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雷就沒有點評三十歲女人的權利嗎？

若真有一天趙雷不再寫相夫教子的姐姐，而是唱起女權主義鬥士，這樣的局面才是真的魔幻。文藝作品會像三觀一樣，迫於壓力，不斷趨同，直到徹底喪失意義。

文S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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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雷紅了以後，老歌《三十歲的女人》被翻了出來，許多人聽完以後心裡不適，也湧現了很多以此為題的女權檄文。其實如果你是趙雷的老粉，或者花了點功夫把他的歌聽個遍，就會發現，趙雷對中年女性的態度一向十分穩定：無限仰慕。

他寫三十未婚的「剩女」，獨自承受著伴隨著寂寞的衰老，即便如此還是貼心地補了一句，「我喜歡三十歲女人特有的溫柔」。

他早期比較受歡迎的歌還有一首《未給姐姐遞出的信》。歌詞寫道：「在家庭的紛爭之後，你是先讓步的賢妻。」趙雷的這個「姐姐」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在國外定居，婚姻生活卻並不如意，每次爭吵後都只能忍氣吞聲，自己去海邊自己靜一靜。

事實上，這個意象含糊的「姐姐」，在趙雷的歌里扮演的一直是愛情的角色，他也坦言自己就是個「無法長大」的孩子。因此趙雷對這個「姐姐」的描述，無疑都是他自認為美好的東西：溫柔、隱忍、寬厚——一個奉獻型人格的傳統女性。

這樣的女性品質本身毫無問題，激怒人們的是對這個刻板形象的鎖定。當我們將女性在婚姻中賢妻良母的姿態反覆歌頌，實際是在鼓勵她們以只談義務不談權利的方式投入婚姻。強調母愛的偉大卻避而不談生產的危險，表彰隱忍和奉獻卻不講權益維護，這維護男權制度的野心也是昭然若揭了。

在一個性別平等的社會中，我們確實不需要更多這樣的文藝作品了。但趙雷有沒有點評三十歲女人的權利呢？

他就和任何一個其他文藝創作者一樣，有權利也有義務從個體視角出發去記錄這個時代。

像其他地下樂手一樣，趙雷也是搭著互聯網時代的便車紅的，這個時代的人好惡分明得不得了，一夜爆紅不再是遙遠的夢，而是可以計算的流量。

同樣如此的還有各種思潮，女權主義正是其中一支，從80年代以「女性主義」的譯名小心翼翼地引入中國學界以後，女權主義運動沉寂了一段時間，近幾年利用互聯網迅速傳播。

時至今日，似乎每隔兩三天就有一個熱點事件和女權撞車。趙雷出身底層，是「屌絲」逆襲；趙雷眼裡只有賢妻良母，是他們所說的「直男癌」。這樣的撕逼檄文層出不窮，straight man cancer成了外媒爭相報道的新詞，也是這些女權主義者手中的一把利刃。

女權主義話劇《陰道獨白》有一幕是《婊》，講述的是任何一種不能迎合男權社會觀點的女性，都能在「XX婊」的造詞中尋得自己的一席之地。女權主義認為，如果一份指責不能就事論事而是在性別上做文章，尤其是女性，這就是一種語言中的性別暴力了。

如果說「直男癌」只針對那些不懂得尊重女性的人的話，「(男)屌絲」無疑是赤裸裸的語言暴力。女性作為女權主義者的主要組成，正在對另一個弱勢群體——底層男性——展開無差別攻擊。

有人說，男權社會中女性向來是語言暴力受害者，使用「直男癌」是在拓寬話語邊界，長遠來看卻是有效還擊。在攻擊「直男癌」的時候，使用這樣的詞語不僅僅讓你顯得粗鄙，而且並不正確，無論你是否自稱女權主義者，無論女權主義者是出於什麼樣的考量在使用這些詞語，你都應該承認這一點。

趙雷的低出身是他的原罪，也是他的局限所在。可他所代表的成長環境就不值得女權主義者們俯身關心嗎？在他的成長環境中的女性，就不配作為文藝創作的對象被描繪嗎？又或者恰恰是這些生活在男權陰影中而不自知的女性形象，更加值得被描摹。

音樂、藝術和文學，始終是一種通感。中國的民謠搖滾也具有特彆強烈的文學色彩，特別是編曲單薄的民謠，經常一把吉他就能上，歌詞就顯得格外重要。趙雷的歌詞寫得就是再爛，此時此刻也是一個不容忽視的時代現象了，他的作品也應該像其他的文藝作品一樣被看待。

女權主義，像其他任何一種道德討論一樣，都不應該深入文學的腹地胡攪蠻纏。批評者們有權利蹭熱點表達自己的主見，但無權要求作品向你的價值觀妥協。

從我個人角度來講，接觸女權主義以後我極少閱讀小說。我以前很喜歡閱讀文學類作品，情緒上，隨情節或共鳴或不適，我無法以理論準確言明，但為建立後來的價值觀指明了道路。如今讀書，我的情緒卻只剩下憤怒一種。

讀《呼蘭河傳》，團圓媳婦作為童養媳一再地身邊人被傷害，我氣得幾次不願意看下去，當時還沒出馬泮艷一事，否則我大概會更加憤怒。

蕭紅說，「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這讓我想起「玻璃天頂」理論，是說女性在職場晉陞中往往受到隱形的限制。蕭紅哪裡會懂這樣的理論呢？她只是把她的不適，通過文字漂亮地表達出來了而已。而作為讀者，最好的辦法就是簡簡單單地，接下這種情緒。

這個時代有太多太多的意見表達，將一個熱點翻來覆去地咂摸，直到它被榨乾。真理未必越辯越明，對抗本身已經讓人疲倦。

呈現，有時候更具有力量，而文學作品的意義就在這裡。畢竟現實的人性比高屋建瓴的主義更複雜精密。

沒有人會對著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的《洛麗塔》指責戀童癖，說「三年起步，最高死刑」。文學有能力讓人越過道德審判去理解他人的人生，去經歷你可能永遠不會親身體驗的情緒共鳴。由情緒衍生的好惡，進而推出的倫理道德，那便是作品以外的事了。

所以，女權主義能不能放過文藝創作？讓討論社會現實的理論回到現實當中去。用更多的氣力去為真實的馬泮艷呼告，而不是叱罵虛幻的團圓媳婦的家人。

若真有一天趙雷不再寫相夫教子的姐姐，而是唱起了女權主義鬥士，這樣的局面才是真的魔幻。我們的文藝作品只會像三觀一樣，迫於壓力，不斷地趨同，直到徹底喪失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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