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海軍的艱辛路

【近代海軍從馬尾起步】

馬尾，近70平方公里的地盤，隋代以降，不過閩縣鄉鎮治下的一個「里」與兩個「圖」而已，卻因得天獨厚的地理優勢聞名於世——位於福建第一大河流閩江入海口，內涵三江，外通四海，東望台灣，西倚福州，北達江浙，南抵兩廣。於是，古代水師在此頻繁往來，各地商船經此進出福州，鄭和下西洋時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

近代馬尾的輝煌與鼎盛，始於1866年左宗棠創辦的船政學堂。中國第一艘鐵甲戰艦在此出海，第一支近代化海軍艦隊亦於此組建，嚴復、詹天佑、鄧世昌等一批民族精英與愛國志士由此起步。作為重要的科技基地、造船工業的發祥地、中國海軍的搖籃，馬尾是洋務運動乃至中國近代史上一個引人注目的焦點。

鴉片戰爭雖然未能驚醒國人的迷夢，但英人的「船堅炮利」卻引起了有志之士的強烈反響，喊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所謂「夷之長技」，主要集中在「洋炮洋艦」上，也就是魏源在《海國圖志》一書中所說的「一戰艦，二火器，三養兵練兵之法」。

最先付諸實踐的是林則徐。為改變清朝海防廢弛、水師敝壞的局面，林則徐一方面精心搜集中外戰船資料，將各種外國戰船式樣繪製成集；另一方面積極購買歐美「洋炮」，仿歐洲船式建造雙桅船。他還從美國駐廣州領事處買來一艘商船，將其改裝成戰艦，配備英制火炮34門，編入水師，有人將其視為中國海軍史上第一艘具有近代水平的戰艦。林則徐的努力雖然收效甚微，發展近代海軍的計劃最終擱淺，但他仍不失為中國近代海防建設的先驅者，中國近代海軍建設的引路人。

有志之士的吶喊與努力，卻遭遇到比西方「船堅炮利」更堅固厲害的傳統保守壁壘，帝國猶如老牛拉著的一輛破車，在夕陽的殘照里顛簸而行。及至十多年後，當鎮壓太平軍的得力幹將、湖北巡撫胡林翼在長江邊見到兩艘鼓輪而上的「洋輪」，發現它們「迅如奔馬，疾如飄風」，當即驚得半天不語。及至回營途中，突然口吐鮮血，差點墮下馬來。在與幕僚談及洋務時，胡林翼搖手閉目，神色不悅地說道：「此非吾輩所知也。」不數月，便薨于軍中。

當清廷官員再一次對西方的科技感到焦慮與壓力時，他們想到了效仿，只是效仿的目的再也不是「師夷長技以制夷」，而是「以毒攻毒」對付太平天國起義軍。儘管洋務運動領導者的見識遠不如林則徐、魏源等有志之士，其動機也令人扼腕喪氣，但畢竟邁開了向西方學習的蹣跚步履。

閩浙總督左宗棠向總理衙門上了兩道奏疏，認為借船不如租船，租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造船，提出了「設局製造輪船」，即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近代造船廠、建造新型船艦的主張。奏摺很快得到清廷批准，在勘察選址時，左宗棠將目光投向了馬尾。他將福州船政局廠址選定在馬尾山下一塊寬130丈、長110丈的地盤內。

學習利用西方造船先進技術，自然得僱用外人，左宗棠任命原江漢關稅務司、法人日意格與原「常捷軍」統領、法國軍官德克碑為船政局正副監督。

正當左宗棠緊鑼密鼓地籌建船廠並付諸施行時，突然接到調任陝甘總督的上諭。西北回民起義，清廷想到了剿滅太平軍、捻軍的有功之臣左宗棠。中國傳統人治社會的潛規則，從來都是人亡政息，人走茶涼，左宗棠一走，建造船廠的自強事業極有可能付諸東流。為此，左宗棠特地推薦了丁憂在家的前江西巡撫沈葆楨擔任船政大臣，為防牽制掣肘，清廷予其專摺奏事的特權。

