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國之名：那些震驚世界的暗殺都有政府的身影

韓國電影《暗殺》劇照

「暗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政治行動。」

有這樣一支特製鋼筆：筆頭設計完美，刺入皮膚，受害者不會覺察。發明者吹噓，它是一件完美的暗殺工具，像一件沾了太多澱粉的襯衣，只會讓人覺得皮膚被蹭了一下，卻瞬間丟了性命——因為墨水囊中裝滿了有毒物質。

如果要在水下進行刺殺行動，人們可能會用一隻做了手腳的海貝，把它放在對方經常潛水的區域，待他靠近觀賞，貝殼內的炸彈就會引爆。又或許，還可以直接送他一件感染了真菌的潛水服。

這並非好萊塢諜戰電影中的狗血橋段。英國情報學專家理查德·貝爾菲爾德寫作《政治暗殺簡史》一書時，查閱美國中情局資料，發現他們曾研究過上述手法，以刺殺古巴前領導人卡斯特羅。

「暗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政治行動。」貝爾菲爾德接受本刊採訪時說。它可能挑起戰爭，帶來革命，甚至導致世界格局為之變化。這些暗殺行動，在「國家」形成前就已經出現，「從未消失過」。到今天，一直在變化的，是暗殺的工具和方式。

在貝爾菲爾德看來，那些震驚世界的暗殺中，只有一小部分是自發事件，由患有妄想症的精神病人發起，絕大多數情況，都是由組織、陰謀集團進行的。而且，現代重要的政治暗殺中，都會有政府情報或安全部門的身影。

比槍更好的暗殺武器

2003年11月3日，一輛汽車行駛在葉門的沙漠里，車上坐著六個人，其中一人名叫卡伊德·哈爾西。他是本·拉登的前任保鏢，美國情報部門認為他是參與策劃襲擊美國一艘驅逐艦的罪魁禍首之一。

美國中情局追蹤哈爾西有數月之久，直到當天終於抓到一個機會。一架名為「捕食者」的無人機升空，帶著一枚反坦克的地獄火導彈。美軍基地的無人機操縱者一直等到哈爾西使用行動電話，終於確認其身份。操縱者按下遠程操作按鈕，導彈發射，哈爾西和他乘坐的汽車在沙漠里變成一堆焦炭。

進入21世紀，導彈是最好的暗殺突破者。「這些發達國家不必再擔心殺手變節和產生負面輿論了。」貝爾菲爾德告訴記者。很多暗殺已經不需要殺手在一線活動，只需要一個手機信號，就可以製造一起遠程暗殺，「暗殺活動現在變得簡單而便捷」。

作為研究暗殺事件的專家，貝爾菲爾德也常與官方機構互動。英國法醫科學學會和美國國家安全局舉辦國際會議時，都曾請他作為主講嘉賓。「最現代化的暗殺，殺手是無形的。」貝爾菲爾德告訴本刊，「就好像這些無人機，其『大腦』位於美國內華達州的空軍基地指揮室。如今美國和俄羅斯都擁有這種技術，能夠實施卓有成效的暗殺。」

電影《刺客信條》劇照

在技術上，暗殺有了幾何倍數的進步。從公元前44年，尤利烏斯·愷撒大帝被劍刺死，到1898年，被稱為「茜茜公主」的奧匈帝國皇后被銼刀插入胸口而亡。早期階段，暗殺領導人等關鍵人物，利用刀與劍近身攻擊是不少刺客唯一的選擇。

而後槍支被發明，特別是易攜帶的手槍出現，20世紀遭暗殺的國家領袖們更多是死在槍下。2008年，西北大學和麻省理工大學的研究者分類統計了1875年到2004年期間針對國家元首的298起暗殺活動，其中造成領導人死亡的59起案例中，55%的暗殺者使用了槍支。

1903年，塞爾維亞國王亞歷山大與其王后在卧室內被政變的軍官槍殺。1908年，葡萄牙國王卡洛斯一世及其王子路易斯在里斯本遭槍擊身亡。此外，美國第35任總統肯尼迪、倡導不結盟運動的前印度總理英吉拉·甘地、前西班牙首相路易斯·布蘭科、前埃及總統薩達特、前韓國總統朴正熙等眾多領導人也都死於槍下。

