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第一支筆」胡喬木：「貴族馬克思主義者」和「不二的人物」

總之，「喬公是不二的人物」。

1990年8月，胡喬木在鴉片戰爭150周年討論會上。圖｜作者提供

胡喬木與知識分子的交往

文｜徐建昭 方曉強 顧海燕

本文首發於2017年4月10日總第799期《中國新聞周刊》

「喬木凋矣，但我沒有也不會忘記他。我遠遠談不上對他有多少了解。也許我的記憶有誤，也許我的體會感受有誤。當然我寫的只是我眼中的胡喬木。也許，一個更深沉、更真實、更完全也更政治的胡喬木，是我沒有也無法把握的。但我仍然有義務把這一切寫出來。」王蒙寫道。

這或許是知識界、文化界對於胡喬木的一種心聲。

與吳祖光：從「訂交」到「勸退」

在胡喬木的眾多交遊經歷中，爭議較多、較不易評價的可能就是他與吳祖光的交往。他們相識是在1957年「反右運動」前，1985年「訂交」，最後一次相見是因1987年的「勸退事件」。

對於他們的交往，坊間和境外媒體多有不同評論，其中不乏評論者的演繹。在此，我們儘可能地還原事件的原委。

胡喬木與吳祖光的謀面緣於《人民日報》改版後的副刊工作。1956年7月1日，經黨中央批准，《人民日報》由四版改為八版。作為中宣部常務副部長的胡喬木領導了改版的全部工作，他特別要求每天出一個版面的副刊，並且對副刊的工作給予專門指導。在副刊籌備初期，胡喬木就細心幫忙物色作者，並且要求編輯「問清確切地址，然後一一登門拜訪，至少專函約請，不能只靠一張列印的約稿信」。因在新中國成立前擔任過重慶《新民報〈晚刊〉》和上海《新民晚報》副刊的編輯工作，吳祖光成為副刊的約稿作者之一，也就有了與胡喬木的初次見面。

吳祖光回憶說，他們是1957年春在《人民日報》文藝部辦公室相見的，「初次見面就委以『重任』……即承擔在『八版』提倡並發表各家散文的任務」。

這次相見幾個月後，「反右運動」開始，吳祖光被錯劃為「右派」，下放到北大荒勞動，他與胡喬木的這次短暫交往沒有了下文。

「文化大革命」期間，吳祖光被隔離審查、勞動改造，胡喬木被「冷藏」起來，雙方沒有見面的機會。一直到「文革」結束，才有了兩人再次相見後的「訂交」。

從胡喬木與吳祖光的往來信件，可以知道他們的「訂交」是在1985年6月19日。在習仲勛的勸說和提前安排下，吳祖光依約來到南長街的胡喬木家中拜訪。在談到吳祖光夫婦近況時，胡喬木對新鳳霞從一個半文盲的民間藝人，在「反右」到十年「文革」的嚴酷迫害致殘之後，竟然刻苦學習文化成為作家，而且接連出版幾本文集，「感覺十分欣喜」。

這次交談後，胡喬木感到意猶未盡。之後，他多次主動給吳祖光夫婦寫信，表達了對他們夫婦的敬意；並讚譽新鳳霞寫的《我懷念老舍先生》一文，稱在其看過的紀念老舍先生的文章中還沒有這樣「活活畫出他的音容笑貌來」的文字。胡喬木在信中表示要「跟祖光同志訂交」，約定在最近擠出時間來把這三本書看完，然後登門致謝和致敬。7月3日，胡喬木到吳祖光家回訪，並於當晚到工人俱樂部觀看了由吳祖光改編的京劇《三打陶三春》。之後，胡喬木和吳祖光開始了兩年的親密交往。

就在兩人「訂交」後不久，應英國和波蘭的邀請，北京京劇院前往兩國演出《三打陶三春》。演出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國內媒體對此卻沒有報道。回國後，吳祖光給胡喬木寫信反映此事，並對胡喬木的過問表示感謝。10月14日，胡喬木就此事寫信給吳祖光，自擔責任，表示「還是我的工作做得不好之過」。

