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算計「九一八事變」

「九一八事變」後，蘇聯採取不干涉立場，嚴禁援助中國抗日力量

1931年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後，蘇聯將如何應對，立即成了輿論關注的焦點；且無論中外，幾乎一致認為蘇聯不可能放任日軍在東北為所欲為。畢竟，僅僅兩年前，蘇聯還曾為保住其在東北的特殊利益，與張學良的東北軍大打出手，釀成「中東路事件」。其強硬立場無疑令人記憶猶新。

事實上，「中東路事件」以張學良慘敗落幕後，斯大林針對東北，還曾有過更激進的政策。1929年10月，在給莫洛托夫的一封密信里，斯大林指示，應該在東北扶植武裝力量，以「起義」的形式，「廢黜張學良，建立革命政權」：

「中國將出現麻煩……我覺得，我們該轉到組織滿洲起義的革命運動方面來了。為完成一些偶然性任務，我們向滿洲派遣了一些隊伍，這當然很好，但這不夠。現在應該做更多的工作。我們要組建兩個由兩個團建制的旅，主要由中國人組成，向他們提供一切必要的武器(火炮、機槍等)，讓中國人當旅長，並把它們派到滿洲去，給它們的任務是：發動滿洲軍隊起義，把其中可靠的士兵吸收到自己隊伍中來(其餘士兵遣散回家，預先要解除指揮人員)，擴編成師，佔領哈爾濱。積蓄力量後宣布廢黜張學良，建立革命政權(搞垮地主，吸引農民，建立城鄉蘇維埃，等等)。這樣做是必要的。我們可以這樣做，並且我認為也應該這樣做。這樣做不違背任何『國際法』。大家都會明白，我們反對同中國作戰，我們的紅軍戰土只守衛我們的邊界，不想進人中國的領土，而如果滿洲內部發生起義，那在張學良所建立的制度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你考慮一下這個問題。事情很重要。」

「前鑒」如此，自不難理解，何以「九一八事變」爆發後，國內主流媒體，包括《中央日報》、《大公報》在內，均曾一度引頸企盼蘇聯的介入。

令人失望的是，雖然在事變之初，蘇聯發表了一些同情中國的言論，但其實際執行的，卻是堅定的「不干涉政策」。非但「不干涉」，《真理報》甚至直接以社論的形式，向日本當局喊話，建議雙方簽訂互不侵犯條約。

對東北地區中國抗日武裝力量的求援，蘇聯也一概拒之門外。譬如，1932年4月，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嚴厲責成外交人民委員會：「向我國駐璦琿領事米哈伊洛夫同志指明，如果他膽敢在今後再送來馬（筆者註：馬占山）或者其幕僚哪怕一個請求，並且不拒絕與馬進行任何談話，他將被追究嚴重責任。」再如，1932年7月，斯大林指示：對前來求援的中國抗日將領，「要把他們視為挑動（蘇日）戰爭的人，不管他們的客觀情緒如何。」政治局據此做出決議：「必須把他們遣返中國，不與他們進行任何談判。」

1929年中東路事件，蘇軍展示繳獲的東北軍戰旗

同時更假意與國民政府溫和接觸，作為蘇、日談判的籌碼

同一時期，南京國民政府也在積極與蘇聯進行接觸。其基本訴求，是恢復兩國正常外交關係，並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蘇方對南京的用意洞若觀火：「我們認為，南京做出這一決定，基本上是因為擔心我們與滿洲國接近。恢復外交關係，而且還要以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為途徑，目的在於制止我們與滿洲國建立我們所需要的關係。」

事實上，「九一八」事變後，蘇聯念茲在茲，想要與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的對象，乃是日本，而非中國。不過，在斯大林看來，與南京的談判，恰好可以作為向日本施壓的籌碼。故而，他指示莫洛托夫：「如果日本人確實想簽訂（互不侵犯）條約，那麼這可能是因為他們想以此破壞我們與中國人就簽約舉行的談判。看來，日本人很相信（中蘇）會簽約。因此，我們不應中斷與中國人的談判，而是相反，要繼續並且拖延談判，目的是以我們可能與中國人接近的前景嚇唬日本人，以此迫使他們急於與蘇聯簽訂條約。」

為了刺激日本人，斯大林還授計：「不妨在報紙上刊登關於王（南京政府代表王曾思）求見科茲洛夫斯基並已得到同意的簡短消息。」斯大林告誡蘇方談判代表，雖然根本不可能與南京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但仍要注意談判技巧：

「要做到不把南京推到日本懷抱。……如果日本靠了我們對待中國人的過分克制和失禮，把南京置於自己的掌控之下，……那麼日本對蘇聯的進攻將會加快並有恃無恐。所以，對待南京，……不應使他們對（中蘇）接近的可能性失去希望。有鑒於此，應該儘可能給王禮遇。」

斯大林最終未能如願壓迫日本人與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不過，其「軟弱退讓」，刺激了日本在東北一再增兵，並公然製造出了偽「滿洲國」。蘇聯對偽「滿洲國」的縱容（允許偽滿在其境內設立領事館），更刺激了日本憤而退出國聯（國聯以44票贊成、1票棄權、1票反對的壓倒性優勢，否決了偽滿的合法性）。戰後，日本政府檢討其外交失敗的起點，即是：不該讓「九一八事變」發展到「滿洲國獨立」的程度，更不該因為「滿洲國」問題而退出國聯。退出國聯，意味著日本自絕於歐美，走向了外交孤立。在這盤大棋中，斯大林所付出的代價是：將東北境內的中東鐵路，廉價賣給了日本人。

偽滿時期，大連的日偽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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