槍雖然致命，但在那些將暗殺作為技藝來研究的特工機構看來，卻並非最佳工具。1954年，美國中情局曾專門為其特工編寫了18頁的培訓手冊（1997年該手冊解密），在他們看來，最簡單的工具通常是最有效的暗殺工具——一把鎚子、斧子、扳手、螺絲刀、火鉗、菜刀，或者一個燈座等任何「硬的、有重量的、攜帶方便的」東西。這些武器有兩個優點——隨處可得並且有「顯然無罪」的特點，能夠使刺客避免行動前或行動後因搜查而暴露的風險。

這也要區分不同情況。1950年代中情局一位暗殺教練曾表示，槍支是女性刺客最好的武器，因為女性比男性要弱得多。槍支讓她們可以在「非常可靠和比較安全」的情況下出色完成刺殺任務。

「炸彈是最不可取的！」貝爾菲爾德說，這也是來自前述中情局暗殺教練的經驗，因為這種中小型爆炸物非常不可靠，遇到時間延遲、拋出炸彈精確度等問題，很容易殺錯人，甚至還可能發生炸死刺客自己的情況。此外，炸彈濫用還遇到一個道義問題。執行暗殺的刺客也是有道德標準的——暗殺是有針對性的，而非濫殺無辜。如果碰巧令旁人遇害，還會造成公共關係災難。

一個例子發生在1985年，因為核試驗遭到綠色和平組織抗議，法國決定派出特工將其抗議用的「彩虹勇士號」帆船擊沉。兩名法國潛水員將兩枚炸彈系在「彩虹勇士」的一側並引爆了第一枚炸彈，船體被炸出一個大洞，海水湧入，船長下令船員登岸。這正是法國方面希望看到的，他們並不想出現人員傷亡，只想破壞其設施。但沒想到，隨後，一些船員又回船收拾物品，這時第二枚炸彈才爆炸，隨船攝影師因此遇難。

參與此事的一名特工後來向媒體承認，這是一次「非常非常失敗」的行動，「導致了一位無辜人員的意外死亡」。更愚蠢的是，爆炸發生半小時後，兩名法國安全情報部隊特工返回現場收取裝備，守夜人發現了他們並記下車牌號。隨後，他們乘這輛車返回時被紐西蘭警方逮捕。其他的線索也很多：潛水員拋棄在港口的空氣瓶上就帶有法國標誌，其中一名法國特工身上藏著一本寫滿電話號碼的筆記本，當紐西蘭警方撥通這些號碼時，發現是法國國防部的電話。

這起秘密暗殺最後變成了法國的一場公共危機，最終時任法國總統密特朗不得不向綠色和平組織正式道歉，法國政府則支付了700萬美元賠償金。

最受情報部門歡迎的工具之一是有毒藥品。巴勒斯坦政治領袖哈達德就死於投毒。他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組織前領導人，曾鼓吹對以色列採取恐怖襲擊，分別策劃並實施了兩起劫機恐怖行動。這惹惱了以色列摩薩德。

通過調查，摩薩德發現這位200多斤的彪形大漢很愛吃巧克力。因此他們買通了一名巴勒斯坦人，讓他將帶有慢性毒藥的巧克力轉交給了哈達德。享用完美味的巧克力後，哈達德一病不起。1978年3月，哈達德因毒素積累而慢慢死去。

之後很長時間裡，人們都以為他是自然死亡。直到2006年，美國《時代》周刊駐耶路撒冷記者克萊才在《反擊》一書中，詳細介紹了巧克力殺人的全過程。

以國之名

在莫斯科將亞歷山大·潘友新召回前，他還是蘇聯駐華大使。1953年3月10日，他由北京返回莫斯科，並「轉移到其他工作」——這通常是情報人員從公共職位轉回暗影中工作的委婉說法。

