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起肖全，所有人都覺得不可思議。

只用了十幾年，就拍下了中國最牛B的人：崔健、竇唯、楊麗萍、張藝謀、陳凱歌、姜文、鞏俐、王安憶、劉震雲、賈平凹、三毛、余華、格非、王朔……

對於別人，司馬總覺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可他偏偏做到了。

那年年三十，

當他指著春晚上跳孔雀舞的楊麗萍，

對家人說，以後我會為她拍照片的，

家人全當他吹牛，

彼時，他僅僅是一個連名字都叫不上的業餘攝影師，

但幾年後，

楊麗萍就主動找上了他。

1991，北京，楊麗萍

長城烽火台上，楊麗萍脫掉棉襖，縱身躍起，北京乾冷的大風力，年輕的身體被手裡揚起的白布完全裹住，

肖全拿起相機，快速摁下了快門。那一刻，他全身的毛孔都是張開的。

沒有炫技，沒有ps痕迹，不裁剪，但每一張都出奇地完整。剝離掉粉飾的部分，黑白質感的畫面里，只剩下柔軟而冷冽的真實感。

張藝謀，電影導演

「1995年，我為張藝謀的《搖啊搖，搖到外婆橋》拍劇照，他對我說：你可要小心底片的保護，我的電影一般都是七十幾個國家發行的，如果你把底片弄丟了，那些發行商沒有劇照，全世界都要追殺你！」

陳凱歌，電影導演

「1993年3月，北京友誼賓館，陳凱歌說，我現在全聽你的，你說怎麼著就怎麼著。導演李少紅看了這張照片說，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全扛在他肩上了。」

姜文，電影導演

「1995年，剛拍完《陽光燦爛的日子》的姜文對我說：你到樓下去，我站在房檐邊上。在馬路上，我用210毫米的長焦看這小子，真是意氣風發啊。」

竇唯，搖滾音樂家

「1993年的清晨，我和竇唯在北京雍和宮附近、他家門口的胡同里轉悠，他穿著一件黑西裝，太陽慢慢升起，把我們的身體長長地投在路面上，似乎那天的太陽是為我們而升起的。」

我一生中拍了太多人,

朋友開玩笑說，是兩個女人成就了我，

一個是三毛，一個是楊麗萍。

1991年，我和楊麗萍在北京

我叫肖全，成都人，是一個攝影師。

但在1988年之前，我跟三毛楊麗萍一點關係沒有，當然也對攝影毫無概念。

在部隊呆了6年，在天上飛了4年之後，某天，從高空俯瞰地面，突然很想用相機記錄下周圍的一切。

不為什麼，就是單純地覺得有意思。

人生中很多事情都是這樣發生的。

1980年，父親給我寄了180元，

我用169元買了台海鷗205旁軸照相機。

我覺得自己獲得了一種權力，

退伍後，我回到成都，

開始拍攝身邊的詩人和畫家朋友。

詩人北島。1986年12月，成都的《星星》詩刊評選出中國十大詩人，邀請北島、顧城、舒婷來成都新聲劇場演出。

顧城收到照片後，

從北京給我寄來他的他的詩集《黑眼睛》，

上面寫著一句話：「那些花已經遠去了，給肖全。」

當時顧城戴著一頂帽子，說是美國一個老太太送給他的。

1989年的某一天，我翻開《象罔》雜誌，看到一張美國詩人龐德的照片，他穿著長衫，戴著禮帽，拄個拐杖，走在一條石子鋪的路上，下面寫著：「一切都是那麼艱難，那麼徒勞，理解來得太遲了，我不想工作了。」

我彷彿被雷擊中一樣，這是一個知識分子晚年在異國他鄉一種深度的孤獨。我知道我要做什麼了：中國的文學藝術家應該有這樣的照片。我想為他們拍出感動我自己也感動他人的照片。

