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讓這些「夜場動物」流離失所？

薛慧穿著黑馬甲和白襯衫的英式調酒師裝，一個人蜷坐在燈光昏暗的吧台一角，旁邊擺著一杯酒。今天生意不好——自從他把喜鵲酒吧從永康路搬到宛平路以後，生意就沒有好過。

如果喜鵲還在永康路的話，每天下午 5 點開始直到深夜，都是薛慧最忙的時候。這一天是傍晚 6 點15 分，下著小雨，宛平路上不僅沒有酒客，連打傘的人都沒有。「我的客人沒有一個是路過的，畢竟這裡不是酒吧街。」薛慧說。

曾經聚滿酒吧的永康路於 2016 年 5 月被納入「衡復風貌區環境整治」項目，整條街的酒吧在數月內旋即關停搬遷，留給薛慧找新店址的時間很少，宛平路這個地址是不得已的選擇。

儘管許多人還沒意識到這一點，但是夜上海的格局在短短一年之內的確頗為動蕩。以城市風貌改造和房屋回收為理由的拆遷、封鎖讓很多夜場經營關的關，搬的搬。

上海的夜生活包羅萬象。如果你搜索上海夜晚的去處，你會發現已經有熟客列出一長串的名單，並且仔細說明了各自的區別。上海據說擁有全國最多的酒吧數量，一共 3961 家。這個數據來自《 2016 中國酒吧數據分析報告》，作者魏太武出版過多本商業管理方面的書。這份報告指出，2016 年，中國一共有 5.5 萬家酒吧，北京排第二，2372 家，成都第三，2078 家。

夜場經營的公開統計數據相當少，這份報告並非標示出這些數字是否已經把 Livehouse、獨立音樂 Club 和夜店會所包括在內。人們沖著酒、各式音樂、社交和歡愉進入這些地方，但它們的風格和經營目的也不一而足。

從生意的角度說，如今上海風靡雞尾酒吧，但經營狀況良好的不過五六家；夜店活得最好，最多的時候一晚上能進賬幾十萬元，而獨立音樂 Club 一年也不會賺這麼多。不過有一點是共通的，只要搬一次地方，這些夜場去處就會「元氣大傷」。

永康路的喜鵲酒吧原貌1

2005 年，薛慧從安徽來到上海，10 年時間他洗過杯子，做過酒保，當過調酒師，而開永康路的喜鵲酒吧算是他的第一個里程碑，擁有了自己的第一筆生意，「2013 年 3 月15 號，永康路 189 號」。

這間 20 平米的酒吧讓薛慧的微信通信錄里多了各種各樣的人，也為薛慧帶來了不錯的收益。薛慧最初投入 20 萬，3 年時間除了第一個月沒有盈利，剩下的 30 幾個月每月凈利潤都有 4 萬。他沒有什麼太大的人工成本，一個幫忙的小弟，一個清潔阿姨，自己則是那個調酒師。因為收入不錯，他在上海買了車和房，還和一個上海姑娘結婚生了孩子。一切看起來都順風順水。

但如今一切都變了——不管是不是因為酒吧搬遷。他離了婚，賣了車，房子給了前妻，孩子留給自己。如今這間酒吧的收入已經負擔不起孩子的開銷，只能送回安徽老家。

雖然薛慧能脫口而出喜鵲的開店日期，但關店日期他回憶了兩次，還是記不起來。他看起來像是故意把這個細節忘了。畢竟這一過程是傷感的，他也沒有得到任何補償。

在喜鵲酒吧里的薛慧

新地方不好找。倒不是因為規定繁雜，而是因為根本沒有明確的規定。做這一行，不僅要經營證件齊全（比如衛生局和環保局頒發的衛生許可證和排污許可證、向消防部門領取「建築消防審批證明」，還要向文化局備案），還必須找人「疏通關係，摸清門路」，比如，商場的五六層不能開，建築物太高不行、整幢樓不行、沒有後門/安全門的也不行。

「在他們看來都是一樣的，夜生活都是不好的。」一位接受好奇心日報採訪的獨立音樂 Club 經營者說。他要求不公布他的名字。「（為了不關店）試圖找了很多人說情，但是搞不定啊，」 這位經營者說：「他們覺得這類花天酒地沒有一點正面影響，為什麼要支持你？」

獨立先鋒音樂場 Arkham 開張的時間是 2012 年，因為開在地下室得了「地下倉庫」的名聲。開張 4 年後的 2016 年 10月，因為「不可抗的特殊原因」關閉。自那以後，類似 Smart Shanghai 這樣關心上海夜生活的公眾號就在不停地更新它搬遷再開業的消息。最新一輪通知是五月左右正式開放。