沈葆楨，福建侯官（今福州）人，林則徐次女林普晴的夫婿，中國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真正進入近代化技術操作層面的封疆大吏。沈葆楨辦事細密，作風嚴峻，擅長兵法，工於吏治，這一作風特點在主持福建船政時更是得到了充分發揮。

1867年，沈葆楨在馬尾山麓親自督建船塢、廠房、宿舍，建設規模不斷擴大，由原定的佔地面積200畝擴大到600畝。福建船政局計有工人2000多名，約佔中國當時產業工人總數的1/5，另有學生、學徒300多名，不僅是中國當時最大的近代機器工廠，也是世界最大的新型造船廠之一。

1869年6月10日，福建船政局採用西法製造的第一艘木質輪船「萬年青」號下水，技術性能及排水量等均超過同一時期向外國購買的輪船。9月18日試航，船上的80多名工作人員，從艦長到舵工、水手、炮手、管輪，全是中國人。中國人駕駛自己製造的近代化輪船在馬尾港下水，經閩江駛出海口，北上抵達天津，一路行來，令人揚眉吐氣。

因初行試造，「萬年青」號不可避免地存在船身過長、吃水過深等毛病，只能作軍用運輸船隻，不適合作兵船使用。直到兩年後，第七艘名為「揚武」號的輕巡洋艦建成下水，我國才有了自行製造的第一代適用於海上作戰的新式軍艦。

除了建造相當數量的軍艦，福建船政局還培養了一批航海人才。福建船政學堂雖面向全國招生，無論滿漢皆可報名，但當時的多數學子汲汲於科舉功名，以致報考者極少。如首屆學員中以第一名成績考入的嚴復，若非父親病逝，家境貧寒，恐怕不會前來報考。福建地處東南沿海，加之學堂設在福州馬尾，因此生源以本省居多，外省學員極少，僅一二人而已。於是，舊中國海軍中福建人最多，對中國海軍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功績，也就有了「海軍者，閩人之海軍也」之說。

我國近代海軍中的兵艦管帶及高級指揮官，基本上都畢業於馬尾船政學堂。前後擔任過海軍統領、總理、總長的就有葉祖珪、薩鎮冰、蘭建樞、劉冠雄、李鼎新、程璧光、黃鐘英等人。然而，因地域色彩過於濃厚，久而久之，便形成了有著共同利益的小圈子，排斥非閩系人士，被人稱為「閩黨」。

【馬江之戰慘敗於法國】

隨著福建船政局建造的軍艦不斷增多，沈葆楨向清廷提出了新式海軍的建制問題。

1870年9月20日，清廷調遣福建舊式水師提督李成謀擔任輪船統領，以此為標誌，福建海軍初具雛形；1872年，包括主力「揚武」號在內的四艘軍艦下水，福建海軍軍艦總數達到10艘；隨著船政局所造輪船陸續下水，1875年福建海軍擁有的軍艦已達16艘，總排水量1500多噸。

福建海軍雖是中國近代海軍建設中最早成軍的一支艦隊，但遠遠夠不上一支近代化艦隊的水準。既無完善有效的指揮系統，也無配套的後勤保障體系，官兵極少進行近代海戰訓練，海防要塞建設相當薄弱，嚴格說來，福建海軍只是中國近代化海軍艦隊的先聲。直到北洋海軍建立，中國才擁有了第一支以西方新式軍艦大炮及訓練方法建設起來的近代化海軍。儘管福建海軍還不具備近代化海軍標準，但建立不久，就在捍衛東南海疆、保衛台灣領土的戰鬥中初試鋒芒，顯示出先進武器裝備的威力。

沈葆楨火速布防，福建海軍積極備戰，不但在澎湖海域舉行艦隊練習，向日軍顯示強大實力，還在海上巡邏、運送陸軍、搜集情報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日本不僅理虧，就雙方實力而言，日軍在軍艦、兵力、後勤等方面也明顯弱於清廷。但清政府卻抱著息事寧人的心理，以50萬兩銀子的賠款換取日軍撤出台灣。