第二天醒來，我覺得這個想法不傻，於是就開始了「我們這一代」攝影計劃。

詩人柏樺鼓勵我，你一定會成為中國最好的人像攝影師，「肖全你不要輕易給一個人拍照片，因為你給誰拍照片一定是誰終身最好的照片。」

1991年9月21日，我和成都的其他記者，敲開三毛在錦江賓館的門。

第二天我把照片送到三毛面前，三毛凝視片刻，嘴裡反覆蹦出來「太好了太好了」三個字，他指著那張光腳席地而坐的照片，對我說：

「這張照片不僅是完整，而且是完美。我十幾二十幾歲就一個人梳著短髮，背著包浪跡天涯，十幾二十幾年過去了，我還是一個人，你瞧，這是個多麼倔強的女人。」

三毛知道，我讀到了真實的她。

而看到我拍的三毛，

舞蹈藝術家楊麗萍主動找到我，

希望我能為她拍照。

後來這二十多年間，我不間斷地一直在拍她，眼看著孔雀變老。

等我成老頭，她成老太太了，再出一本書。到那時候，她可能早已經不跳舞了，沒關係，哪怕她在大理曬太陽，老得不行了，她還是楊麗萍！

這是後來的他們。

鞏俐，表演藝術家，攝於1994年11月蘇州

唐朝樂隊，搖滾音樂家(左起)：劉義君、張炬，丁武，趙年，攝於1993年9月新疆

劉震雲，作家，攝於1993年9月北京

「我們這一代」拍了很多照片，

但只有這張讓全中國的女孩發瘋，

很多次在我的展覽上，

女孩們會圍著易知難的那張照片對我說，

「一輩子要有一張這樣的照片就好了」。

這張照片是1990年的5月1日拍的。當時她拿起煙灰缸，倚靠著鋼琴，說起自己的故事：她是個歌手，卻要靠拍電視劇掙錢，養活在北京舞蹈學院進修的丈夫……漸漸的，她的眼眶含滿淚水。平靜的訴說里，流淌出生活的種種不如意，我連忙舉起相機，一口氣狂拍了7個膠捲了，這中間我們沒有說任何話。

因為《我們這一代》，很多人說，肖全只會拍名人。這個評價，曾讓我困惑。

馬克·呂布對我說過一句話：「當內心世界無法被表達的時候，應該去冒險。」所以，在2007年，我背起相機，先後去了南美、巴西、尼泊爾、西藏。

在加德滿都的孤兒院，這個小男孩的眼神讓我久久難忘。

馬克·呂布是法國著名攝影師。

認識他死在1993年夏天，我成為了馬克·呂布在中國拍攝的助手，追隨他四年，拍遍了中國，紀錄了中國長達二十年間的細節與變遷，也用相機留住了這個法國老頭可愛的身影。

馬克·呂布的相機從不離身。有一天晚上收工，我正準備把照相機裝進攝影包里，他一臉嚴肅說：「如果在餐廳里碰上了鄧小平，我看你拍不拍。」從此，我的相機再也不敢離身。

2009年，我去巴黎拜訪了馬克·呂布的家，時隔十三年未見面，我給他看當年拍的照片，他笑著把手搭在我的肩上，彷彿又回到當年。2016年8月30日，他因病去世，享年93歲。

旅行回來後，我剪去留了多年的長髮，

身邊的朋友都說，肖全不一樣了。

我終於明白，我的鏡頭對準的，

其實一直都是人。

在我眼裡，不再有名人與普通人的區別。

周迅素顏袒露在我的鏡頭面前，她的眼淚讓我動容。

2012年，我接到聯合國一個公益的拍攝項目

——《我們的未來2032》，

拍攝周迅和32個來自中國各地的普通百姓，

聽他們講述自己對20年後生活的憧憬。

後來這些圖片被聯合國傳往所有成員國，那本畫冊也被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收藏。

我開始重新關注普通中國人的臉，

並理解這些複雜的表情，

因為他們才是構成這個時代的肖像。

2015年，我在昆明拍攝了《時代的肖像》。

2013年到2016年，

我用三年的時間拍攝了一對姐妹：林妲和宛妲。

我大概為她們拍了幾千張照片，在這兩個小姑娘身上，我看到一種原發的創造力和靈性。

去金川拍老太太時，

我說：老太，你長得好乖啊。

她張開滿口假牙，笑得特別開心。

前不久，我剛完成了在洪都的拍攝項目。

這對老人向我展示了他們的結婚照，

那一刻像是領了獎狀的孩子。

我喜歡給人拍肖像，

通過鏡頭，我理解了他們，也理解了我自己。

我曾經說，如果我有個兒子，我就叫他肖像。

現在我還是沒兒子，

就把我拍的肖像，當成我的孩子吧。

1994年，我在家鄉成都舉辦了個人肖像跨年展，第一次將《我們這一代》345張照片首次呈現。

一個捷克布拉格的畫廊朋友，放棄和家人過聖誕節，來成都來看我的展覽，他非常激動地握著我的手，說了這麼一句話：肖全，你做了這麼一個展覽，非常了不起，而且有這麼好的一部畫冊，其實你已經可以死了。

這是我收到的最特別的讚美。不過，我會像馬克·呂布一樣，一直拍到走不動為止。

2016年年底，我在浙江美術館啟動了我全新的肖像攝影作品展。這是我記錄當下生活的一個全新開始，我希望進一步去思考「時代的肖像」這件事。

所以接下來，我希望做一個全球的巡展項目，讓今天的西方人看到為何中國會突然變成現在的樣子。

4月開始，我將在北京今日美術館、民生美術館、官舍同期舉辦三個不同風格的展覽，北京是全球巡展的首個城市，之後還會把展覽帶去布拉格、米蘭等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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