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霍光秉政及昌邑王的立與廢

昌邑王劉賀是漢代歷史上一個悲劇性的人物，關於他的生平事迹也很少引起人們的注意。昭帝猝死之後，為什麼昌邑王會獨受霍光青睞而登臨大寶，昌邑王又因何而被輕易、迅速地廢黜，種種問題，撲朔迷離，難明分曉，筆者不揣簡陋，略陳管見，不妥之處，祈望指正。

一、武帝託孤與霍光秉政局面的最終確立

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年事已高的漢武帝，面對著已步入成年的衛太子的勢力的日益膨脹，防範和不滿心逐漸加重，為了乾淨利落地消滅衛太子勢力集團，支持並參與策划了一場血腥屠殺，史稱「巫蠱之禍」。武帝企圖通過「巫蠱之禍」而消滅衛氏太子集團的政治目的雖然達到了，但新的問題也隨之而來，即武帝諸子的太子位之爭漸趨劇烈化，以致使武帝與諸成年兒子的關係十分緊張，太子也遲遲未能確立。後元二年（前87）二月，武帝突染重病，不得不於生命垂危之際，匆忙於病榻之側，立年僅八歲的幼子劉弗陵為太子，令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車千秋五大臣鼎力輔佐，之後武帝便猝然崩逝。事實證明，武帝的遺璽幼子、病榻託孤之舉，在後來皇室內部的政治生活中投下了巨大的陰影。

《資治通鑒》卷22漢武帝後元二年條：「孝武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然秦以之亡，漢以之興者，孝武能尊先王之道，知所統守，受忠直之言，惡人欺蔽，好賢不倦，誅賞嚴明，晚而改過，顧托得人，此其所以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乎！」的確，武帝託孤有亡秦之失，八歲幼子，焉能有效操持國家政務，言其此舉可與秦始皇等量齊觀，亦未嘗不可，但是將武帝未有「亡秦之禍」的原因僅僅歸結於「顧托得人」，則失之單薄。王船山曰：「武帝所託孤者三人，而上官桀為戎首，與霍光、金日磾若緇素之別。……桀非與國休戚之臣，廄令之職，在馬而已，其泣也，何為而泣也？……武帝以待光、日磾者待桀，且不知光、日磾也。」[]上官桀以驕恣謀反而誅，說明武帝「顧托得人」並未全然可信。事實上，武帝終免亡秦之禍，除顧托之人霍光忠直的個人秉賦外，還有體制上的原因。武帝為了大展鴻圖，傾其一生，處心積慮地為鞏固和發展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而奮鬥，為此，必須加強君主權力，抑削相權，經過摸索，「逐漸提拔了一批出身一般地主，有才幹，多智謀的士人成為『出入禁門腹心之臣』，『並在左右』」[]，從而起到了「小大相制，內外相維」[]的牽制和監督作用，使朝中大臣很難養成權高震主之勢，這種內外相互牽制的官僚體制，在「威強睿德」[]的武帝手中，是防止臣下擅權的良方妙藥。

