面臨康德式的處境，亦即存在被連根拔起的可能。儘管很少有人會否認開爾文勛爵的看法——數學是惟一的好的形而上學，這種完全脫離實驗的「清談」式研究卻不免引來激烈的批評。

與溫伯格齊名的格拉肖（Sheldon Glashow）挖苦這種「萬有理論」不過是中世紀神學的改頭換面，其無聊程度令人想起中世紀的人們爭論一根針尖上能容納多少天使跳舞的問題。勞夫林（Robert Laughlin，凝聚態物理學家）則認為弦理論「是一個陳舊的信仰體系的悲劇性結果」。1987年，有人詢問現代粒子物理和量子場論的奠基人費曼（Richard Feynman）對「超弦」（弦理論的一個升級版）的看法，垂垂老矣的費曼思維依然敏捷，他直率地說他不喜歡它，「我不喜歡他們不做任何計算，不喜歡他們不檢驗他們的思想，不喜歡任何與實驗不符的東西」。費曼認為，這不是研究風格或方法不嚴謹的問題，而是這件事本身太困難，所以他們無法做出一個精確的預言——不是因為粗心，而是力所不及。這類批評自然也適用於霍金的量子引力論，以及看上去更值得期待的M理論。

於是，2008年9月位於歐洲日內瓦的大型強子對撞機LHC的啟動便成了拯救物理學的一件大事。人們對這個耗資不菲的龐然大物翹首以待，希望它做出一些切實的發現。有關霍金與希格斯打嘴仗的花邊新聞更是廣為流傳：希格斯希望LHC能夠發現標準模型所預言的最後一種粒子——希格斯粒子，而霍金則以習慣性的100美元打賭希格斯的希望落空，LHC註定不會找到希格斯粒子（最新的進展表明，霍金很可能會輸掉這100美元），不過假如它發現了微型黑洞的話，將會使他非常高興，雖然LHC的能量依然不夠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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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物理學的萬神殿里供奉著一長串閃光的名字：愛因斯坦，玻爾，海森堡，盧瑟福，普朗克，狄拉克，薛定諤，費曼，費米，朗道……霍金不在最耀眼的之列，卻可能是最特殊的一個。1970年，劇作家尤內斯庫哀嘆作家和詩人不再因其敏銳的直覺和豐富的想像而被尊為先知和預言家。但先知和預言家並未消失，只不過不再是荷馬、但丁、盧梭、馬克思、托爾斯泰之類的人物。例如愛因斯坦就是一位公認的先知。當狄拉克試圖成為類似的先知時，另一位物理學家泡利忍不住出語相譏：「狄拉克有一種新的宗教。這種宗教里沒有上帝，而狄拉克是它的先知。」在朗道五十歲生日時，有人把他的十項發現刻在兩片大理石石板上，稱之為「朗道十誡」。現在，在許多人的心目中，霍金就扮演著這樣的角色，一位半神（demigod），一位能夠接近宇宙終極秘密的大祭司，儘管他沒有寫過一篇類似《E=mc2，我們時代最迫切的問題》的文章。

在20世紀初，科學和技術的力量即已壓倒一切。到了20世紀末，由於互聯網的出現，地球村復又成為一個everything-but-silent的小世界。身處兩者的交集當中，有太多的光環、太多的飛短流長圍繞著他，便成為一件無可避免的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霍金和他那掛滿古怪儀器的輪椅儼然成為一尊莊嚴肅穆、四處移動的雕像。不僅是一尊移動的雕像，他就是偶像，偶像缺席時代的偶像。這是一些過於熱情的好心人的錯，不是他的錯。當舊的神祇消失後，人們往往會用新的神祇取代前者留下的空位子。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從紛繁的表象中分辨出某種簡單而重要的東西，即集人類處境的兩個極端——身體的渺小脆弱和思想的廣袤無垠——於一體的動人情形。（作者：朱也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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