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紐約時報》看伍廷芳病逝前夕與孫中山的關係真相

文史 04-01

多邊性的人際關係與錯綜複雜的人脈因素當不失為影響近代中國許多歷史人物的言行乃至歷史進程的一個重要因素，也是比較棘手的研究領域。它需要儘可能地挖掘資料，甄別真偽，清理主次。而此類資料不僅總是數量有限，而且甚為零散，很不連貫，有些重要的細節與關鍵原本就不曾載諸文字。凡此種種，都不容易使研究者窺其本相。護法運動期間的諸多人際關係便是如此。

眾所周知，年近80而身兼數職的伍廷芳既是孫中山籌建廣州軍政府的重要支持者，也是粵軍統帥陳炯明與孫中山之間個人摩擦的重要調停者，但調停的效果並不明顯，最後還是不曾避免雙方翻臉。1922年6月16日，陳炯明炮轟孫中山為首的廣州軍政府，與孫中山公開反目，孫中山則下令海軍開炮還擊。伍廷芳於20日發表辭職通電，23日病逝。

關於護法數年間伍廷芳與孫中山的交誼，我國的兩岸學者之間的論著沒有原則分歧，都充分肯定伍廷芳對孫中山的擁護與支持，直到伍氏病逝。國外同行雖然對此關注不多，但個別學者的見解頗不相同，還不曾引起我國學者的關注。

倘若對照當年《紐約時報》的採訪報道，參照伍廷芳的通電原文與伍朝樞的《哀啟》，則不難發現，從陳炯明兵變發生到伍廷芳病逝，在短短的一周之內，伍廷芳的政治態度已有明顯的變化。他既不滿於陳炯明的悍行，也對孫中山的回應舉措持反對意見。他的辭職並不僅僅是對陳炯明反戈兵變的抗議，也是對孫中山以牙還牙之舉的異議，以及對廣州整體時局的失望所致，可以看作伍、孫同盟解體的一個標誌。本文試圖根據目前所能找到的資料，儘可能地清理伍廷芳離世前的這個細節，去感受歷史本相與歷史敘述的複雜性。

一、中美學者的撰述差異

孫中山是我國兩岸學者共同尊崇的革命領袖與中華民國之締造者。兩岸學者一致認為，伍廷芳晚年對孫中山的支持全力以赴，鞠躬盡瘁，值得稱道。

北京學者丁賢俊的《論孫中山與伍廷芳》一文，堪稱兩岸學者中第一篇專題探討孫伍關係的文章。該文認為：「孫中山和伍廷芳是在愛國主義思想基礎上結合在一起的。辛亥革命前，他們都希望中國走上獨立、民主、富強的道路。武昌起義後，他們共同反對君主專制制度，建立並捍衛民主共和制度。他們的共同理想是：在政治上建立三權分立的政權體制，制定憲法，實行法治，保障人民的基本權利；在經濟上促進近代工商業大發展。儘管由於經歷和認識上的差異，他們之間有過幾度分合，但共同理想最終使他們團結起來，在辛亥革命後的十年間，進行了頑強的鬥爭。1922年，孫中山在護法運動後期，已經把中國革命引導到了接近新階段的起點。他順應時代潮流，與時俱進，堪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卓越領袖。伍廷芳由於時代和認識的限制，轉向革命較遲，也沒能趕上孫中山後來進行的偉大改組。但辛亥革命時年已古稀的伍廷芳自投身革命後，為建立和捍衛民主共和制度，頑強地向南北軍閥作鬥爭，鞠躬盡瘁，也可以說是服膺真理的楷模。他們都為革命後繼者留下了許多有益的東西。」[1]

在近年出版的《伍廷芳評傳》一書中，丁賢俊與合作者喻作鳳已開始注意到伍廷芳在陳炯明兵變之後的辭職通電對孫中山並無敬慕或擁護之意，至於箇中原因，認為是伍廷芳的「息事寧人態度」使然，「是為了把革命內部的矛盾大事化小，以免造成難以彌合的裂痕」。[2](P479)