美國《生活》雜誌多年後的一篇文章透露，回到莫斯科後，潘友新開始掌控一項非常重要的工作：為後斯大林時代的重大暗殺行動訓練精選的殺手，其代號名稱為「萊茵河行動」。

歷史上，蘇聯情報機構內有一個專門部門，從事綁架、暗殺與其為敵者，它是一個超過200人的穩固機構，掩藏在政府「特別任務管理」的外衣下。斯大林去世前，這個部門被稱為「暗殺局」，此後又被稱為「九處」和「對外情報局十三處」。因為「盛名」遠揚，它還贏得了「血污局」的稱號。

「儘管蘇聯『暗殺局』一直在好萊塢電影里出現，被人津津樂道，」貝爾菲爾德卻認為它名不副實，「上世紀60年代後，這個機構幾乎毫無建樹。」在他看來，相較而言，英、美、法當時的暗殺行動要更為有效。

1981年3月30日，里根在華盛頓希爾頓飯店門前發表演說時，被一名白人青年欣克利開槍射中左胸（IC圖）

美國歷史上，共有四位總統死於暗殺（林肯、加菲爾德、麥金萊、肯尼迪）。此外還有包括富蘭克林·羅斯福、杜魯門和里根在內的五位總統遇刺後幸免於難。但該國總統下令或者知曉的暗殺，要遠超這些數字。

「美國自1945年以來，秘密進行的暗殺事件，幾乎沒有間斷過。」貝爾菲爾德說，到了1980年代後，美國政府甚至不再費心掩蓋其暗殺行動，「並且在非常公開的場合表達刺殺卡扎菲、薩達姆和本·拉登的意圖」。

2002年10月1日的白宮記者招待會上，白宮發言人說，布希政府鼓勵美國人刺殺薩達姆。他認為，「消耗一顆子彈」會成為最有效的解決辦法。外界也因此稱之為「8美分方案」——因為購買一顆子彈的成本為8美分。

美國總統一度曾經發布行政令，認定政治暗殺非法。1976年，時任美國總統的福特發布了11905號行政令，要求「美國政府僱員均不得參與或協助參與政治暗殺」。此後幾屆總統都重申過這道命令，卡特甚至還曾將「政治」一詞去掉，擴大禁令範圍。1981年，里根發布的12333號行政令，是美國總統最後一次發布禁止暗殺的行政令。等到柯林頓時期，暗殺行動開始恢復。

「9·11」事件後，美國白宮表示，禁止暗殺的前總統命令並不影響美國在自衛中採取這樣的方式。

美國海軍陸戰隊最終能夠成功擊殺本·拉登，得感謝小布希。2001年10月，他簽署了一項有關情報問題的決定，指示中情局可以採用「隱蔽的致命行動」摧毀本·拉登及其基地組織。

即便如此，在現代國家中，最堂而皇之使用暗殺手段的國家並非美國，而是以色列。貝爾菲爾德說，自建國以來，暗殺一直是以色列實施公共政策的一種手段。甚至總理都曾負責過具體暗殺行動。伊扎克·沙米爾和埃胡德·巴拉克兩位總理，都曾是暗殺行動的負責人。

1973年，一位濃妝艷抹、頭戴烏黑假髮的女士與其「情人」手挽手混過了貝魯特警察的眼目。「她」的懸臂式文胸中裝的是手榴彈，寬大而時尚的手提包里塞滿了自動武器和爆炸物。這名戴假髮的「女子」就是後來的以色列總理埃胡德·巴拉克。

他和同僚們策划了近代以來最大膽的一場暗殺，他們潛入三位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高官居住的公寓大樓，殺死了那兒的所有人，包括一名高官的妻子和三名保鏢。這場暗殺行動中，還有一名叫尤尼·內塔尼亞胡的人，他是後來另一位以色列總理的兄弟。

以色列很多國民似乎也認可這種暗殺行為。2010年，以色列暗殺成員在迪拜的酒店房間暗殺了哈馬斯領導人馬哈茂德·馬巴胡赫，嫌疑人分別持有英國、愛爾蘭、法國、德國和澳大利亞的假護照。事情曝光後，這些國家對以色列表達了強烈不滿。但在以色列國內，人們卻大肆慶祝，一家零售連鎖超市，甚至從一位參與暗殺的警察那裡獲得了監控錄像，並模仿暗殺錄像製作了一個電視廣告，標語是「被擊斃的價格」。