此外，他還將共產黨員的標準與兩人之間的友誼基礎聯繫在一起，誠懇地談了他的看法：「這次黨代會的確開得很好。會議文件望能認真研習，用一個黨員的標準嚴格解剖和要求自己，這是我們大家都要做到的，也是我們能夠建立友誼的基礎。肺腑之言，當不致逆耳。」

就在兩人交往日漸密切之時，形勢再一次急轉。1987年7月21日，中央書記處在北戴河開會，確定對吳祖光等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五個同志的處理意見，決定勸吳祖光退出黨籍。

說到這，我們有必要談一下吳祖光的入黨經過。他曾經是中國共產黨積極爭取的進步人士。但是，1957年成為其政治命運的轉折點，他被劃為「右派」、反黨小集團成員。「中年煩惱少年狂，南北東西當故鄉」，這首吳祖光的自撰詩即是對當時境況的描述。1980年，時任文化部部長的周巍峙找吳祖光談話，希望他寫入黨申請書。對此，吳祖光家人的意見並不一致，通過召開家庭會議，在少數服從多數的情況下，吳祖光最終確定了他的選擇，耳順之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在這次北戴河會議上，胡喬木提出，有關理論方面的問題不要列為處分理由，他的建議獲得批准。也是在這次會議上，胡喬木自告奮勇提出願意代表中紀委通知吳祖光，勸其退出黨籍。會後，中紀委決定通過適當方式「勸退」吳祖光，起草了《關於對吳祖光所犯錯誤的決定（稿）》。應時任中紀委書記王鶴壽之請，胡喬木對決定稿進行修改。

1987年8月1日8時多，胡喬木親自到吳祖光家對其「勸退」，這也是胡喬木與吳祖光的最後一次相見。

未曾想，這件事立即在國內外引起諸多議論，直到今天還存有很多爭議。逝者已去，無法站出來表述，但我們可以從其生前的所言所行和雙方親人的回憶中，感受他們的意願。

吳祖光在1994年即胡喬木逝世兩年後，寫了一篇回憶文章《故人雜憶——胡喬木與我的交往》，簡單提及了這次「勸退」事件的經過。他認為胡喬木代有關部門向其宣讀的六項理由不能成立，但是表示接受決定，接受的唯一理由是出於對胡喬木的尊重。

按理講，勸退吳祖光一事本應由中紀委同志進行，為何胡喬木自告奮勇？這是因為胡與吳結識並保持友好關係，胡受到他們夫婦尊重。胡認為，他去吳家三言兩語就完成了任務，而其他人去，就較麻煩。事後胡喬木曾委託吳祖光的弟弟吳祖強代為表達了自己的初衷。

吳祖光晚年感嘆道：「假如我能有再次與喬木見面的機會，我會表示我是理解他的好心的。」「我理解喬木對我弟弟祖強說的，他代表有關部門來執行勸我的任務完全是出於好意。確實是這樣的，我衷心感激他。」

這件事上，兩個人都是出於善念：一個是尊重對方而勉為接受處理結果，一個是出於好心而代為行使分外之事。

也是在這篇文章中，吳祖光提到胡喬木去世當天，即1992年9月28日的一件憾事。

這一天，吳祖光從兒子吳歡那裡得知胡喬木病危，「悚然感到應該去看他，應該表白我與他別後的心情」。於是，吳祖光在兒子陪同下匆忙趕到胡喬木南長街的家中，但家裡沒人，他們又打電話給胡喬木的家人。據胡喬木的女兒胡木英後來回憶說，是她接的電話，她告訴吳家父子，父親病情嚴重，正在搶救，不便探視，等到方便時會聯繫探視的事宜。但當晚，胡喬木就去世了。對於吳祖光而言，「留下終生的遺憾」。

吳祖光與新鳳霞。圖｜網路

與王夢奎：兩代「第一支筆」

胡喬木是聲名最為顯赫的黨的「筆杆子」之一，被稱作「中共中央第一支筆」。但很多人不知道，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王夢奎也是長期隱身幕後的「筆杆子」，被稱作「國務院第一支筆」。雖然兩代「第一支筆」只是在改革開放後有過短短几年的工作交往，卻堪稱惺惺相惜的忘年交。