山東學者張禮恆在博士論文的基礎上整理出版的《從西方到東方——伍廷芳與中國近代社會的演進》一書，則把伍廷芳對孫中山的支持上升到宗教信徒的「皈依」程度，日：「在長達數年的時間裡，伍廷芳曾與南北軍閥為伍，期望有所作為。但倚重軍閥實現其政治理念的幻想破滅，最終促成他與孫中山革命黨人的關係由疏遠走向皈依。以護法運動失敗為轉折，伍廷芳從此結束了自南京臨時政府以降與孫中山革命黨人長達8年之久的疏遠狀態，心悅誠服地投奔、皈依孫中山革命黨人的旗下，成為孫中山民主共和大業的股肱之士。……1920年4月9日的《離粵通電》，實際是一份征討西南軍閥的檄文，宣告了伍廷芳倚重軍閥實現政治理念的破滅，標誌著他與南北軍閥8年合作的結束，昭示著他同孫中山革命黨人的關係由疏遠走向投奔、皈依的開始。」[3](P350-353)

廣東學者張富強雖然沒有把伍廷芳對孫中山的擁護提到信徒之於宗教信仰的高度，但也充滿讚譽，稱：「對民主共和偉業的忠誠，最終使孫中山、伍廷芳這兩位具有崇高的革命理想和信念、高尚道德情操的愛國者走到了一起，為再造共和嘔心瀝血，譜寫新曲，建立了可歌可泣的豐功偉績。然而，蒼天負人願，軍閥陳炯明的叛亂過早地中止了孫中山與伍廷芳的合作與友誼，中止了伍廷芳為中國民主革命再創奇蹟、再立新功的可能。」「伍廷芳十分欽佩孫中山臨危不懼的魄力和視死如歸的膽氣，堅決贊成他的反擊叛軍的計劃。」[4](P164-165)

台灣前輩沈雲龍對伍孫關係亦多肯定與稱讚之意。其《近代外交人物論評記伍廷芳》云：「廷芳自民元與中山先生共事，即深為中山所敬重。民六以後，患難相隨，甘苦與共，終至以身殉國，其風誼尤非口稱擁護而退有後言者所能及其萬一。追思昔賢，愴懷無已。」[5](P137)

美國學者琳達(LindaPomerantzShin)的見解則不然。雖然她在1970年提交答辯的博士論文第10章第5部分「最後的歲月」對伍廷芳的晚年活動敘述得特別簡約，但經過歷時22年的修改，她在出版的博士論文《伍廷芳(1842-1922)：中國現代史上的改革和現代化》的最後一章增加了「與孫逸仙」，敘述得較為詳細，其中提到：「6月17日，在孫的軍艦上召開的會議上，伍懇請孫撤退。但孫決定對陳發起反擊，因為他相信除非他站起來並戰鬥下去，否則他在中國和海外都沒有政治信用。沮喪之餘，伍於6月21日辭去政府職務；這可看作是對孫表示不贊同。兩天後，6月23日，伍帶著對時局的極度失望，在一次急性肺炎中逝世。」

可能因為疏漏，琳達的這段表述沒有提供資料的出處，但從通篇論文使用中、英文資料的豐富性與嚴謹態度來看，我們沒有理由忽略作者的這個重要補充。

二、知情人敘說的細微區別

在出版於伍氏離世之年的《伍廷芳歷史》一書中，有一段敘述是後世學人經常引用的：「粵軍炮攻總統府那天，博士(即指伍廷芳——引者)已經忍著驚恐，後來到楚豫兵艦見孫中山，神色已退板了，中山親出挽扶他，坐定之後，顫聲說道：『這番陳炯明竟然作反，你防備才好。』中山點頭道：『是的，但我不怕的。』博士又道：『此後恐怕我沒有替你出力的時間了。』果然不過五天，就溘然長逝。」

蔣介石《孫大總統廣州蒙難日記》稱，孫中山驚悉伍廷芳病逝時，就在永豐軍艦向艦內將士發表演講：「今日伍總長之歿，無異代我先死，亦即代諸君而死，為伍總長個人計，誠死得其所；惟元老凋謝，此後共謀國事，同德一心，恐無伍總長其人矣。全軍惟有奮勇殺賊，繼承其志，使其瞑目於九泉之下，以盡後死者之責而已。」[6](P9)