曖昧的命令和笨蛋特工

政治紀錄片《暗殺卡斯特羅的638種方法》，通過無數種怪異無比的暗殺嘗試來探究美國與古巴的關係

2016年11月25日去世的古巴前領導人卡斯特羅，是個傳奇人物。在坊間傳聞中，他最精彩的履歷之一是前後一共逃脫了638次暗殺。

事實上，這個說法水分很大。包括前文提到的貝殼炸彈等計劃在內，很多暗殺計劃並沒有付諸實施。

據貝爾菲爾德在《政治暗殺簡史》一書中透露，暗殺卡斯特羅的想法最瘋狂的時期是肯尼迪政府時代。「當白宮對中央情報局施加壓力後，『瘋狂的方案』接二連三被提出。」貝爾菲爾德寫道，肯尼迪向中情局下令，「擺脫」卡斯特羅。命令逐級傳達，壓力也隨之增大。

「擺脫」是一個很曖昧的詞。中情局局長赫爾姆斯在國會作證時曾表示，在美國總統面前，「暗殺陰謀不會以任何正式的方式得到授權」。針對他國領導人的暗殺計劃，只會以委婉語的方式提出。

在眾多刺殺卡斯特羅的計劃中，還包括一個與黑手黨合作的方案。赫爾姆斯把這個方案反饋到時任司法部長羅伯特·肯尼迪那裡，表示已經向一個黑手黨組織老闆吉安卡納支付了15萬美元，找個槍手施行刺殺行動。這個行動當然也並未成功。

「二戰結束以來，利用別人進行暗殺的模式一直佔主導地位」，貝爾菲爾德發現，很多情報組織都學會了「讓別人替他們去做骯髒的工作」。另一個原則是，只要可以，就要安排一個替罪羊。

畢竟，在以法治為基礎的社會，很多暗殺是見不得光的，而且，即便是設計精美的暗殺任務，也仍然存在失敗的可能。如果沒有想好退路，暗殺者很可能被牽涉其中。

貝爾菲爾德分析了眾多暗殺案例後發現，各家情報機構中都不乏笨手笨腳的傻瓜。而且，世界安全和情報部門具有所有大型組織機構的缺點：官僚內訌普遍存在，並伴隨著急劇上升的平庸無能。甚至世界上很多情報機構都有數量相當的醉鬼、心智失常者和強迫症患者。而暗殺能否成功，不僅取決於目標的機敏程度，更仰賴於前期計劃的周密和特工工作的專業性。

2010年3月10日，以色列特拉維夫，摩薩德的標識被印上當地T恤衫（右下） （@視覺中國）

1973年7月，以色列摩薩德認為他們已確定，造成11名以方人員死亡的慕尼黑襲擊事件背後主謀阿里·哈桑·薩拉馬生活在挪威一個小鎮。兩支摩薩德行動小組共計15人被派往當地，他們跟蹤薩拉馬和女友並在其回家途中將其當街打死。

但死者並非那位巴勒斯坦恐怖分子，全身中彈、躺在路上的是一名摩洛哥服務員艾哈邁德·布石基，他已懷孕的女友站在旁邊，無比震驚。很短時間內，挪威警方就羈押了這支暗殺隊的六個人，有人在最初的審訊中就抖出了一切。挪威方面順著口供找到了一連串線索，包括留有以色列大使館安全頭目直撥號碼的碎紙片和一把他們在巴黎安全藏身處的鑰匙。這場行動也成為摩薩德歷史上的奇恥大辱。

雖然各國情報組織都會出現失誤，但在幾個大國中，法國的暗殺失誤可能要更多一些。除了前文提到的「彩虹勇士」爆炸事件外，法國特工毒殺非洲喀麥隆政治家穆米埃的行動，也出了一堆紕漏。一位法國情報官員以記者名義接近穆米埃，並在他的開胃酒中投下鼠藥毒素。結果，製造這種毒藥的醫生提煉不精細，毒性沒有達到預期，而投毒者又用錯了劑量。穆米埃雖然中毒，但一直到兩周後才在極度痛苦中死去。

