轟動上海灘的「花國名妓」謀殺案

1920年6月15日，晨光熹微時分，上海西區徐家匯鎮的居民在鎮西首的麥田裡，發現了一具脖頸上明顯留有扼痕的青年女屍。居民們不曾想到，這個橫屍田野的年輕女子，竟是上海四馬路風月場上的高級妓女！消息傳開，立即引起全城熱議和關注。那麼，名妓之死是仇殺、情殺還是劫財、劫色？這樁離奇命案的背後隱藏著怎樣的秘密？

老上海舊照

虛榮的「花國總理」

當時發現女屍的居民趕忙報告地保，地保宗某隨即上報地方檢察廳。檢察廳聞警出動，派員趕赴現場勘察。奉命前往的檢察官和檢驗員驗明死者，年20餘歲，一身條子紡綢衫褲，鞋已脫落，一雙雖窄卻從未裹過的天然足上套著薄薄的絲襪。當天晚些時候的驗屍結果進而證實，死者上下內外均無傷殘，唯獨脖頸深深留有麻繩既纏又勒的印痕，「懷疑是被勒死」。

幾乎同時，大馬路（今南京東路）上的老閘捕房也接到報案，說6天前，高級妓女王蓮英與人同乘1240號汽車，「隨身插戴價值六七千元的珠寶鑽石首飾，出外遊玩，一去不返」。根據熟人辨認，麥田中的那具女屍就是失蹤多日的王蓮英。那麼兇手是誰，他們為什麼要殺死一個風塵女子？

王蓮英的身世其實很苦。據《上海花國總理蓮英慘史》一書作者海虞懊儂生考證，王蓮英的未婚夫姓楊，繫上海某機關辦事員。王蓮英和楊生「早誓嫁娶於從前，旋緣父命所逼，負笈重洋，迫於時勢，有約未踐」。楊生回國後在「一品香」與王蓮英相遇，鴛夢重溫。「蓮英婚約雖訂，未遂從良，有志未售，常懷悒悒。而珠胎暗結」。既然懷了孕，王蓮英就找楊生正經談了一回，說：「此身已屬使君婦，敢請速備青廬，迎歸桃葉。」楊生自然極口贊成，跟著「整備金屋，下聘量珠」，忙於成親。孰料小兩口的計劃遭到王蓮英母親的竭力反對。王母又哭又鬧，指著鼻尖罵王蓮英沒出息，沒良心，說：「你是你老子和我的搖錢樹，我和你老子的生活全都指望你的無本買賣。你要是嫁人了，從良了，我們還怎麼活下去？楊生又不是什麼腰纏萬貫的大富翁，他有什麼能力供養我們衣食無憂，安度晚年？」王蓮英母親的如意算盤就是孩子照生，生意照做，嫖客照接，「楊生又近在咫尺，亦可朝夕過從。少安毋躁，再圖出閣，未雲晚也」。

這對王蓮英的感情和自尊心造成了極大傷害，結婚不成，回家不許，只有在四馬路再操舊業，放浪形骸。

上海四馬路就是現在的福州路。當年上海最早的文化路，由英國傳教士開辦了國內第一家機器印刷廠——墨海書館，之後彙集了上百家文化單位，書香氣很濃。不過有趣的是，這條路一拐彎兒就是老上海妓院聚集區「會樂里」，半條街上妓院公開掛牌的就上百家，龜奴老鴇滿街都是。「十里之間，粉黛萬家，晝則綿綉炫街，夜則笙歌鼎沸」，簡直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紅燈區。

其實，四馬路上的王蓮英本來也沒有什麼「高級」可言。她那時和許多姐妹一樣，也只能是憑檻倚欄、沿街拉客的角色。然而，上海第一屆「新世界群芳選舉大會」徹底改變了她的命運。在這次選美比賽中，她技壓群芳，一舉成名。