關於受武帝顧命之託的大臣到底有幾人，《漢書》所載，前後不一。卷68《霍光傳》載拜受遺詔者為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四人；卷66《田千秋傳》載為霍光、金日磾、桑弘羊、田千秋四人；而《霍光傳》復載侍中王忽語「安得遺詔封三子事」，三子指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三人；卷68《金日磾傳》載為霍光、金日磾二人；卷97《外戚傳》載為霍光、上官桀二人；卷58《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曰「受遺則霍光、金日磾」二人。正是《漢書》記述曖昧，才使受遺之事成了爭論不休的話題。多數學者或認為，拜遺之人無桑弘羊和車千秋，如王船山[]等，或認為無車千秋，如司馬光[]等。筆者認為，受遺之事，桑弘羊與車千秋為不可缺少之人。丞相一職，武帝時雖權力稍受削奪，但仍為外朝百官之首，沒有丞相，難以保證內朝詔令之有效貫徹和執行，《漢書》卷66《田千秋傳》載：千秋初封富民侯時，因「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引起人們的非議，但事實證明，「為人敦厚有智」的田千秋在拜相後「居位自稱，逾於前後數公」，深得武帝信任。御史大夫桑弘羊自入為侍中幾十年，頗有治績，尤其為武帝開疆拓土政策取得巨大成功而作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征和四年（前89），桑弘羊等人建議屯戍輪台，以便進一步西拓，此事並未為武帝所採納，但並不等於桑弘羊從此失去武帝信任。因為縱使不再繼續西拓政策，但西陲邊防不可復失，仍需以巨大的財力來維繫，所以桑弘羊仍為武帝倚重之人。當然，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三人皆為武帝信任之人。「光為奉（常）[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甚見親信。……察群臣唯光任大重」[]「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上甚信愛之，賞賜累千金，出則驂乘，入適左右。……由是著忠孝節。……日磾自在左右，目不憮視者數十年。…其篤信如此，上尤奇異之。」[]上官桀以「其材力」過人而由羽林期門郎遷為未央廄令，又以善對武帝「馬瘦」之責，「上以為忠，由是親信，為侍中，稍遷至太僕。」[]儘管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三人為武帝信任之臣，可囑大計，但三人在朝中的地位並不高，其功績也不大，不能綏服朝野內外，必須依賴外朝重臣丞相、御史大夫方可成事。同時，丞相、御史大夫與霍光等三人並無個人恩怨，易於團結，同心輔政。這樣安排託孤人選，其目的在於使內外朝勢力均衡，互相牽制。因為霍光與上官桀、金日磾二人關係特殊。《漢書》卷97《外戚傳》載：「桀子安取霍光女」，上官安女於昭帝始元四年（前83）立為皇后時，「年甫六歲」，由此推斷霍光與上官桀至少於徵和四年（前89）前便結為了兒女親家。武帝託孤時霍光與金日磾互相推讓[]，後來「光以女妻日磾嗣子賞」，說明霍光與金日磾二人在武帝後元年間交往過密。儘管後來霍光與上官桀因權力之爭而產生衝突，但在武帝後元年間，三人是極易結成一體的，如果託孤輔主之事純任霍光等三內朝人員，既易引起外朝百官之不服，又會滋長內朝勢力陡然之膨脹，不利於幼帝的統治，對此武帝不會不有所顧忌，這就是武帝託孤兼用外內五人的原因，這種旨在「小大相制，內外相維」的託孤法是武帝雖有「亡秦之失」而避免了「亡秦之禍」的體制上的原因。

武帝託孤兼用外內大臣的作法雖然高妙，但由於田千秋、桑弘羊、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五人的個人資質不同，隨著時間的推移，五人共同執政的權力平衡的格局漸被打破。田千秋與霍光關係融洽，凡外朝之事多交由霍光處理，居丞相位多年，對政務「終不肯有所言」[11]，元鳳四年（前77）薨。始元二年（前85），即武帝託孤後兩年，金日磾薨。上官桀為武帝託孤重臣，與霍光「結婚相親」，其孫女為昭帝皇后，每當霍光休沐時，「桀輒入代光決事」，因此日益驕恣，與霍光發生權力之爭；桑弘羊也因政見不同和個人恩怨而與霍光滋生怨隙，於是權力之爭便日益激烈化。「以昭帝皇后的冊封為契機，內朝霍光與上官桀之間，產生了微妙的對立，而另一方面，燕王旦之姐蓋主公主和上官父子之間的關係卻迅速地親密起來。後來，這種狀況進一步惡化。……於是，蓋長公主與霍光結怨，上官父子也與霍光生恨。內朝分裂為霍光與上官桀父子兩大勢力。」[12]御史大夫桑弘羊自然而然地與上官桀父子結成了同盟軍。桑弘羊之所以能支持上官父子，重要原因不僅在於他與霍光存在個人政見的不同，同時也因為霍光勢力向外朝不斷浸透，從而侵奪了桑弘羊勢力圈的中心。[13] 元鳳元年（前80）上官桀、桑弘羊勾結燕王旦和蓋主密謀打倒霍光，廢去昭帝，計劃失敗後，上官父子、桑弘羊等人全部伏誅。從此之後，由武帝親自選定託孤大臣構築起內外互相牽制的格局完全失去了它最初的作用。