一個近代化剛起步的蕞爾島國，竟敢向堂堂「天朝大國」發難，這給中國朝野帶來極大震撼。許多有志之士充分認識到，在未來的戰爭中，日本將是中國的頭號敵人。清政府也在「台灣事件」中認識到海軍的重要作用，不得不調整戰略，重視海防，發展海軍，並將海軍建設的重點放在北洋——中國近代海軍從南洋起步，北洋海軍卻後來居上。

日本通過侵佔台灣的軍事冒險行動，不僅感到清廷顢頇無知、軟弱可欺，也看到了海軍建設的重要性，更加快了海軍擴張的步伐。

中日兩國都以對方為假想敵擴充海軍，積極備戰，當這種發展達到一定火候，雙方將不可避免地一決雌雄。爆發於1894年的中日甲午戰爭，令中國第一支真正的近代化海軍——北洋海軍全軍覆沒。

其實，早在甲午海戰前10年，中國海軍就遭受過第一次挫折與重創，給洋務運動造成了沉重的打擊，也對近代歷史進程產生了不可估量的負面影響。1884年8月23日，中法馬江海戰爆發，地點就在中國海軍的搖籃——馬尾，仍是敵人公開挑釁，率先開火。

戰爭因清朝的藩屬國越南而起。19世紀80年代初，越南發生了被法國吞併的危機，清廷在越南阮氏王朝的再三請援下，本著「外藩者，中國之藩籬，藩籬陷則門戶危，門戶危則堂室震矣」的戰略主張，最終作出了出兵邊境、援越抗法的決定。

馬江海戰，便是中法之間除越南戰場外的另一個戰場。

法國之所以派遣海軍前來中國東南沿海開闢第二戰場，是想佔領福州，佔據馬尾船廠作為法國艦隊的維修基地，掌握台灣海峽制海權，達到要挾清廷、侵佔越南的目的。誰也沒有料到，福建船政局、福建海軍主要依靠法國技術及機器設備建造而成，法國艦隊卻將其視為打擊目標。

法國是當時世界第二大海軍強國，但前來福建參戰的艦艇只有9艘，水雷艇2艘，火炮77門，作戰兵員1830人。與之對峙的福建海軍共有軍艦11艘，火炮45門，作戰兵員1200人。此外，中方還有9艘舊式武裝師船，2艘帆船，7艘載有魚雷發射機的汽艇及若干裝有桿雷的槳船，岸上還有7座可提供火力支援的新式炮台。由此可見，中法雙方實力相差並不大，加之福建海軍以逸待勞，掌握著戰爭的主動權，只要抓住時機，奮力一搏，並非沒有獲勝希望。

閩江下游山巒起伏，從馬尾港到出海口約25公里，共有三道嚴密的防線。南北兩岸炮台林立，火力交叉封鎖，加之航道水域內島嶼暗礁密布，無論法國海軍多麼強大，也不可能越過這重重關隘進入馬尾港口。然而，當法國海軍於1884年7月13日以遊歷為名要求進入閩江口時，福建總督何璟卻允許兩艘法國軍艦駛入，並予以「最友好的接待」。7月15日，軍機處傳令「該國兵輪勿再進口，以免百姓驚疑」，何璟違旨，又讓兩艘法國軍艦駛到馬尾。自此，法艦自由進出閩江，不受任何阻攔。

於是，法國軍艦陳兵馬尾港，控制閩江口，威脅福州城，擺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態勢。

福建海軍面對越來越嚴重的挑釁，也作好了戰鬥準備。「兵船入口不得超過兩艘，停泊不得超過兩星期，違者即行開仗」，有人援引這一萬國公法，主張先發制人向法國艦隊開火。福建駐防將軍穆圖善支持這一主張，福建會辦軍務、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佩綸也多次請求先發制人。而得到的清廷指令，卻是「嚴諭水師，不準先發炮，違者雖勝亦斬」，「必待法人挑釁，始准應戰，不宜由我啟釁」。