從這些表述來看，孫中山是把自己與伍廷芳當作不可分割的整體，因而把伍廷芳的死作為討伐陳炯明的道義力量。

孫中山在兵敗之後，於8月9日被迫離開廣州，15日在上海發表護法宣言，繼續懷念在陳炯明兵變中猝然病逝的伍廷芳。他說：「回念兩月以來，文武將佐，相從患難，死傷枕籍。故外交總長伍廷芳，為國元老，憂勞之餘，竟以身殉，尤深愴惻！」[7](P521)

12月17日，伍廷芳的追悼大會在上海九畝地隆重舉行，孫中山特派代表居正前往悼念，並宣讀祭文：

國本之摧，梁棟先折，徒法不行，矧今法絕！締造艱難，英俊弗少，曰有典型，皤皤元老。大勛未集，繼以來茲，公為國死，痛乃無期。系國存亡，藐躬未敢。義之所在，責無能道。我不敢死，公不欲生，願持此志，證之冥冥。嗚呼哀哉！尚饗。[7](P641)

1925年1月，孫中山抱病在身，還為伍廷芳的墓地親撰長篇墓表，重申：「文自元年與公共事，六年以後，頻同患難，知公彌深，敬公彌篤。」

顯然，孫中山特別重視對伍廷芳的哀悼。相比之下，伍廷芳本人生前的辭職通電除了表明向「大總統」辭職時提到「大總統」之外，既無譴責陳炯明之意，也不再提到孫中山。他說：

廷於此變故，事前則調節術窮，事後則維持力薄，內慘衾影，外負國人，憂老成疾，心灰意冷，已決意引退。應請大總統辭去本兼各職，其外交、財政兩部職務，無從履行，應暫行結束，奉還大總統；其廣東省長印信，奉送省議會暫為保存。惟護法之役，本因武力干涉而起，今不能改途易轍，以意見偶有不同，竟致訴之武力，矛盾相攻，內煎太迫，外侮堪虞，隱憂何極。苟非大徹大悟，何以救國救鄉，此廷於慨痛之餘，而亟盼邦人君子有以處此也。[8](P224-225)

不僅如此，伍廷芳之子朝樞在當年撰寫的《哀啟》略述乃父生平時，雖然有一處提到乃父與孫中山的合作與交誼，云：「孫公受國會選舉為大總統，先嚴佐孫公，決疑定計，魚水交歡，為國為鄉，心力交瘁」，但在逐日敘及6月16日陳炯明兵變之後的最後一周時，卻隻字不提孫中山。該文曰：

粵中政變，省署陷入火線，槍林彈雨，自丑迄未不輟，先嚴處之泰然，魏君麗堂時衛戍廣州，以省署地險，下午二時遣副官衛隊迎先嚴至司令部，強而後可，繼以司令部起居不便，不孝乃奉先嚴暫寓於廣州附郭之東山，旋移嶺南學校外交部某秘書家，而先嚴以積勞之體，耄耋之齡，遭此政變，竟憂憤成疾矣。當疾之初作業，神罷聲嘶，然猶能一再遷居，步履如常，且口授不孝宣告辭職及警勵國人之通電，方冀其為略感風寒，精神困頓，休養數日即可復元，乃至二十日而熱度漸高，呼吸促，不孝急延校醫視診……遷入廣州東郭外之新公醫院，是夕病轉肺炎，投以療肺之劑，不稍效，先嚴呻吟病榻，惟斤斤垂問大局，言不及私，又翌日，病大劇，不能語，中西醫咸束手，夜分氣息奄奄，知覺全失。

顯然，孫中山對伍廷芳的逝世特別重視，而伍氏父子對伍孫交誼卻已遠不如以前那麼熱心，一熱一冷，頗不對稱。就伍廷芳病逝前一周的行蹤而言，伍朝樞是未離乃父半步之人，他的記敘卻同伍廷光、蔣介石等人的記述迥異，究竟是伍廷光、蔣介石等人的記述可靠，還是伍朝樞的親歷可靠，或在有意迴避，值得關注。