1917年12月12日的《新世界報》報道了這年冬天舉辦的選美活動。上海最早的遊樂場「新世界」參照晚清的花榜、花選，取法20世紀新世界之共和制度，以數十萬大資本之遊戲場，「做群芳大會之選舉場，特於二層樓上高搭彩台，別築群芳座，又設品花席，更設看花處」，將那些四馬路上的妓女全都請來現場登台亮相，獻演作秀，「高抬花聲價而為花花世界放一異彩」。法國里昂大學教授、漢學家安克強在《上海妓女：19—20世紀中國的賣淫與性》一書中也說到了這一屆的群芳大會。「那年冬天，作為上海娛樂中心之一的『新世界』組織了一場選舉。儘管被選舉的對象只是一些高級妓女，但它看上去卻更像是一場選美比賽。不過，與以往的開花榜不同，在這次比賽中，稍有一些名氣的高級妓女大都榜上有名，即使她們得到的只是一種安慰獎。同時，花榜的形式也不再模仿科舉制度，而是模仿了中國的政治制度。它選舉產生的是『花國』的代表，從總統、副總統一直到參政院的參政，另外還有各部的總長、次長，反正有足夠的職位來滿足大量的高級妓女的需要。這實質上是對北京政府的拙劣模仿。此外，就像在現實生活中一樣，投票資格也是根據財產來決定的。一個嫖客可以隨心所欲地購買大量的選票投給某個高級妓女。」

這是一場規模宏大、匠心獨運的民主選美：「花國選舉」。遊樂場聘請《新世界報》總編輯奚燕子為主任。具體操作辦法是：選票每人一張，一張選票售價一元，選票上填寫妓女住址及優點。該次選舉的公開性，已經做到了全妓參與，並無國籍、民族、學歷之限制。由於別出心裁地選出「花國」大總統、副總統、總理、總長、次長，與「共和」體制相協，所以選美艷驚滬上，震驚全國，普通百姓均熱烈加入其中，完全演練了一把西方的民主制度。有選舉就有競爭，這些妓女不甘於坐在家裡等人評比，她們要登台競選，表演才藝；有後台、財力充足的，還要散發傳單，甚至在報上打競選廣告。政壇上有賄選，花界選舉也一樣，她們各找後台，各顯神通。對於參加評選的青樓女子來說，是她們改變命運的大好時機。王蓮英更是興奮不已，她覺得改換門庭、魚躍龍門的時刻到來了，在比賽中別出心裁，使出了渾身解數。《新世界報》報道說，當時王蓮英一身男裝出場，「淺灰袍褲金馬甲」，款款登上共和廳正中的歌台，放聲唱了一曲蕩氣迴腸的《逍遙津》，頓時贏得滿堂彩。經過激烈的角逐，第一屆「新世界群芳選舉大會」於12月23日揭曉。有210名妓女入選。王蓮英「票數一萬八千，權屬次多數，當選為花國總理，位列第四」（載《新世界報》1917年12月24日第二版）。技壓群芳的王蓮英也就改弦更張，鳥槍換炮，以當紅明星的標準，重新包裝自己。隨著授予的「花國總理」金字匾額，「蓮錢出水千人選，英武能言四坐春」的對聯也赫然掛起，一夜間，醜小鴨變成了白天鵝。麻雀上青天，烏鴉變鳳凰。按照郁慕俠《上海鱗爪》和《花國總理蓮英被害記》作者所說，王蓮英自從當上「花國總理」後，普普通通的金銀首飾全都看成了一堆破爛，她穿就穿進口的嗶嘰料子，戴就戴貨真價實的南非鑽石。為出風頭，手指上常戴大鑽戒，光耀炫目。王蓮英頂著「花國總理」的桂冠，開始出入上海灘名流社交圈，在各種派對中周旋，穿梭舞動。可是，物極必反，樂極生悲，一場血光之災正悄悄來臨。

兇手竟上過大學

名妓被殺案轟動了上海灘。

法國漢學家安克強就曾提到過這一惡性事件，「高級妓女外出時佩戴的非常昂貴的裝飾品，有時也會給她們帶來麻煩。她們一般從晚上６點開始外出，一直要到午夜。雖然她們的出行路線是在一個相對有限的範圍之內，但一旦夜幕降臨，她們仍有遭到襲擊的危險。其中最極端的案例就是那件轟動一時的謀殺案，受害者是一個名叫王蓮英的著名高級妓女，她陷入了嫖客的圈套。」

