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解釋自己為何要做漢奸

汪堅信抗戰必亡國滅種，且認為自己同日本簽的文件算不上賣國契

抗戰期間，汪精衛在日軍羽翼下，建立「偽國民政府」，名義上將除東北以外的各個偽政權統一在了一起。對此投敵之舉，汪精衛有一套看起來「合情合理」的辯解，以掩飾自己的漢奸行徑。

汪精衛投敵的最大理由，是所謂「戰必大敗」。而言和之事，「乃人人意中所有，而人人口中所不敢出者」。汪精衛自謂，若「緘口不言，對黨對國，良心上，責任上，皆不能安，故決然言之」。但他又說，「我在重慶主和，人家必誤會，以為是政府的主張，這是於政府不利的。我若離開重慶，則是我個人的主張，如交涉有好的條件，然後政府才接受。」汪精衛遂從重慶出走，在1938年12月發表「艷電」，一步步成為漢奸。

汪精衛後來一再為自己的「主和」主張辯解，稱「以一個剛剛圖謀強盛的中國來與已經強盛的日本為敵，勝負之數，不問可知」，因此「跟著蔣高調繼續抗戰，以蔣現有的兵力」，就要「國亡滅種」。只有先「恢復中日和平」，再「確立東亞和平」，才能「復興中國、復興東亞」。

在汪精衛而言，他起初不僅不想做傀儡，甚至要求日本從中國撤軍。但到了實際談判時，他才發現日方殊無誠意。1939年12月「日汪密約」，規定中國「從黑龍江到海南島」「下至礦產,上至氣象，內至河道，外至領海」，皆「毫無遺漏地由日本持有或控制」。

陳公博看到密約後，對影佐禎昭說，這「簡直是日本要控制中國。」影佐也不諱言：「在目前不能說日本沒有這個意思。」陳公博將對話內容告知汪精衛後，汪回答：「我們偏不使日本控制中國。」對此他並不自信，只是聲稱：「日本如能征服中國，就來征服好了。他們征服中國不了，要我簽一個字在他的計劃上面，這種文件說不上什麼賣國契，中國不是我賣得了的。我若簽字，就不過是我的賣身契罷。」

汪精衛與德國、義大利等國使節交談。

汪口頭上一再辯稱欲為國家保存元氣，但偽政權並沒能做到這一點

事實上，汪精衛一再以「賣身救國」自我辯解。汪自稱投敵的目的是，「目前能夠替國家保存一分元氣以為將來複興地步，多一分是一分」。南京偽政權成立前，汪精衛又對追隨者說，他們要「管理者為業經淪陷之土地及人民，所爭者為敵人已經吞噬之利益」「所欲保存者為國家之元氣與淪陷區人民之利益，固不能於後方取得一草一木以赴益敵人」「故我等在南京組府，不但於抗戰無害，而反於抗戰工作有所輔助，亦未可知」。

但汪偽政權在淪陷區助紂為虐，協助日軍壓制民眾、徵收物資，其基層官員還橫徵暴斂。僅舉一例，偽縣署規定辦理「縣民證」，收取紙張費用2角，「但官與吏上下交征，准偽縣署以下區鄉公所加收至每紙五角，而主辦之偽員竟索至七角，最後送達差役則所取一元，如此交征，小費多於正費10倍，閉塞之鄉領用『縣民證』者，更須二元三角」。如此盤剝，談何保存「淪陷區人民之利益」？

汪精衛對組建偽政權的種種規劃，乃是基於幾個錯誤判斷。其投敵前後，正是抗戰最艱難時期。廣州、武漢相繼淪陷，美、英等國也沒有開展全面援華的表示。這使汪精衛、周佛海等人相信，「日軍必繼續攻佔渝市及西安、昆明等地」「日美或日俄戰爭必不致發生」。而當時確實也有不少人主和，除了後來追隨汪精衛投敵的一干人外，所謂「低調俱樂部」中還有胡適、陳立夫、陳佈雷、顧祝同、熊式輝等各界名流。

加之抗日會使中共坐大的觀察，汪精衛很自然地認為，主和是大勢所趨，要保存中國，就只有同日本和談。談判時，他又高估了自己的政治影響力，以為登高一呼，雲南、廣西、四川等省就會群起響應，到時不愁沒有與日本談判的籌碼。然而汪精衛的大多數判斷都錯了，汪偽政權沒能招降到任何實力派人物，其建立一年多後，非但重慶等後方城市沒有被佔領，太平洋戰爭又復爆發。蔣介石「苦撐待變」的戰略成功了。

汪精衛因死於日本戰敗前，未能留下一份詳盡的自白書。但1964年突然有一篇相當於汪精衛遺囑的文章——《最後的心情》在香港發表。對於此文真偽，至今尚存爭議，然其內容實不失為汪精衛的一個「自辯」。尤其「今銘在寧六年，明知日方將敗，而仍繼續以之為對象磋商者，則以國事雖有轉機，尚在逆水行舟」一句，很鮮明地表現了汪精衛對中日戰事的看法，隨著日本在太平洋戰場的節節失利，發生了根本改變。其投敵正可謂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了。

日偽統治下的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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