三、《紐約時報》的相關報道

自近代以來，《紐約時報》既是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報紙，也是最關注中國問題的報紙之一。它對中國的關注，就始於伍廷芳出使美國期間。1900年義和團事件之後，由於伍廷芳在保護美國駐華公使康格的生命安全與維護清朝政府權益等方面作出了努力，加之他在美國的演講與撰述贏得美國民眾的一致好評，於是他成為《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重點關注的對象。就目前所能辨析和閱讀的該報資料而言，關於伍廷芳的報道多達180篇以上，其中不乏內容豐富、情節具體的篇章。

從清朝政府的改革，到反清革命運動的成功，從中華民國的創建，到中國南方的護法運動與孫中山、伍廷芳的主要動向，都是《紐約日報》重點關注的內容。

離陳炯明兵變還有4天，即1922年6月12日，《紐約時報》轉載《芝加哥論壇報》的報道：「可以了解到伍廷芳博士已經接受了總理一職。同時黎總統任命顏惠慶博士為外交部長，梁士詒在伍博士從廣州到達這裡之前代理總理一職。伍廷芳接受總理一職使官員圈子中的中國統一問題變得更易實現了。據稱，中國南方共和國的總統孫逸仙博士將無法支撐一個獨立的政府，伍曾是孫政府的重要支柱。」不過，《紐約時報》登載來自10日北京的電稿只有兩句話：「黎元洪總統就職後不久即頒發第一道命令，委任前駐美公使伍廷芳為總理。自從1917年伍廷芳就是與北方軍國主義對抗的廣州政府的最強硬的支持者之一」，沒有說伍已同意出任北京政府的總理。不過，兩報記者對伍廷芳之於廣州軍政府的重要性的表述是一致的。

6月14日，《紐約時報》發表美聯社廈門電稿，題為「黎總統敦促伍博士快些到北方，可是廣州政治家仍沉默」。[9]15日，該報發表美聯社13日電稿，追蹤報道伍廷芳的動向：「前外交部長顏惠慶博士在新的黎元洪為總統的中央政府被重新任命為外交部長。顏博士還擔任代理總理，如果前廣州的南方政府外交部長伍廷芳拒絕成為黎總統的總理的話，他將擔任總理。……伍廷芳博士仍被希望放棄孫逸仙和他的南方政府，接受黎總統的任命。」

由於年代久遠，《紐約時報》的某些版面與文字已很難辨認，筆者還無法知道該報陳炯明發動兵變之後的報道情況，可以辨認的是該報20日的報道稱，從19日美聯社北京記者那裡得到消息，「孫中山完全垮台」，「吳佩孚主導一切，可是很大程度上取決於還沒有接受總理之職的伍廷芳」。[10]

6月24日，即伍廷芳病逝的第二天，《紐約時報》第9版就報道了來自美國國務院的消息，並以相當大的篇幅，對伍廷芳的閱歷與個性特徵，特別是他出使美國期間受到普遍歡迎的情況作了具體而生動的介紹。

6月26日，《紐約時報》發表評論《伍廷芳與中國》：

對那些逐漸喜歡和讚賞伍廷芳博士、認為他是個傑出的、並對我們的文明做出善意的諷刺性評論之人的美國人，伍廷芳在廣州的去世被認為是一個巨大的損失。在中國則尤甚。伍廷芳具有崇高的威望。黎總統在被強迫離職五年之後於幾周前返回，他希望廣州的敵對政府的外交部長伍能在北京擔任此職務。如果伍接受，這可能就是北京政府會有的最強的職務。他卻喜歡和孫逸仙在一起。