中法談判破裂，法國發出最後通牒。直到法軍戰書下達，何璟才在開戰不足一小時前急電福建船政局及長門炮台進行準備。

8月23日下午1點56分，法軍突然開火，威力巨大的炮彈準確地射向停泊的福建海軍軍艦。本來就技不如人，加之天時、地利盡失，中國軍艦還來不及啟碇就被炮火擊中。法軍僅以7分鐘的猛烈轟擊就使福建海軍失去作戰能力；僅40多分鐘，福建海軍幾乎全軍覆沒，9艘軍艦被擊沉，另兩艘負傷逃往上游，後在林浦擱淺自沉，近800名海軍將士以身殉國。法國方面軍艦一艘未沉，僅死6人，傷27人而已。

激戰過後，一些倖存的海軍官兵在江水中沉浮著，只要他們的腦袋一浮出水面，就會遭到法軍步槍、機關槍的瘋狂射擊，或是被法國人以竹竿猛擊，活活捅入水中淹死。一位在閩海關工作的外國僱員見此慘狀，不由得悲憤地說道：「這不能叫做戰爭，而是屠殺！」

馬江之戰，福建海軍覆滅，馬尾船廠被毀，清廷近20年的苦心經營，頃刻間灰飛煙滅。

【「軍運」緊系「國運」】

中法馬江之戰，我們可以找出許多失敗的根源，其中最重要、也是被人一再提及的，就是中、法雙方在軍事技術上的巨大差距。有人對兩支艦隊的技術指標進行一番統計與比較後，得出福建海軍要比法國艦隊落後二三十年的結論。

然而，當中國第一支近代化海軍，居世界第九位，被稱為「遠東強大艦隊之一」的北洋海軍遭遇實力相當的日本海軍時，又一次重演了徹底覆沒，卻連一艘日艦也未擊沉的悲慘命運時，如果再以技術差距為理由，恐怕就無法自圓其說了。

「軍運」與「國運」，是一枚硬幣的兩面。「國運」衰敗如夕陽殘照，「軍運」何以興旺如日中天？通過軍隊的作戰能力，可以衡量出一個國家在政府效率、經濟實力乃至國民內在精神等諸多方面的實際水平。而一切的關鍵，就在於創立新的制度，只有這樣才能根除幾千年積澱下來的暮氣與惰性，徹底改變國家的命運。據有關資料統計，自1840年至1940年的100年間，列強從海上入侵中國470多次（其中較大規模84次），迫使清政府簽定割地賠款的不平等條約50多個。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密不可分，如果僅滿足於西方的技術、器物之「皮毛」，而沒有從政治、體制、法律、文化等方面進行「換血」改造，將永遠觸摸不到現代化的精髓。

仍回到中國的海防建設，決定戰爭因素的不外乎「物」與「人」，洋槍、洋炮、洋艦有了，並不等於使用這些武器的將士、擁有這些軍隊的清朝政府也隨之具備了近代化的優秀素質。

探究中國海軍在兩次海戰中遭挫的內在緣由，我們可以列舉許多，比如沒有完整的海防理論，從未考慮過海軍的充分使用，輕視甚至主動放棄制海權，將海軍建設僅僅看成是保衛本土海岸線及港口要塞的輔助力量。最為可笑的是，1887年，清廷在清漪園內籌建昆明湖水操學堂，將用於近代海戰的訓練，放在一個人工挖造的湖泊之內。朝廷腐化，官員不放過任何一個「撈油水」的機會，竟在製造的炮彈中以次充好、以假亂真，據鄭觀應揭露，「馬江海戰，我炮中法船，其彈不炸，法人剖而視之，彈中無葯，或煉藥不凈，或摻雜泥沙，以致藥力不足，未能命中及遠」。中日甲午海戰時，擊中日艦「松島」號的炮彈不炸，也是裝填大量洋灰的緣故。

北洋艦隊成軍，海軍衙門成立，可軍令權卻歸於不諳軍事的皇帝與文官（軍機大臣）手中，艦隊的指揮權也掌握在不諳近代海戰的前陸軍將領丁汝昌之手；北洋官兵將軍艦當作客輪使用，在煙台與旅順口之間往來行駛，做起了定期運送旅客的生意；北洋海軍每每虛應敷衍，缺乏實戰訓練，黃海海戰中抵近敵艦多次發射炮彈，卻一發也不能命中目標；艦隊管理混亂、軍紀不振，高級軍官帶頭違反紀律，建公館、養小妾，夜不歸航……