Arkham 經營者之一兼 DJ Max Shen 通常提前幾個月到半年就會聯繫好表演藝術家，安排好行程。但去年 10 月猝不及防的關店，Arkham 計劃的所有活動要麼取消，要麼轉移到其他俱樂部表演，轉移的基本都以虧損結尾，「但當時也不追求回本，能演出就不錯了。」Max 說。

Arkham 新店房租上漲了 50% 以上，新的裝修、人員提升以及酒水等漲價，最終都不得不轉嫁到客人身上。「以前花 1 塊做的事，現在要花 5-10 塊。」

張海生和他的育音堂也有過一段顛沛流離的時期。育音堂是上海最早的一批搖滾現場酒吧，也是獨立樂隊最主要的演出場地之一。他們最早作為一家演出公司成立於 2004 年 10 月，2006 年在上海龍漕路開戶了第一家搖滾現場酒吧。

2007 年 5 月，張海生後來把育音堂搬到了凱旋路上。關店的原因，他現在不太願意多談。但在當時發表的一份聲明中，育音堂曾經表示：「由於育音堂倉庫不具備演出許可證，當天的演出被勒令終止。 」「就像 JZ 再開，消費的門檻一出現，年輕人去的可能性就降低了。」作為過來人的張海生說。

育音堂2

就在 Arkham 關店兩個月後，開在鄰近永福路上的、以先鋒電子音樂出名的 The Shelter 也戲劇性地關張了。

Shelter 的調酒師胡林至今記得那天晚上發生的事情。「2016 年 12 月 30 號晚上最後一天營業，警察在十點半出現，要求限流。過了十幾分鐘，酒吧經理讓音樂先停一停，讓氣氛降溫。但是很快又一下子來了十幾個警察，以會有危險為由，要求 Shelter 停業。這時候還有很多人等在路上等著進場。知道不能進以後，就一直在街上喊著 Shelter Shelter。當時是一點半左右。」

「很傷感。」胡林說。

12 月 30 日最後一晚的永福路

The Shelter 原址是永福路 5 號，這裡原本是政府的民防工程。如今不能維持，是因為「政府收回了物業，決定不再經營這處場地」 。

儘管表面上是政府收回了物業，但胡林知道，即使這一幕不上演，Shelter 可能也堅持不了太久。和永康路遇到的問題一樣，他們遭到過擾民投訴，嘗試和居民協商，還幫忙安裝過防噪音設備。

最重要的原因還是電子樂受眾的減少。「過去一個活動能有 700 人，而現在有 200-300 就已經很不錯了。」胡林說。張海生也提到了獨立音樂 Livehouse 的不景氣：「育音堂以前一場就有幾百人，現在一年就幾萬人。」

胡林把原因歸結為「經濟形勢不好，很多老顧客都不來了。」電子樂本身就屬於小眾，胡林所說的「老顧客」有不少都是跨國公司外派到中國工作的「老外」，因為經濟下行，跨國公司收縮管理，大量外國顧客流失。

另一方面，行業競爭越來越激烈。很多年輕人不了解電子樂文化，更願意去商業性酒吧，儘管並不完全屬於一個行業，但後者那種音樂節式的 EDM（Electronic dance music）電音依然衝擊了 The Shelter 提倡的電子樂。最明顯的一點是，The Shelter 不設卡座，完全不是社交的地方。

胡林最喜歡講的故事就是她觀察到一個在 Shelter 附近寫字樓上班的人，白天穿得西裝革履，晚上就帶著 Hiphop 帽子進了 Shelter。這是她在這裡工作最大的樂趣之一——看到了別人看不見的人生。

Max 也更懷念過去的上海。

他從高中畢業就在上海做 DJ，已經 17 年了，自己都記不清演出過的夜場數量。「以前小眾文化和主流的差距是很大的，以前的人也更純粹，」 他說，「過去一張從英國郵寄來的唱片你每天聽，但現在你可以在網上聽10 張專輯，你沒法認真了。」

Max 現在三十多歲，和他同時期的 DJ 很多都銷聲匿跡，「都消失了，我看不到了，「 他說，「其實我覺得我也挺老的了。」

「這個工作不穩定，不是團隊合作……顛倒黑白的生活……做 DJ 你要掌控 Club 人群，你是走在風潮前面的人，你要有態度。」他擔心自己態度不再，「走不到前面了。別人怎麼跟著你跳舞？」

「半年以後新的事物新的人，年輕人對你的熱衷度減少了。怎麼找回來？你需要多長時間？」 Max 在說這些話的時候，也像在問他自己。

DJ Max Shen3

很多時候，花更多功夫、投資更多的新店，顧客不一定買賬。薛慧剛來上海時覺得孤獨，他時常一個人去 JZ Club 聽音樂，一個人也沒什麼不好意思，「去看一次演出，覺得不容易的事情也沒那麼難了。」