孫逸仙開始的時候好像進行著註定要失敗的努力，他以前失敗了，現在卻以成功的姿態返回。他仍舊拒絕辭職；他自己知道救中國的方法。可是他正在一艘軍艦上漂浮著，顯然此刻還不能返回到陸地上來。毫無疑問，他所抱怨的其部下的背叛是正確的；這些部下不得不在他和一個好像可以統一中國的、近年來總是比其他政府有更多好運徵兆的政府之間進行選擇。如果這是背叛，孫博士應該很好利用它。伍的去世和孫的失敗使南方反對派失去了領導者。鑒於伍廷芳在其同胞眼中的地位以及南方政府目前政策的不確定性，對伍廷芳來說，他的適時的離世(如果整個都是自然發生的)可能是他曾經給他的國家帶來的最偉大的貢獻。他的離去可能為南方頑固派的願意和解開闢道路，雖然中國會因此失去他如果活著還可以給這個國家做出的貢獻。[11]

顯然，作者雖然不忍批評受人尊敬的逝者伍廷芳，但實際上是在批評伍站錯了隊，不該幫助孫中山的廣州政權。

6月28日，《紐約時報》發表美聯社廣州6月4日的一個電稿，即記者對伍廷芳生前的採訪稿。當美國記者問到「陳炯明將軍同情北方的領導者吳佩孚，因此撤退反對總統孫逸仙而支持吳佩孚，這是真的嗎？」伍廷芳回答說：「從來沒有」，「陳將軍仍舊忠於南方和總統，並會一直如此。他還沒有完全切斷和政府的聯繫。他仍在其陸軍總長的職位上。」記者又問：「是何原因讓南方政府向北方進行軍事遠征呢？」伍廷芳說：「我們並不想要戰爭，我們想要的是和平。我們不想在軍隊經過之後留下鮮血和恐懼。但是當戰鬥的最佳時間到來，當戰爭幾乎是一種必需，我們認為這就是時機。我們正繼續軍事操練因為我們認為這是為了我們國家的利益。我們為了我們政府的生存而戰，這個政府我們認為是正當的政府。只有兩件事情可以阻止我們戰鬥。一個就是北方武裝改變其政策來服從我們的政策，另一個就是外國列強承認我們是中國合法建立起來的政府。」「我們最希望得到的是各強國的承認。因為這是最大的障礙。只要北京政府仍是中國被承認的政府，它就仍然可以訂約貸款，制定條約，易貨貿易和變賣國家財產，攻擊我們並通過我們無法反擊的密謀和宣傳來給我們製造麻煩。」

7月2日的《紐約時報》發表了《孫說叛亂者必須投降廣州盛讚因心碎而去世的伍廷芳》，其中包含美聯社的兩個電稿，一個是7月1日發自廣州，報道孫中山反擊陳炯明的決心，另一個是6月30日發自廈門。這兩個報道的個別字句不夠清晰，只能大致辨認和疏通。大概可以將第二個報道譯成如下文字：

前中國駐華盛頓公使、南方國民政府的外交總長與中國外交官中的資深人士伍廷芳於6月23日在廣州逝世。根據今天從廣州收到的消息，他對南方政府的血流成河感到極度心碎，喃喃地說出最後幾個字：「五年一無所獲」。「我太老，也太累了，我想擺脫這一切。」伍博士在去世前曾向他的幾個美國朋友說道。

在廣州淪於陳炯明之手，孫逸仙飛到忠於他的海軍部之後，伍博士懇求孫不要轟炸這個城市。可是孫沒有理睬他的外交部的建議，首先對商業區進行掃射，並在此過程中損害了兩棟美國建築。

6月24日的伍廷芳葬禮被廣州方面的消息描述成此地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領事團全體參加。在美國領事的帶領下，在廣州的美國人向其棺柩獻了花圈。

「五年一無所獲」，「我太老，也太累了，我想擺脫這一切。」這些話顯然最能說明伍廷芳當時的心境與去留態度，至於他的訴說對象——「幾個美國朋友」，究竟包括哪些人，能否通過他們的生平事迹，追尋更多的旁證資料？為什麼這樣的重要信息是伍廷芳身邊的美國朋友通過廈門的記者轉發，而不是由廣州的記者直接報道？由於資料有限，筆者目前還無法一一查證，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拙稿第一部分所引美國學者琳達(Linda)稱「6月17日，在孫的軍艦上召開的會議上，伍懇請孫撤退」之論，並非空穴來風。