燕王旦事件發生後，霍光更新了內外朝人員。田千秋薨後，王訢、楊敞依次替任。楊敞原出霍光門下，「霍光厚愛之」[14]，為謹小慎微之人，唯霍光之意是從。霍光用心之良苦，由此昭然若揭。與此同時，內朝霍氏勢力日漸膨脹。「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婿為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婿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黨親連體，根據於朝廷。……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己斂容，禮下之已甚。」[15]由此可見，霍氏子弟皆軍官，實際領兵，牢牢地掌握了政權和兵權，就連昭帝本人也對霍光敬憚幾分，這表明了霍光獨攬大權之局的最終確立。

二、昭帝之死與昌邑被立

元平元年（前74）夏四月，年僅二十一歲的漢昭帝薨。昭帝早死，原因不明，這自然會引起人們的的猜忌。《漢書》卷8《昭帝紀》載「（始元）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時皇后「年甫六歲」[16]。 《漢書》卷97《外戚傳》載：「光欲皇后擅寵有子」，而「帝時體不安」，《漢書》卷60《杜延年傳》亦載「昭帝末，寢疾，征天下名醫」。假如皇后十歲便能生育，即元鳳二年（前79），此時昭帝當為十七歲左右，由此可以推斷，昭帝自那時起，身體狀況便不甚良好，其英年早逝實為理所當然之事。呂思勉先生認為：「昭帝之亡嗣，霍氏為之也。」[17]意為霍光欲令其外孫上官皇后擅寵有子，聽人「言宜禁內」，令宮人皆為窮絝多其帶，從而使「後宮莫有進者」所導致，筆者認為，昭帝絕後，實與昭帝身體狀況不良有關，與霍光並無多大關係。

伴隨著霍光擅權之局的逐步生成，諸侯王反對霍光和昭帝的鬥爭也逐漸平息[18]。然而昭帝的無嗣猝崩卻將霍光與群臣、諸侯王之間一度平息的矛盾鬥爭重新激活，使霍光業已確立的擅權之局受到新的挑戰。《漢書》卷68《霍光傳》載：「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在，群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幼可也。廣陵王不可以奉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為九江太守。」即日派人迎立昌邑王。由此可知，儘管霍氏勢力已遍布朝野，可左右宮廷內外，然面對群臣所議，仍有所顧忌。廣陵王「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僅僅是霍光不願擁立他的籍口而已。《漢書》卷63《武五子傳》載：「胥壯大，好倡樂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獸。動作無法度，故終不得為漢嗣。」卷7《昭帝紀》載（胥）「行驕慢」。除力能扛鼎之外，廣陵王胥的秉賦愛好與武帝幾無二樣。筆者認為，「巫蠱之禍」後，武帝未立燕王旦和廣陵王胥的真正原因在於，旦、胥與戾太子一樣，皆已羽翼豐滿，武帝不願再立一個能威脅自己統治安危的成年皇子，養虎為患，重蹈戾太子之覆轍，同時，不立燕王和廣陵王，還為了使胥與旦互相懾制，不致釀成二人兵刃之災，昭帝時旦、胥皆有不臣之舉，但並無互相勾結之事，是為「旦、胥懾制說」之明證。如果說，燕王旦、廣陵王胥不為武帝所立，是時局使然的話，那麼昭帝無嗣而薨後，立廣陵王則為水到渠成之事。然當群臣「咸持廣陵王」時，霍光卻惴惴不安，原因何在？一，廣陵王與霍光、昭帝之間素存芥蒂，不甚友善。昭帝初立時，「胥見上年少無子，有覬欲心。而楚地巫鬼，胥迎女巫李女須，使下神祝詛。女須泣曰：『孝武下我。』左右皆（服）[伏]。言『吾必令胥為天子。』胥多賜女須錢，使禱巫山。」[19]由此看來，廣陵王始終對昭帝心懷不滿，同時也對專擅朝政的霍光心存怨懟，對此，霍光是有所察覺的。昭帝初立之時，燕王旦蠢蠢欲動，揚言「今立者乃大將軍子也」[20]，煽動天下，旨在不臣，為了安撫廣陵王和宣示新帝的恩澤，在益封燕王旦的同時，也不得不「益封胥萬三千戶」。元鳳中（即燕王旦伏誅兩三年後），昭帝又一次厚加封賞，「復益萬戶，賜錢二千萬，黃金二千斤，安車駟馬寶劍。」誠然，昭帝和霍光對廣陵王劉胥的兩次厚賞均宣示了他的恩惠，而更為重要的是出自對政局的透徹理解，為安撫廣陵王而不得不採用的一種籠絡策略而已。二，廣陵王於武帝元狩六年（前117）獲封，時至現在已長達44年之久，有了一定的政治勢力和治國經驗，立其為帝，顯然不會輕易控制他。正是基於上述原因，霍光才「內不自安」，採納一無名郎官「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的建議，與丞相楊敞匆忙商定，以太后之名，派人火速征立昌邑王。由此可見，昌邑王被立，完全是霍光為了排斥廣陵王，壓倒群臣而使出的一招殺手鐧而已。