巡捕房的偵探根據知情者提供的線索，很快找到了1240號車牌的車主——上海商界巨子朱葆三的第五個兒子朱子昭。朱子昭是朱億昌的五叔。2006年春，80多歲的朱億昌在接受上海電視台《民國遺案》攝製組專訪時說：「別的證據沒有，就是一部汽車，就是那一部汽車的牌照。當年上海，汽車不像現在這麼多，中國人有私家車的更少。一查汽車牌照，發現是我們家的，是朱家的，包打聽就到我們家裡來了。」朱億昌說，他五叔朱子昭承認1240號牌照的汽車是他家的，但是他又說，王蓮英失蹤當晚，這車被人借去用了。借他車子的人是洋行職員閻瑞生。於是，閻瑞生浮出水面，警方將目標鎖定了這個6天前的晚上用汽車將王蓮英接去兜風的男人。這個閻瑞生是個什麼人？他是怎樣淪為殺人兇手的呢？

中國有句老話叫作「三歲看到老」。我們從《閻瑞生自述》這本書中，可以得知這個上海小子從小聰明伶俐，但心狠手辣，報復欲極強。閻瑞生4歲那年，有個姓黃的孩子讓他喝放了香灰的豆漿。他一聲不吭，全都喝完。但他父親生日那天，那個姓黃的孩子來他家吃面，他就將他事先抓到的一把蒼蠅，搗爛了，拌入對方面中，導致那個孩子上吐下瀉，整整一夜不得安寧。而且，閻瑞生從小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賭棍。13歲那年，他曾將母親給他用來儲蓄的10元大洋，連同他朝夕飼養的兩隻蟋蟀一起押在了蟋蟀盆邊。不料，剛一交手，他的蟋蟀便落荒而逃，氣得他當場就將兩隻蟋蟀一起捏死。

1913年，閻瑞生考入震旦學院（上海復旦大學前身），成為當時為數不多的大學生。閻瑞生並加入天主教，是為了享受優惠政策。因為震旦學院是法國天主耶穌會開辦的一所教會學校，學生只要入了天主教，就能享受到這所學校的優惠，學費什麼的都能有減免。震旦學院的校規向來非常嚴格，但這一切在閻瑞生的眼裡都是無足輕重。他無視校規，我行我素，依然「頂風作案」，或買醉於酒樓，或尋芳於妓院；或在晚間休課時，與三五同學擲骰以博勝負。最叫絕的是，閻瑞生的骰子是用豆腐乾做的，「既無聲息，又無痕迹」，賭完當做零食「吞而食之」，因此被他視為「絕妙的賭具」。後來閻瑞生終因東窗事發而在畢業前夕被校方除名。他考入北京交通傳習所，又在華北銀行、良記公司和法租界電車公司供職。後憑藉流利的英語和法語進了洋行。由於每月收入不少，他更是變本加厲，有什麼賭什麼，以致入不敷出，債台高築。閻瑞生像狼一樣開始尋找目標。就在這個時候，醜小鴨王蓮英突然在終極PK中脫穎而出。王蓮英顯然還沒有適應新生活帶來的變化，還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很無奈。她天天佩戴名貴首飾招搖過市，還不知道在不遠處的草叢裡有一雙貪婪瘋狂的眼睛正盯住她。

混跡江湖的閻瑞生自然有一套混世魔王的技巧，憑藉震旦校友、洋行職員的身份混跡於十里洋場。上海商界巨子朱葆三的五子朱子昭是他在震旦大學的同學，自然成為最好的朋友。他跟朱子昭一起出去，兩人一起逛窯子、吃「花酒」，所有開銷都是朱子昭的。閻瑞生與王蓮英原本不熟，是朱子昭將他引薦給了王蓮英，從此他們一起到王家打麻將，表示跟閻有來往的都是上海灘上有頭有臉的人物。朱五少爺和閻瑞生經常出入跑馬廳。在跑馬廳，閻瑞生總是孤注一擲，希望能夠發一筆橫財，將以前所有欠債全都了清。結果到最後，連從他的相好、妓女題紅館那裡騙來一隻鑽戒，典當所得的600塊也輸個精光。想不到，舊債未了又添新債。而朱五少爺財大氣粗經常出入各種娛樂場所，和當時滬上的名媛佳麗自然非常熟識。對於新近走紅的「花國總理」當然追捧有加，這使得與朱五少爺形影不離的閻瑞生更有機會目睹這個花界新寵的珠光寶氣。一個罪惡的念頭一閃而過，窮途末路的閻瑞生決定孤注一擲。