倘若綜合《紐約時報》的嚴謹風格、報道資訊，參照知情人伍朝樞、後世學者琳達等人的敘述與當時的南方局勢，則不難判斷，伍廷芳之所以在陳炯明發動兵變四日之後就決定辭去廣州軍政府的所有職務，既與兵變本身有關，也同廣州軍政府總統孫中山不聽伍廷芳的勸告，只為反擊政敵而下令將槍口對準廣州城區，傷及無辜有關，伍孫之間的合作由此終結。伍廷芳正是帶著「五年一無所獲」的那份沮喪，心力交瘁，才決意辭職。至於孫中山對伍廷芳身後的再三哀悼，除了基於反擊陳炯明的政治需要之外，未嘗沒有對當時不聽伍廷芳勸告的一絲悔意。而身為廣州軍政府外交次長的伍朝樞在《哀啟》一文追述乃父從患病、辭職到猝逝的經過時，除了說年邁積勞和「憂憤成疾」之外，既不提逝世前與孫中山見面與否，也不見對孫中山表示任何崇敬之意，伍廷芳本人的辭職通電也顯得完全中立，絲毫不見往昔那種對廣東民眾擁戴孫中山的真誠期待，都是事出有因，不難理解。

至於琳達在她的專著中還提到：「有人猜測說，雖然伍年事已高，但如果在其生命的最後三個月他沒有經歷這些情緒的壓力的話，他可能活得更長。1917年，他懷著為中國未來做些貢獻的願望重回政治生涯，最終卻以死亡終局。他支持孫作為領袖統一中國，但他不得不面對孫的計劃在當時不可能成功的事實。伍會在當時與孫決裂並重返北京加入由軍閥主導的內閣嗎？或者，他會繼續指望孫和蘇維埃的援助來實現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統一嗎？不幸的是，我們無法回答這些問題，然而能提出這些問題，我們就該感到滿意了。」[12](P285)其實，伍廷芳的通電辭職就是一種「與孫決裂」的表達方式，至於說如果不是病倒，他能否「重返北京加入由軍閥主導的內閣」，若從伍廷芳的政治立場與旨趣，這個問題就不難回答，他不會重新加盟於任何政權。

因為伍廷芳本是一個政治表現欲和政治參與欲不強的長者，他在晚年之所以願意出來支持孫中山，那是因為在他看來，「吾人慾實現吾人之主義於本省以外，乃不得不有於一領袖制度之下，設定一政府之組織。此政府領袖，須為一忠誠而愛國之人物。孫中山氏適合此選，故吾人乃擁戴之。余於孫中山氏，有一時期亦嘗不之信任。當余為駐美國公使時，固嘗竭力運動美國外交部力阻其登岸。直至三年以前，余仍保持往日之態度。但自此以後，則絕對信仰其人格之完全，愛國之誠摯。其政治原理，固不免亦有不能適用於中國者，顧其提倡此等原理，則咸秉諸一片之熱忱。君試語我，北方各領袖反對與孫君合作者，其理由究為何？孫君為此間領袖，其足以阻吾人覓得他處同志者，又為何種理由乎？」[13]既然陳、孫調停失敗，陳與孫都成了一意孤行的人，即使伍廷芳能夠戰勝肺炎，他也不會再涉足政務了，此意其實在伍廷芳辭職通電與伍子朝樞的長篇《哀啟》中已經明顯袒露。

四、結論

綜上所述，倘若綜合風格嚴謹的《紐約時報》的多篇報道與當事人伍廷芳的辭職通電，還有知情人伍朝樞、異域研究者琳達等人的敘述，參照當時的南方局勢與伍廷芳的個人旨趣，就不難判斷，從6月16日陳炯明發生兵變，到23日伍廷芳病逝，在這短短的一周之內，伍廷芳與孫中山的合作關係就已發生變化。伍廷芳病故之前的辭職通電與其說是伍氏「息事寧人」所致，還不如說它本身就是伍孫同盟解除的標誌。至於辭職的主要原因，與其說是陳炯明的兵變，還不如說是伍廷芳既失望於調停陳、孫矛盾的失敗，也不滿於孫中山不聽他的勸阻，下令轟射市區，才會覺得「五年一無所獲」。凡此種種，至少還不能說「伍廷芳十分欽佩孫中山臨危不懼的魄力和視死如歸的膽氣，堅決贊成他的反擊叛軍的計劃。」至於伍、孫為期8年的合作關係從相互支持到伍氏辭職，給後世研究者留下一定的研究空間，伍廷芳的履歷表裡卻並不存在「皈依」孫中山與革命黨人的記錄。