三、昌邑被廢的真正原因

即位僅二十七日的昌邑王因何而廢，史家持論不一。有人認為昌邑王因「行淫亂」而被廢[21]，也有人認為昌邑王被廢的主要是，昌邑群臣與霍光勢不兩立，密謀剷除霍光，反而為霍光搶先下手，「行淫亂」僅是遁詞而已。[22]筆者認為，昌邑王被廢的癥結所在，不是昌邑王「行淫亂」，而是昌邑王不願充當霍光傀儡，為了儘早扭轉霍光控制朝野的局面，乃與其心腹謀策剷除霍光，事情泄漏，結果為霍光搶先得手而致，「行淫亂」只不過是霍光掩飾其以臣廢君行為的堂皇理由而已。

《漢書》卷8《宣帝紀》載：「癸巳，光奏王賀淫亂，請廢。」卷63《武五子傳》載：「王受皇帝璽綬，襲尊號。即位二十七日，行淫亂。大將軍與群臣議，白孝昭皇后，廢賀歸故國。」卷68《霍光傳》載昌邑王劉賀「即位，行淫亂，光憂懣，……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群臣皆驚鄂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三處記載昌邑王「行淫亂」之罪名，皆為霍光所奏定，並且首言昌邑王「行淫亂」者亦為霍光，這使人不得不懷疑昌邑之罪的真實性。若果真昌邑王行為不端，難承宗廟，在霍光率先向昌邑王發難時，群臣不應驚鄂失色、面面相覷；若果真昌邑王行為淫亂，應該能從犯顏直諫的郎中令龔遂的諫詞中窺知端倪，然察龔遂幾次勸諫所言，皆無認為昌邑王行為淫亂的絲毫意思，由此可見，昌邑之罪實乃霍光「莫須有」之辭。

昌邑王即位後到底採取了多少政治舉措，史載不詳，但以下幾項舉動卻值得注意：一，大力培植私己勢力。《漢書》卷68 《霍光傳》載：「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並佩昌邑郎官者免奴。……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繒，賞賜所與遊戲者。……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引內昌邑從官騶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闥內敖戲。」顯然，其目的在於擴展其屬官勢力，力圖改變霍光黨羽「根據朝廷」的格局。二， 「變易節上黃旄以赤」[23]，其目的在於通過改變調兵符信，收奪為霍氏獨掌的調兵權。三，私自拜祭先父昌邑哀王髆。「祖宗廟祠未舉，為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24]「昌邑王賀以侄子的身份，過繼來接昭帝的統嗣，在皇位纘序中，他已是昭帝的嗣子，應割斷與昌邑一系的昭穆關係。」[25]然劉賀公然自稱為昌邑哀王髆嗣子，意味著否認與昭帝上官皇后的母子關係，暗示出對昭帝時期霍光專擅朝政格局的不滿。四，籌策剷除霍光計劃。昌邑被廢，群臣以「亡輔導之誼」而遭霍光悉誅之時，昌邑群臣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在昌邑被廢數年之後，賀與故揚州太守卒史孫萬世交通，萬世曾問賀：「前見廢時，何不堅守毋出宮，斬大將軍，而聽人奪璽綬乎？」賀曰：「然，失之。」[26]昌邑群臣之所以號呼市中，昌邑王之所以悔言「失之」，皆因未能把握時機，不曾「早殺光等」，反而為霍光搶先得手。由此可推知，昌邑即位後，便密謀了剷除霍光等人的計劃，而政治嗅覺格外靈敏、心腹遍朝野的霍光對此早有察覺。正是昌邑王以上幾項舉措，使得霍光坐卧不寧，決心廢黜之。