王夢奎，1938年出生，河南溫縣人，196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經濟系，1995~1998年４月任國務院研究室主任。1998年４月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1979年2月，王夢奎調到中央，先後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等單位從事改革開放的理論支持和政策準備工作，而胡喬木也繼1978年補選為中共中央委員後又相繼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負責黨的思想文化理論宣傳工作。這個時期，兩個人的工作開始產生交集。

2008年，七十高齡的王夢奎老人撰寫了《回憶胡喬木》一文，緬懷逝者，回憶兩人短暫的一起工作的日子。

「胡喬木身材瘦小，文弱安詳，在近兩個小時的講話中一直端坐著，似乎連臂和手都不曾動過。他不善演講，慢聲細語，缺乏抑揚頓挫，像一篇平鋪直敘的文章，不能引人入勝。當時沒有留下什麼深刻印象。」這是王夢奎給我們描述的胡喬木，也是他1981年4月第一次見到胡喬木的印象。

「我向來不喜歡聽報告，雖然是胡喬木的報告，還是向辦公室請示：可否不參加？答覆是要參加。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聽了胡喬木的報告。」在80年代，像王夢奎這樣的青年理論工作者正在為怎樣突破過去幾十年僵化空洞的理論教條而苦惱，他們不怎麼感冒胡喬木倒是情有可原，身為政治局委員的胡喬木大約在他們看來是屬於過去時代的人物。

但是胡喬木這次的報告裡面卻有許多創新性的思想。「馬克思主義理論需要不斷地總結科學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不斷補充、修改，個別原理要修改，更不要說具體提法了。」王夢奎回憶說，「現在這已經成為常識，但胡喬木是在1981年講的，當時人們的思想還很受禁錮。」

王夢奎第一次同胡喬木面對面談話是1984年5月14日。當時他擔任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經濟組副組長，被通知到胡喬木南長街住所聽他談關於經濟文章的寫作問題。在談話中，胡喬木說，這幾年經濟上的轉變是非常大的，但還沒有文章來說明這種轉變。「要對改革作一種馬克思主義的說明。要把三中全會以來的改革作些總的概括，在關鍵問題上講些道理出來。」

作為對胡喬木談話的響應，王夢奎寫了《經濟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理論依據》，發表在《紅旗》1984年第15期上，「但現在看來分析不深，說理顯得一般化，沒有發生什麼大的影響」。

要合理地、有說服力地解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農村土地聯產承包改革的成就，必須在社會主義理論方面取得實質性的突破。而當時，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論斷剛剛確立，政治、經濟、文化方方面面都難免受到束縛，要取得一點突破仍然很艱難。王夢奎的回憶中有這樣一段可以說明這種艱難。

「談到當時還在討論的實行承包制後農民能否擁有汽車、拖拉機等大型生產資料的問題，胡喬木說，他還沒有想得太清楚，既然實行承包制，對社會主義是個進步而不是退步，農民生產資料所有權就是合理的、必要的，我們要承認這一點，活人不能讓尿憋死。」社會主義集體所有制中農民能否擁有汽車、拖拉機等，在當時居然是重大的理論問題。

1984年11月底，王夢奎隨胡喬木到廣東做了為期一個月的調查研究，主要是關於農村經濟和供銷社問題，以及城市在改革開放中的新動向等。12月4日，胡喬木同胡啟立一行同車到深圳，「胡喬木在列車上時斷時續地幾乎是一個人講了一路」。

王夢奎在回憶中提到了胡喬木對生產資料公有制這個重大基礎理論問題的思考。胡喬木認為，對這個問題要「按照實踐加以正確的而不是離開實際的空洞的解釋，不要說得太絕對」。

1987年3月初，王夢奎的《關於股份經濟的若干思考》登在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的內部刊物上。3月16日，胡喬木致函鄧力群。

力群同志：

讀了王夢奎同志的文章，受益不少。建議考慮此文可公開發表，以打破自從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以後經濟學界（和其他學術界）被認為「萬馬齊喑」的局面。這是一篇討論文章，很有深度。所引數據來源的準確程度需要斟酌一下。