在研讀有關甲午海戰的大量史料時，筆者感受最深的，就是北洋海軍從上到下，大多缺少血性、膽略與氣概。說到底，北洋海軍還是一支只在海岸附近游弋的單純防禦力量。將士中儘管出現了勇猛剛強如鄧世昌、黃建勛、林履中等，但封建末世墮落，將士也免不了暮氣沉沉，官場裙帶作風嚴重，軍官形成「閩人圈子」，而士兵則形成「北方人圈子」。北洋軍人沒有曾國藩組建湘軍時的「忠義血性」，「濟遠」號管帶方伯謙帶頭逃跑，「廣甲」號管帶吳敬榮緊緊「跟隨」，還有大批不敢出戰者、陣逃脫者、力主投降者，在決定北洋海軍命運的最後時刻，主帥丁汝昌在眾水手的威逼下自盡，北洋海軍官兵三千多人向日軍投降。

日軍俘獲北洋海軍的十艘軍艦後，將其中的「鎮遠」號、「濟遠」號作為戰利品帶回了日本。「鎮遠」號被編入日本海軍聯合艦隊，1900年在八國聯軍的侵華戰爭中，反被日本人利用來攻打中國，後又參加了日俄戰爭中的多次著名海戰，1912年被當成廢船在橫濱解體。兩個各4噸重的大鐵錨作為日本海軍「赫赫戰功」的象徵，在東京上野公園陳列了幾十年，直到抗日戰爭結束，日本投降，1946年10月時才運回中國。

海洋是陸地的屏障與保護，然而，如果沒有強大的海軍與穩固的國防，屏障反而成為入侵者利用的通途。中日甲午海戰是中國走向近代化的一次重大挫折。此後，西方列強紛紛想「分一杯羹」，瓜分中國沿海軍事基地。甲午海戰慘敗，2.3億兩白銀的巨額戰爭賠款在喂肥日本的同時，也使清廷財政幾乎崩潰。為在規定期限內還清賠款，清廷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向英、德等國貸款，若以本息計算，五次貸款合計6.97億兩白銀。中國的財政年年歲歲被高利貸吸干，於債務的陰影中掙扎了三四十年之久。

北洋海軍覆滅，除沉重的戰爭賠款外，清廷征服海洋的自信心也頓然消失。

1896年3月，曾任雲貴總督的王文韶在彙報北洋海防的一封奏摺中寫道，海軍若需重具規模，非兩三千萬兩銀子不可。也就是說，中國付給日本的戰爭賠款可建設10支近代化海軍。若以實際支付的本息近7億兩白銀計算，則可建造30支近代化海軍。而內外交困的清廷卻怎麼也拿不出賠款之外的銀子重組一支強大的新型海軍。於是，中國海軍的發展目標只能局限於近海防禦。清廷除了苟延殘喘，諂洋媚外，再也沒有重振山河的雄心壯志與實際能力。

武昌首義爆發，好不容易重組的海軍隊伍，在清廷還沒有徹底垮台之前，就已全部起義，成為革命黨人的一支重要軍事力量。當中國最後一個王朝退出歷史舞台之後，本應繼續大規模發展的海軍，卻因新政權以北洋陸軍為核心及其它種種原因，遭到相當的冷落，其重視程度顯然連清朝都不如。而此後連年不斷的軍閥混戰，使得中國的海軍建設完全被擱置下來，也使得中國海軍與世界海軍的差距越來越遠。

早在2500多年前，古希臘海洋學家狄米斯·托克利就曾說：「誰控制了海洋，誰就控制了一切。」世界各國在保衛海洋權益、爭奪制海權的較量背後，實則關係到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生存與發展。海軍是當今世界唯一能夠制空、制海又制陸的現代兵種，是一支兼具陸海空職能及戰略火箭軍職能的綜合全能型軍隊。只要海軍強大，就能帶動陸軍、空軍及戰略導彈部隊的全面發展與壯大。

作者系文史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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