1920年6月9日下午1時，閻瑞生對朱五少爺的汽車司機說有事要借車，並說他自己會開車，不用車夫代勞了，給了車夫10塊銀洋，叫他洗澡剃頭去。從朱五少爺那裡借到汽車後，閻瑞生將車開往了四馬路。當晚６時半，閻先到四馬路福裕里妓女小林黛玉處，寫了一張局票（舊時用以召喚妓女的字條——筆者注）叫王蓮英過來堂唱，隨後又說兜風。其實這個時候王蓮英還是有機會免遭殺身之禍的。據後來王的小姐妹「小林黛玉」證實，案發前，他們三人圍桌而坐。閻瑞生想約王蓮英去兜風，而小林黛玉見閻很可疑，暗示王蓮英不要去，而王卻不以為然。因為那時的妓女，最喜歡乘汽車馳騁於十里洋場間。就在當晚7時左右，閻瑞生以兜風為名，將王蓮英騙上了那輛牌號為1240的汽車。王上車後發現車子里還有另外兩個人，一個叫吳春芳，另外一個叫方日珊，都是閻瑞生臭味相投的朋友。

閻瑞生將車開出四馬路，拐入西藏路，再進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然後一直西行到曹家渡，經北新涇到虹橋，又向東到南洋公學（今交通大學），再調頭向南。及至抵達虹橋一帶，天已完全黑了。「都是麥田，到處黑壓壓的，沒有一個人影，閻瑞生他們就下手了。」

捕房千里緝兇

閻瑞生是個天主教徒，案發後他倉皇逃到位於江蘇松江縣佘山天主教堂躲了起來。教堂系法國傳教士在佘山半山腰所建，被羅馬教皇敕封為「聖教」。當時，巡捕房的偵探聞訊一路追到佘山，教堂的牧師卻說沒有此人，嚴詞拒絕巡捕房偵探入內搜查。老閘捕房的偵探只得鎩羽而歸。閻瑞生出逃以後，閻家所在的廣東路王大吉藥店對面百花里周圍，已在中西警員的嚴密監控之下。他們張開大網，守株待兔，以防閻瑞生重新回到那個父親死後他與母親相依為命的家。

據1920年12月上海新聞編譯社出版的《槍斃閻瑞生》透露，閻瑞生先是在佘山天主教堂里躲了一陣，然後又「帶同母妻」去了他岳父家。該書中說，閻瑞生並未將謀財害命之事告訴其岳丈，這是遮護自己的體面。而其岳丈母對待女婿女兒皆如平常，哪裡知閻瑞生有這種行為。況閻瑞生凡事頗能隨機應變，不肯露出半句秘情。這日其岳丈坐在家中，拿著上海發來的日報展閱新聞，忽見報紙載有公共租界小花園妓女王蓮英被閻瑞生誘乘汽車兜風謀斃劫財鑽飾等物棄屍於麥田，捕房密查凶身等情。該老翁閱罷報紙，立時大驚失色，即將此情告訴老妻，然後喊閻瑞生至面前問道：「你在上海做的好事，至今仍然隱而不露，你真是不成人道之類。」閻瑞生聞言勉強答道：「我在上海未曾做什麼事情。」岳丈道：「你還辯護，現有報紙在此。」說著，將報遞與閻瑞生手中。閻瑞生接著報紙一看，立時面如土色，即跪下道：「事到如今，我也不瞞你老人家了。大禍造就，因此而來，到府上避險擋風。尚求你老人家發慈悲之心，容留我才好。」那老翁怒道：「你到今日自知有罪，平日不從勤儉路上去走。可見你荒盪乃成自然，枉有中西學識，不圖上進，今日弄到急難地步。逃遁我家中來也不見得保護你安穩無憂，你可快點兒出去尋藏身之處，不要連累我全家。」

閻瑞生無奈告別親人，出了岳父家即外逃青島。他外逃青島是為了像那些前清遺老、民國罪魁一樣，也能「託庇洋人勢力」，逃避法律制裁。此時的閻瑞生早已是驚弓之鳥，累累如喪家之犬。

閻瑞生在青島遇到一個算命的。算命人信口開河，說有女鬼追他，只有遠走高飛，投親靠友，才能逃過此劫。他就從青島到濟南，又從濟南到徐州，在圍牆與站台之間的路軌上被當地警方逮個正著，上海聞訊派去兩個捕探，即包打聽。可是那兩個包打聽從來沒有見過閻本人，通緝令上的照片又不清楚。所以，他們到了徐州，第一件事就是給他照相，照片拍好，帶回上海，拿到當初借汽車的主人朱五少爺家裡辨認，朱子昭確定不疑。