霍光初立昌邑王的用意，一是絕廣陵王稱帝之路，二則希望昌邑王能俯首聽命，便於自己專擅朝政。然而即位後昌邑王的一舉一動，卻使霍光的計劃落空了一大半，因此可以說，廢昌邑，是霍光的在弦之箭，不得不發。但是，霍光的行動計劃並不甚周詳。一方面，在廢黜昌邑王時，並未選好繼任新帝，以致使西漢無君達二十七日；另一方面，謀廢計劃昌邑群臣之中已有人察覺。《漢書》卷75《夏侯始昌傳》載：「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夏侯）勝當乘輿前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怒，謂勝為妖言，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是時，光與車騎將軍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乃詔問勝，勝對言：『……惡察察言，故云臣下有謀。』以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白太后，廢昌邑王。」筆者認為，昌邑被廢，實與處理夏侯勝事件不當有關。昌邑群臣二百餘人與霍光黨羽勢不兩立，雙方都在緊羅密鼓地作著打倒對方的準備，夏侯勝的「臣下有謀上者」之語，使昌邑王和霍光二人驚心動魄，昌邑未聽夏侯勝進諫，對霍光的行動失去了警惕，然而霍光卻以此為誡，加緊了廢黜昌邑王的行動。可以說，霍光能於匆忙中廢黜昌邑王，正是當時事態發展迫在眉睫，不容有片刻泄怠所致。

廢黜天子，事關重大，霍光先「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接著又「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最後又挾持丞相楊敞參與[27]。在廢黜昌邑王時，田延年以樊噲之勇，離席按劍，曰：「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群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而霍光卻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霍、田二人一唱一和，廢黜昌邑王一事之主謀，昭然若揭。

《漢書》卷68《霍光傳》載群臣聯名奏請廢黜昌邑王時，條數昌邑罪行連篇累牘，而這些罪狀「皆不足信」[28]，如：「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一百二十七事。」二十七日，除去受璽、解璽兩日，僅餘二十五日，平均每日徵發四十五事余，若再除去夜間時間，則平均每小時當徵發近四事，如此高速度的徵發，實在令人難以置信；不僅如此，甚至連「買雞豚以食」這些名副其實的雞皮蒜毛的小事都羅織起來，構成其所以被廢的罪狀[29]，這恐怕也是空前絕後的。

四、結論

綜上所陳，筆者認為，武帝託孤兼用內外大臣的作法是「免亡秦之禍」的原因之一，由於託孤五大臣的個人秉賦不同，隨著事態的發展，最終霍光獨攬朝政，這引起了群臣、及各個諸侯王的不滿。昭帝元平元年（前74年）四月，年僅二十二歲的昭帝的無嗣突崩，不僅打亂了西漢皇室內部正常的統治秩序，而且使大司馬大將軍霍光與群臣、諸侯王之間一度平息的矛盾鬥爭再次激烈化，為了使業已確立的專擅朝政之局免受衝擊，霍光權衡利弊，力排眾議，輔佐昌邑王劉賀登臨大寶，然而即位的昌邑王並不願充當傀儡，為了儘早扭轉霍光控制朝野的局面，乃與其心腹謀策除去霍光，結果謀泄，反而被霍光以冠冕堂皇的理由所廢黜，這就是昌邑王被廢的真正原因，史書所言昌邑王因「行淫亂」而遭廢黜的罪名，只不過是霍光等人巧為羅織、掩人耳目的幌子而已。

[] 王夫之《讀通鑒論》卷3《武帝》第84－85頁，中華書局，1975年7月第1版。

[] 祝總斌《兩漢魏晉南北朝宰相制度究》第71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4月第2版第1 次印刷。

[] 顧炎武《日知錄》卷9《部刺史》。

[] 《漢書》卷6《武帝紀》應劭曰：「禮謚法『威強睿德曰武』。」

[] 王夫之《讀通鑒論》卷3《武帝》第84－85頁，中華書局，1975年7月第1版。

[]《資治通鑒》卷22漢武帝後元二年條：「（二月）丙寅，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將軍，太僕上官桀為左將軍，受遺詔輔少主，又以搜粟都尉桑弘羊為御史大夫，皆拜卧內床下。」

[] 《漢書》卷68《霍光傳》。

[] 《漢書》卷68《金日磾傳》。

[] 事見《漢書》卷97《外戚傳》。

[] 《漢書》卷68《霍光傳》載：「後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耶？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為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為車騎都尉，……」《金日磾傳》載：「光讓日磾。日磾曰：『臣外國人，且使匈奴輕漢。』於是遂為光副。」