如今 JZ Club 巨鹿路的新店更大，放了很多卡座，他卻已經感受不到以前復興西路 46 號小洋樓里的那種親切感，覺得這裡很疏離。即便還是經常去，更多是為了「表達一種支持」。

這個在上海待了十幾年的外來人看出了一些端倪：「上海任何一個地方，一旦火起來，就會被打壓掉。最開始的酒吧街茂名路、衡山路、永福路、永康路……」那些搬遷的夜場就算找到了地方，事情也並非普通人認為的「不過是搬個家，又不是倒閉」。

「等於從我們的精神領域拿走了一些東西。」 薛慧說。

張海生也有這樣的看法。「Arkham、棉花會再開，但是復興路絕對不會再有這樣的感覺了。」他很惋惜，「復興中路本來可以算作是上海的一條音樂風景線。」

復興中路臨近位於汾陽路的音樂學院，本身就有很多樂器行、音樂書店，就連周邊的小區也多是音樂學院的教師家屬樓。這條路上，原本有被稱為「上海爵士地標」的 JZ Club ，還有另一家開了 10 年的爵士樂 Club 「棉花俱樂部」，以復興中路為原點的四五條馬路，包括原本夜場文化繁榮的衡山路、 岳陽路、永康路，Arkham 所在的烏魯木齊南路以及 The Shelter 所在的永福路在內，都是上海原本時髦的夜場去處。如今一夕之間四散而去，大都因為原本租借的是政府或者事業單位擁有的地產——不少搬遷的店鋪都給出了這個理由：「政府收回了物業，決定不再經營這處場地」 。

「這裡本來就是音樂文化的地標。是不是房子建築才是地標呢？」張海生說。

薛慧最近一次路過永康路時感覺凄涼，他已經「找不到以前的感覺了」。他原本的店址現在是一家房產中介公司。

4

酒吧關店也發生在世界的其他角落。自 2008 年金融危機爆發以來，倫敦已有 7000 家酒吧關門，失去了這座城市 50% 的夜店和 40% 的音樂酒吧。

但很快政府就開始採取新立法保護「有價值的社區財產」。這一立法為酒吧提供了保護，使它避免被拆除。同時社區組織也能購買酒吧，而不是落入房地產開發商的虎口。現在，已經有 300 間酒吧被這一立法保護。

最近倫敦市長 Sadiq Khan 還效仿法國和荷蘭任命了一位夜間總管，主要任務就是發展和保護這座城市的夜間文化傳統。去年這位總管開通了周末 24 小時的地鐵線路，確保人們再晚也能回家。

市長這麼做的意圖很清楚，「我不想年輕的、創意的倫敦人拋棄我們，去阿姆斯特丹、柏林或者布拉格這些支持夜場並且允許它們繁榮發展的地方。」

薛慧特別羨慕這些國外的「百年老店」，有著幾代人共同的夜晚記憶，就像很多別的存在一樣，這在中國很少見。

張海生也提及，上海很少「出產」音樂人，最主要的原因，一是沒有北京那樣深厚的音樂基礎，二是近年很多小的音樂場地都沒有活下來，「很多樂隊和音樂人就失去了起步的機會，一上來就一千人、五六百人的場地，不現實的」。

「政府這兩年的態度也還是從不理解慢慢轉到支持。文化部門還是支持的，其他部門呢，就不是那麼統一了。主要還是政府內部的政策不統一，所以有的時候就會有一些混亂。這種一時半會也沒法解決。很難的。」一位了解情況的人士告訴《好奇心日報》。育音堂也是在 2009 年之後才開始慢慢正規化的，包括和政府商談，申辦程序、資質等等。

薛慧知道這間宛平路的酒吧不是長久之計，他依然沒有酒吧證，「不是很難辦，是根本不給你辦。」 去年和他一起從永康路撤離的一位外國朋友把酒吧搬到了東湖路，「聽說 2、3 年內也得關，不會太長。」 維持下去的成本比薛慧想像得更高。他有位朋友經營著 70 平米的酒吧，證件齊全，但每月依然需要「上交 8000 元保護費」。

「這很離譜的。」薛慧說。

薛慧的客人在新店前拍婚紗照

他現在有種回到原點的感覺。過去房租每月 8500 元，現在翻了一倍到 15000，如今的收入和他 4 年前的工資差不多。

薛慧給自己的最後期限是 2 年。「如果 2 年後還是這樣……我肯定撤了。」 兩年後，薛慧的孩子 6 歲，唯有經營情況改善，他才有能力把孩子接回上海上學。

2 年後的上海……誰知道呢？

註：應採訪對象要求，文中胡林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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