1920年８月８日上午，在徐州落網的閻瑞生被上海警方押解回滬，暫押老閘捕房。８月17日，閻瑞生供出同黨，租界警方旋即按照他的供詞將藏匿在寶山路黃德昌茶葉店樓上的吳春芳捉拿歸案，帶回捕房收押。《申報》又刊登了公共租界總巡捕房總稽查處通緝令，說安徽徽州府歙縣蘇村人方麗山，即方日珊，「為因與西曆一千九百二十年六月十五號，在虹橋路荒地，謀斃妓女蓮英一案有關係，業由會審公廨出票拘拿在案，因此合行通緝。」

最終伏法

８月20日午後，租界當局本擬在第四公堂審理王蓮英被閻瑞生等人謀害一案，實在因為聞訊前來看熱鬧的市民太多，造成公堂內外秩序大亂，不得不臨時改為樓上第二刑庭審訊，想要圍觀的人大半不得入內。

作為證人，四馬路福裕里妓女小林黛玉告訴會審官，閻瑞生邀她「同去乘坐汽車，當時謝絕。後來他與蓮英一同外出，確見蓮英滿身插戴，都是貴重飾物，既有別針、手鐲，也有鑽戒。」又證實說，案發前，「三人圍桌而坐」。閻瑞生想與王蓮英兜風去，而小林黛玉「因見閻瑞生多可疑」，就在桌下拿腳去踢王蓮英，暗示她不要跟閻瑞生出去。而王蓮英大咧咧的，滿不在乎。小林黛玉又把她叫進裡間，「叮囑拒絕」，「而蓮英仍不聽」。這是因為「滬上之妓女，最喜歡汽車，馳騁於十里洋場間。服裝炫耀，鑽石光芒。顧盼自雄，旁觀側目。風頭之健，無過於是」。

《申報》報道，８月27日午後，租界當局「著令起解，予以引渡，將閻瑞生、吳春芳押乘汽車至北火車站，乘快車至新龍華站下車」，交給了淞滬護軍使署軍法課。

１０月８日，王蓮英案訊理終結，閻瑞生和吳春芳當堂對質。閻瑞生死到臨頭，依然百般狡辯。吳春芳問：「閻瑞生，你憑良心說，不但謀害是你起意，繩子是你叫帶的，當時在麥田內還拿藥水瓶子灌那個女人，你這還不是要把她弄死嗎？你還想把罪推在我一個人身上？」閻瑞生說：「我現在已經承認了。我圖劫蓮英之財，不能不將她謀害。堂上如能成全，總求格外加恩。」隨即，閻瑞生的心理防線終於崩潰，對自己的犯罪事實供認不諱——

當時王蓮英被騙上車以後，由閻瑞生開車，王蓮英坐前排，吳春芳、方日珊坐後排。一門心思想著炫耀的小女生根本沒多想，閻瑞生將車開出四馬路，拐入西藏路，再進靜安寺路，然後一直西行到曹家渡，經北新涇到虹橋，又向東到南洋公學，再調頭向南。及至抵達作案現場的時候，天已經完全黑了。

關於王蓮英的被害的經過，各種資料記載儘管細節略有不同，但全部指向3個兇手。胡根喜在《老上海四馬路》中的敘述是，閻瑞生「見路邊有一大片麥田，便停車，說是下車小便。王蓮英並不以為疑。閻走後，吳春芳與方日珊則將王蓮英從車子里拖了出來，掏出事先準備好的哥羅方藥水往她嘴裡灌，使其昏迷」。之後，他們又用麻繩在她的脖子上緊緊地勒了十幾道。及至閻瑞生回來，「發覺王蓮英尚有氣息，恐其復活過來，就叫吳春芳與方日珊再度使用藥水，再將王蓮英勒死」。