胡喬木

三月十六日

1984年底到1985年初的廣東之行是兩個人交往最密切的時期，王夢奎的回憶中有一些有趣的對話和場景。

他問了胡喬木一個令他長期困惑不解的問題：毛澤東為什麼那麼重用陳伯達？胡喬木「不假思索」地答道：「毛主席不大熟悉馬列主義文獻，我們的理論和政策表達要和馬列主義文獻相銜接，需要陳伯達這樣熟悉馬列著作的人。」

他對胡喬木在聶紺弩的《散宜生詩》序言里所說的聶詩「對生活始終保有樂趣甚至詼諧感，對革命前途始終抱有信心」持不同看法，認為那是逆境中的辛酸、無奈和強為笑顏，胡喬木對他的看法既未肯定，也不反駁。

一天他們到遊樂場參觀，那裡有座當時國內還比較罕見的「過山車」。王夢奎怕眩暈，年過古稀的胡喬木卻老當益壯，執意要上去玩一把。因為這種娛樂太驚險，警衛竭力勸阻，推託說負責人不在，打不開。胡很不高興，背手獨自前行，低聲嘟囔道：「這班小人。」王夢奎很詫異，這件小事何以引起他的不滿。後來還是讓胡喬木坐了一種雖然懸空旋轉但緩慢安全的轉盤遊戲，他才算轉嗔為喜。

胡喬木對王夢奎青睞有加，回京不久就託人邀請他擔任自己的秘書，但王夢奎認為自己不適合做秘書工作，此事未成。

1990年春節，王夢奎收到胡喬木簽名贈送的詩集《人比月光更美麗》。

1995年王夢奎編輯出版《怎樣寫文章》，輯錄的是毛澤東、魯迅、郭沫若等大家關於怎樣寫文章的論述，其中收錄了胡喬木的兩篇《短些，再短些！》和《怎樣寫好文件》。

1983年2月，胡喬木看望陳雲。圖｜作者提供

1985年9月鄧小平與胡喬木在中共中央十二屆五中全會。圖｜網路

王蒙：他是「貴族馬克思主義者」

胡喬木與王蒙的交往可追溯到1981年。

這年的五六月，胡喬木在做膽囊手術住院期間讀了王蒙的短篇小說集《冬雨》和收在《王蒙小說創新資料》中的作品後，非常欣賞，於6月8日乘興寫了一首小詩——《贈王蒙同志》，當天即寫信寄給他。

故國八千里，風雲三十年。

慶君自由日，逢此艷陽天。

走筆生奇氣，循流得古源。

甘辛飛七彩，歌哭跳繁弦。

往事垂殷鑒，勞人待醴泉。

大觀園更大，試為寫新篇。

詩中胡喬木對王蒙的讚賞與期待一目了然。

王蒙接到胡喬木來信後不久，就和胡見了面。在這次見面中，他們談論最多的就是文學和藝術。王蒙回憶說，胡喬木知識面很廣，和胡在一起時，他們談畢加索、高爾基、溫庭筠、愛倫坡、典型理論——胡喬木對這些人和文學藝術理論都有很高的造詣、很深的研究。

「他（胡喬木）從溫庭筠說到愛倫坡，講形式的求奇與一味地風格化未必是大家風範。他非常清晰而準確地將筠讀成yun而不是像許多人那樣將錯就錯地讀成jun。他說例如以托爾斯泰與屠格涅夫相比，後者比前者更風格化，而前者更偉大。」這讓王蒙「不能不佩服他的見地」。

交談中王蒙還問到了畢加索，他想知道胡喬木個人是否欣賞畢加索，他也想知道在中國藝術空間的開拓還要遇到多少阻力和周折。胡喬木說：「在我們這樣的國家，還難於接受畢加索。」王蒙覺得，胡的回答「流露著某種苦澀，也許這種苦澀是我自己的舌蕾的感覺造成的」。他認為胡喬木是了解畢加索的，甚至是理解畢加索的。

