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帝國的兩起為父報仇殺人案

一、《張氏兄弟為父報仇殺人案》

案情簡介：

開元二十三年，有人舉報雋州都督張審素貪污受賄，朝廷派遣監察御史楊汪查辦此案，一時間，風聲鶴唳，張審素手下人擊殺舉報人、脅迫楊汪向朝廷澄明張審素之冤，朝廷派兵擊殺綁架人，楊汪上奏「張審素涉嫌謀反」，井審理依法處死張審素，其二子張瑝、張琇流放嶺南。後來，張瑝張琇兄弟潛逃回洛陽，手刃殺父仇人殿中侍御史楊萬頃（曾用名楊汪）之後，將喊冤書貼在殺人工具斧頭之上，準備前往江南擊殺剩餘的殺父仇人，走到山東時，被逮捕。

各方意見

群眾意見：此二子，痛其父被冤死，含憤忍垢，潛行千里為父報仇，有孝心、有勇氣，請求赦免其罪。

宰相張九齡認為：宜宥其罪。

副宰相李林甫認為：若赦免此二人，必壞國法。

皇帝唐玄宗李隆基認為：國家設立法律就是為了禁止私人仇殺，如果人人都可私自為父報仇，相互仇殺，何時能止，法律必須嚴格執行，就算是大孝子曾參殺人也必須處死，這個口子不能開。宜付河南府杖殺。

處理結果：以律杖殺。

二、《徐元慶為父報仇殺人案》

案情簡介：

大唐武則天時期，同州下邽縣公安局長趙師韞殺害同縣徐爽，徐爽之子徐元慶呼告無門，遂潛入京畿附近的一家政府招待所當服務員，等待時機，謀刺殺父仇人趙師韞。皇天不負有心人，已調入中央擔任殿中侍御史的趙師韞恰巧因公事歇息該招待所，徐元慶趁夜深人靜之時，潛入其室，手刃趙師韞。然後，前往當地政府投案自首。該案一出，民意洶洶，朝廷之上也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主審此案的官員進退維谷、左右為難，依法當殺，但殺之民意洶洶，必為群眾口水淹死、脊梁骨被戳死，按大唐法律規定，依法將此案呈報最高仲裁者武則天請示。

各方意見

群眾意見：徐元慶為父報仇、孝烈彰著，不該死。

監察御史陳子昂認為：徐元慶為父報仇，其情可憫，然畢竟觸犯國法，不殺則有虧國法、遺患無窮。殺之、則違背人情倫常。他建議：「依律處死徐元慶、維護國法，然後官方出面表彰徐元慶的孝行勇烈。」

柳宗元（離事發已七八十年）認為：本案爭議焦點在於徐爽是否是冤死，如果是，徐元慶窮盡公力救濟無果後為父報仇，其罪可赦。如果不是，則必須依律制裁。誅而後表，表明法律與道德相對立，不符合大唐律法「禮法合一」的基本原則。陳子昂這種自以為聰明的建議只能說明他邏輯思維混亂，是一個純粹的不折不扣的法盲。

武則天認為：陳子昂此法甚好，採納。

處理結果：依律處死、死後表彰。

研究心得：縱覽中國法制史，就像飽覽一條波濤洶湧、汪洋橫恣、波瀾壯闊的大河畫卷，從巍峨的昆崙山自西而東穿山越嶺、一路奔騰喧囂、流入渤海，自後東歸大海。法治和德治的爭論歷經劫波、在當今世界先進文明的價值體系之中，依法治國已成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煌煌聖言。

對戰國時期秦國開府丞相、著名改革家商鞅對此的經典論述深度闡述可知：法、大愛不愛，法一經頒布實施，舉國上下，一體尊奉，法不縱君王，法不遺匹夫。法治與德治乃兩不相容之物，如冰炭不能同爐、水火不能相容，德治和法治、法律與道德必有層次分明之位階，民眾通曉之主次，就好像天無二日、國無二君一樣，一個國家的治國方略必須是一元的、必須有主有次、裁判的規則依據必須只有一個。法以對犯罪者等個體、群體之制裁而保障法所保護範圍之內所有人之利益。法非萬能，法受限於立法者水平之所限，必然有缺陷，故在立法之時當窮盡所能，將天理、國法、人情深度融合製成。立法之時未成法考慮人情，製成法則不容人情。法如巍峨之高山、屹立於天地之間、衡量世間之紛爭、彰顯人間之正義，不懼驚雷、不畏風霜，法在未改變修訂廢除之前，哪怕洪流滔天、山崩地裂，絕不能允許任何人以任何理由、為任何人虧法而行，法的穩定性和權威性、嚴肅性就決定了它的不妥協性。法治之所以不昌，只因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們小聰明小權宜之計的毀法、壞法、虧法的和稀泥做法。法適用過程中的妥協性，只會加大執法者的自由裁量，嚴重影響法的明確性要求，使更多的人陷入不可知、不可預測、不能理性判斷的危險之中。執法者的短視是對所有受法律保護的人們的最大傷害。所以，商鞅主張「惟法是從，一斷於法」。商鞅變法前的秦國，私鬥成風，商鞅變法後，嚴禁民間私鬥，違者治罪。

然秦國老氏族眉縣發生幾百人械鬥，死傷慘重，商鞅得知後，進行緊急處理，防止事態擴大。當時的有些朝臣及眉縣縣令都主張茲事體大、宜和諧處置，商鞅嚴厲拒絕，認為此舉虧法，傷害國家法律嚴肅性，所以最後在渭水河畔處死參與私鬥的六百餘人，當地縣令也被瀆職罪，處以極刑。

作者：楚材；歷史百家爭鳴特約作者，法律碩士，自幼喜讀歷史，現已年屆而立，供職於某公職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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