「暗殺的非預期後果」

暗殺到底能起到多大作用，不同人有不同見解，比如英國前首相本傑明·迪斯雷利就曾認為，暗殺從不會改變歷史進程。

這話未免武斷。20世紀最重要的一次政治暗殺發生在1914年。奧匈帝國王位繼承人斐迪南大公前往薩拉熱窩參加軍事演習檢閱，期間，他雖然幸運地躲過了炸彈襲擊，卻沒能逃過一名激進民族主義者的火槍。這場暗殺直接造成歐洲本已緊張的局勢再度升溫，一戰爆發。

二戰期間，希特勒曾遭遇過不少於50次的暗殺行動，如果有一場能夠成功，歷史一定會被改寫。

事實上，很多暗殺活動實施前，策劃者就謀劃好了未來的形勢走向。「基地組織之所以幾次想要暗殺巴基斯坦總統穆沙拉夫，正因為其知道穆沙拉夫的情報部門和軍隊中都存在現實主義者和激進組織分子的分歧。」貝爾菲爾德向本刊分析道，他們相信，如果能殺死穆沙拉夫，就會給巴基斯坦國內的基地組織支持者以極大鼓舞，「從而使國家爆發有利於他們的（極端主義）伊斯蘭革命」。

雖說這些暗殺都有其預期，但暗殺後引起的連鎖反應，也常會超出策劃者的控制。1942年的一個清晨，納粹黨衛軍高級首領海德里希，在去位於捷克首都布拉格的辦公室的路上，遭遇了一場暗殺行動。

10點30分剛過，當海德里希的車子在街角減速轉彎的時候，年輕的刺客約瑟夫·加比希克扔掉大衣，舉起司登衝鋒槍準備進行近距離射擊。他扣下了扳機，但什麼也沒有發生——槍筒堵住了。

海德里希沒有意識到他中了埋伏並讓司機將他帶到安全的地方，他認為加比希克是唯一的刺客，於是起身拿起手槍打算還擊。這時候，第二名刺客詹恩·庫比斯向車子投了一枚手榴彈。手榴彈並未進入車中，而是在車後輪處爆炸了。榴霰彈被炸得到處都是，彈皮擦中了海德里希。混亂中，海德里希和司機跳出車子向逃跑的刺客開槍。

海德里希跑過街道，卻突然摔倒了。雖然兩次刺殺都已失敗，但手榴彈內藏的肉毒桿菌毒素，終於完成了對海德里希的最後一擊。

刺客原本希望藉此打擊納粹組織，但海德里希的死亡卻嚴重刺激了納粹高層。納粹黨衛軍開始了對布拉格進行報復性清理。之後的一個月里，一輛標有「刺殺海德里希」的火車載著千名猶太人離開布拉格去了集中營，後來又發了兩列火車。

暗殺海德里希的行為不但沒有削弱納粹，反而適得其反。貝爾菲爾德稱之為「暗殺的非預期後果」。

「刺殺總統肯尼迪這樣的名人雖然刺痛了公眾的神經，但對國家幾乎沒有什麼影響。另一些刺殺的影響則要經過較長時間才能顯現。」貝爾菲爾德告訴記者，比如，1981年，埃及前總統薩達特的遇刺僅被認為是由一小撮基本不重要的宗教狂熱分子造成的一個中東政壇上的小插曲。但很多年過去了，人們才意識到，薩達特被殺後，埃及國內極端主義愈加猖狂，而參與刺殺薩達特的埃及極端主義頭目艾曼·扎瓦西里，後來更是攜自己領導的「埃及伊斯蘭聖戰」組織與本·拉登合流。有分析人士猜測，文化程度較高且老成的扎瓦西里，長期以來都是基地組織真正的幕後大腦。「過了那麼多年，人們猛然發現，原來一枚埋在埃及政治深層中的定時炸彈已然開始倒計時，並將在2001年9月11日引爆恐怖主義暴行。」

參考書目：《政治暗殺簡史》：〔英〕RichardBelfield理查德·貝爾菲爾德，南方出版社 ，2015年10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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