胡喬木還對他談起關於馬克思與恩格斯對文藝問題的看法：「馬、恩等雖然有很好的文化藝術修養，有對於文藝問題的一些有價值的見解，但並沒有專門地系統地去論述文藝問題，並沒有建立起一種嚴整的文藝學體系。我這樣說，也許會被認為大逆不道的。」胡喬木的這一說法給王蒙以深刻的印象。作為一位主抓意識形態領域工作的領導人，能夠對馬恩的文藝思想有所認識並提出一些看法，這在當時可以說真的是「大逆不道」的。

王蒙認為，胡喬木很喜歡錶達他對知識分子的尊重，也樂於為知識分子做事。

作家浩然，在「文革」中大出風頭，「文革」結束後，其處境可想而知。胡喬木認為他作為一個作家只是在特殊的歷史環境中被推到了風口浪尖上，被當時的政治環境所左右，將他與「文革」綁定在一起，顯然是不合適的。胡喬木不但沒有落井下石，反而對身處逆境的浩然施以援手，並希望作家們對浩然友好相待。浩然新作《蒼生》完稿後，又是胡喬木促成了《蒼生》的出版。

1990年，胡喬木約王蒙一起去看冰心，這一年是冰心的九十大壽。見面時，胡喬木曾對王蒙談起對李澤厚和劉再復的看法，認為他們是搞學問的，不應被捲入到政治中去。「胡做這些好事多半都是悄悄地做的。『挨罵』的事他卻大張旗鼓。」

王蒙在新時期率先在寫作手法和技巧上進行了探索和嘗試，那就是「意識流」手法在小說創作中的運用。在中共十二大後，「現代派」受到批判。在這場風波中，王蒙首當其衝，主抓意識形態的胡喬木是十分清楚的。

胡喬木本身並不贊同「現代派」，甚至是有些反感，他曾不斷地勸誡王蒙：在文學探索的路上不要走得太遠。1981年，王蒙的小說《雜色》發表後，胡喬木給他寫信，信中略有微詞，還把一期《江南》雜誌寄給他。這一期雜誌載有高爾斯華綏一篇評論文章的譯文，該文的主旨是「大江大河是平穩的，而小溪更多浪花和奇景」。胡喬木還曾托一位與王蒙相熟的老同志口頭轉達「讓王蒙少搞一點意識流」之類的意見，甚至為了「幫助」王蒙不要在「現代派」的路上越走越遠，還曾建議王蒙去請教錢鍾書，並願意代為薦介。

對胡喬木這些舉動，王蒙表示，毫不懷疑他意在「愛護」，乃至有「護君上青雲」之意。王蒙回憶：「喬木同志當時在政治局分管意識形態工作。他當然熟知這些情況，更知道批現代派中『批王』的潛台詞和主攻目標。1983年春節他對我一再說：『我希望對於現代派的批評不要影響你的創作情緒。』」春節期間，胡喬木公開見了王蒙，這其中不乏政治智慧，對於準備批判王蒙的人來說，這是一種暗示。「這一次會面起到了他所希望起的那種作用。一些人『認識』到胡對王蒙夫婦的態度是少有的友好，從而不得不暫時擱置對我的批判。」

王蒙不僅記述了胡喬木對知識分子的寬容與愛護，也記錄下了胡喬木在某些問題上的保守。王蒙清晰地記得胡喬木對1983年《當代文藝思潮》上徐敬亞的文章《崛起的詩群》十分惱火，認為徐敬亞的文章是對革命文藝的否定，認為《當代文藝思潮》這本刊物傾向不好。他甚至不準旁人稱徐為「同志」，這使王蒙覺得他處理問題有時感情用事。《當代文藝思潮》是80年代頗有影響的一本理論批判刊物，為新時期文學的發展做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王蒙回憶，胡喬木還曾直接下令《文學評論》《當代文藝思潮》轉載他認為可行的稿件。

王蒙認為，胡喬木是「貴族馬克思主義者」，在他身上有著知識分子的書卷氣，有為知識分子「打抱不平」的英雄氣概，當然也有思想上保守的一面。總之，「喬公是不二的人物」。

（授權摘編自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3月出版的《八十一年人生路——胡喬木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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