《槍斃閻瑞生》這本書說王蓮英見汽車停在麥田路邊，害怕了。她在被按倒前的最後一句話是這樣對閻瑞生說的：「哥哥，你要錢，我給你錢好了。你不要弄死我的命。」閻瑞生當時跳上去，只顧拿帶有麻醉作用的哥羅方藥水往她嘴裡灌注。吳春芳和方日珊將王蓮英勒死後，即「將被害人身上所御之大小鑽戒各一隻，珠項圈一個，碎鑽耳環一對，碎鑽挖耳一支，碎鑽手鐲一隻，碎鑽別針二隻，金手錶一隻，金小鏡一面，盡行劫下」，藏入衣袋，後又給了閻瑞生一部分。閻瑞生讓他倆「移置蓮英於低處免為路人所望見」，自己則原路返回，將汽車交還朱家車夫。之後閆瑞生又到各處應酬，努力給人一個既不在案發現場，也沒有作案時間的假象。

按上海沈鶴記書局1921年版《上海花國總理蓮英慘史》所說，閻瑞生開始時與王蓮英關係極好，蓮英「酬應間格外周到」。但這個閻瑞生花心極重，與蓮英相好的同時卻和別的女人有染，這使蓮英很生氣，閻幾次求歡均被蓮英婉拒，「而閻生情不自禁，終思嘗鼎一臠，及至探悉蓮英與楊生有嚙臂盟，不禁醋興如焚，心懷叵測，欲施其劇烈之對待」。

還有一種說法，「起初，閻瑞生只想劫財，不想殺人。他只想洗劫王蓮英的金銀首飾，並不想奪取她的生命。但是吳春芳和方日珊辣手，他們不答應，他們要殺人滅口。他們跟閻瑞生說，今天你放過她，明天她放不過你，你自己好好考慮考慮。閻瑞生一聽害怕了，就跟他們一起把王蓮英勒死了。」

事發以後，王蓮英有一個姓石的相好的，是他出面張羅將蓮英下了葬。這個姓石的和朱子昭家是鄰居，跟朱家少爺要好。他跟王蓮英交往了好幾年，都談婚論嫁了，沒想到閻瑞生下手更快，更狠，把王蓮英殺了，毀了他們兩人的情緣。王蓮英死得那麼慘，他很傷心，見人就掉淚，說是不想活了，也想跟王蓮英一起去。朱家少爺就勸他，人死不能復生，你也不要太難受了。既然你們也好過一場，那你就給她辦了後事，給買一塊墳地，幫她落葬了，這樁事情就此了解。姓石的點頭稱是，就出面張羅，把王蓮英的屍體弄回去埋葬了。當時連警方也找不到被害者王蓮英的家人，可憐的青樓女子最後一程總算有個人發送，也不枉他們交往一場。

經過幾個月的審理，王蓮英血案終於落下法槌。1920年11月23日，淞滬護軍使署軍法課課長宣讀了判決書：「被告閻瑞生，事先起意，臨時實施，其為本案首要，固無疑義。被告吳春芳，聽從被告閻瑞生邀約，轉糾在逃之方日珊，共同實施，實為本案共同正犯，且核其犯行至為殘忍，實為窮凶極惡，罪不容誅。被告閻瑞生吳春芳二名，均應按照懲治盜匪法第三條第二款之規定，判處死刑。」

當日午後２時，閻瑞生和吳春芳被押赴刑場，執行槍決。當時刑場附近，觀者如堵，水泄不通，萬人空巷。趕來看熱鬧的既有閻瑞生的朋友，也有四馬路上的妓女。閻瑞生雙目緊閉，一聲不吭。

閻瑞生服刑之前，曾留下了一部長達數萬言的「自述」（即《閻瑞生自述記》，由上海世界書局1923年８月出版），他在「自述」的最後痛苦地寫道：「昨天我從巡捕房裡出來，只見慈母淚流滿面，知道是在為我痛心萬分。我是一個獨子，從小到大，沒有一天不受到慈母的溺愛。平日濫嫖狂賭，慈母總是聲淚俱下地告誡我說：『你要不是早日悔悟，我一定會看見你自食惡果的一天。』我以為老生常談，過耳就忘。及至今日，後悔莫及。真可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這完全可以作為人世間一切作惡之人的教訓！」

這起具有警示意義的案情，隨即被改編成京劇時裝戲《槍斃閻瑞生》、文明戲（話劇）《閻瑞生》，又拍攝了無聲電影長故事片《閻瑞生》，還出版了十幾種同類題材的書籍。血案告訴人們，當用青春換取物質享樂，以尊嚴去博取假意的歡呼時，則炫耀和虛榮便成為殺手。而命案犯從遊戲人生到草菅人命，反映出道德迷失後反社會的極端人格特徵。因此冷漠和極端從來為社會所不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