[11] 《漢書》卷66《車千秋傳》：「武帝崩，昭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一決於大將軍光。千秋居丞相位，謹厚有重德。每公卿朝會，光謂千秋曰：『始與君侯俱受先帝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宜有以教督，使光毋負天下。』千秋曰：『唯將軍留意由，即天下幸甚。』終不肯有所言。光以此重之。每有吉祥嘉應，數褒賞丞相。」

[12] [日]西嶋定生著、李開元譯《武帝之死》，載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三卷）第585－617頁，中華書局，1993年11月第1版。

[13] [日]西嶋定生著、李開元譯《武帝之死》，載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三卷）第585－617頁，中華書局，1993年11月第1版。

[14] 《漢書》卷66《楊敞傳》。

[15]《漢書》卷68《霍光傳》。

[16] 事見《漢書》卷97《外戚傳》。

[17] 呂思勉《秦漢史》第15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

[18] 昭帝以幼子承繼大統，然而卻形同傀儡，大權逐步為霍光獨攬，這引起了各諸侯王的不滿，昭帝兄燕王旦曾揚言昭帝不是武帝子而是霍光之子，夥同中山哀王子劉長、齊孝王孫劉澤，煽動叛亂。後來昭帝姊蓋長公主也與燕王勾結，密謀伏殺霍光廢去昭帝。昭帝兄廣陵王胥也屢有叛跡。自元鳳元年（前80）以後，諸侯王對霍光和昭帝統治的反叛漸入尾聲。

[19]《漢書》卷63《武五子傳》。

[20]《史記》卷60《三王世家·褚先生曰》。

[21] 白鋼主編《中國政治制度通史》（人民出版社，1996年月12第1版）第三卷《秦漢卷》（孟祥才著）第71頁云：「昭帝死後，霍光主持立昌邑王劉賀為皇帝。即位不久，發現他荒淫不道，於是又將他廢去。」 孫玉良著《西漢文景盛世》（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8月第1版）第229頁云：「劉賀是個不堪救藥的浪蕩公子，在封國內一貫狂縱不羈，動作無節，而且拒絕規勸，文過飾非。即皇帝位後，惡習不改，肆意驕溢淫亂，不理朝政。對此，霍光大失所望，……廢歸故國昌邑。」

[22] 呂思勉《秦漢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第154頁云：「史所言昌邑王罪狀，皆不足信。」林劍鳴《秦漢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489頁云：「昌邑王被廢，史書記載似乎由於他『素狂縱，動作無節』等等原因。這或許皆是事實。但不可否認，其主要原因則是霍光對他的不滿。」此外，徐宗文《昌邑王被廢之因——〈漢書〉讀札》，載《江海學刊》1983年第3期第87頁；[日]西嶋定生《武帝之死》（李開元譯），載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三卷）第585－617頁（中華書局，1993年11月第1版）等人，皆持相同觀點，可參閱。

[23] 《漢書》卷68《霍光傳》。

[24] 《漢書》卷68《霍光傳》。

[25] 江建忠《從霍光的政治行為看中國古代權臣的基本特徵》，載《史林》1998年4期第10－15頁。

[26] 事見《漢書》卷63《武五子傳》。

[27] 《漢書》卷66《楊敞傳》載，霍光與張安世商定廢王更立事後，使田延年「報敞」。實際上，所謂「報敞」只不過是表面文章而已，實際上是脅迫他，如丞相唱反調，採取不合作的態度，田延年當先密除之。楊敞聽到霍、田密謀後，驚鄂不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正在驚魂未定、不知所措之際，敞夫人乘田延年入室更衣時，遽從東箱謂敞曰：「此國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已。」楊敞夫人點破「猶與無決，先事誅已」之語，是洞悉時局底蘊之談。也正是在這樣的局勢下，楊敞才表態，「請奉大將軍教令」，最終充當了廢黜昌邑王的急先鋒，《漢書》卷68《霍光傳》載群臣聯名奏請廢黜昌邑王時，楊敞署名第一，霍光署名第二可為佐證。

[28] 呂思勉《秦漢史》第154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

[29] 林劍鳴《秦漢史》第48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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