中國民權政治的拓荒者孫中山固然是值得後人敬重的革命偉人，不為尊者諱卻是歷史學的求真守則之一。在如何對待發動兵變的陳炯明與無辜的普通民眾的問題上，孫、伍之間所存在的差異，在很大程度上就體現了職業革命家與留洋攻法的法律人兼外交家之間的身份差異。孫、伍二人對護法之「法」的理解與守護也往往體現了這樣的差異，值得關注和思考。

注釋：

筆者於2006年11月出席台灣孫文學會等聯合主辦的第七屆海峽兩岸孫中山思想之研究與實踐學術研討會時，提交的論文《從伍廷芳垂暮之年的強力支持看孫中山的政治魅力》(參見《第七屆海峽兩岸孫中山思想之研究與實踐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6年12月)還來不及闡釋伍廷芳病逝前的最後一周與孫中山的關係，但在文末與大會發言中，就提到美國學者琳達(LindaPomerantz-Zhang)修改出版的博士論文有所不同，還有《紐約時報》在伍廷芳病逝前後的報道都對伍孫關係的變化多有涉及，值得關注。

LindaPomerantz-Zhang,WuTingfang(1842-1922):ReformandModernizationinModernChineseHistory,HongKongUniversityPress,1992,p285.作者原名LindaPomerantzShin，是率先以伍廷芳作為博士論文撰述對象的研究者，她的專著就是在博士論文ChinainTransition：TheroleoftheWuTing-fang，1842-1922的基礎上修改而成。我國兩岸學者頂多只注意到Linda寫過關於伍廷芳的博士論文，卻沒有注意到她的博士論文經過長時間的修訂之後，早已公開出版。從實質性的學術對話可知，除了台北史學前輩張存武、香港大學博士張雲樵等學者在撰述前認真閱讀過她的博士論文外，我國大陸學者究竟有哪些人也認真查閱過，似乎還是未知數。

關於伍廷芳的博士學位之稱謂，值得存疑，容另文待考。

伍廷光編輯《伍廷芳歷史》，上海圖書館1922年編印，第53-54頁。張禮恆《從西方到東方——伍廷芳與中國近代社會的演進》、張富強《近代法制改革者——伍廷芳》等書對此語均有引用。

孫中山《伍秩庸博士墓表》，見《伍秩庸博士哀思錄》，1922年印刷，藏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

參見伍朝樞《哀啟》，《伍秩庸博士哀思錄》，1922年印刷，藏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

出版於1900年12月的美國World sWork雜誌發表的「HisExcellencyWuTing-Fang」說：「中國公使伍先生是華盛頓外交使團里最引人關注的人物。過去6個月所發生的事情使他成為美國最惹人注目的外國人。在來勢洶洶的諸多困難中，他表現出了極度的機智和謙恭，並保持了美國人的良好印象。這位聲名顯著的人物日理萬機並顯示了很高的才能。」出版於1912年1月的美國WorldTo-day發表的「WuTing-fang，TheRepublicofChina」，則對伍廷芳充滿讚美，說：「看來我們的老同學伍廷芳將要成為民國的第一總理了。……伍廷芳在新聞界的影響深遠，他的名字就像一張暢通無阻的通行證。」

《紐約時報》1922年6月12日第5版，「黎元洪現在是中國總統……任命前駐美公使伍廷芳為總理……孫中山不友好……」

【參考文獻】

[1]丁賢俊.論孫中山與伍廷芳[J].近代史研究，1987，(4).

[2]丁賢俊，喻作鳳.伍廷芳評傳[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3]張禮恆.從西方到東方——伍廷芳與中國近代社會的演進[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4]張富強.近代法制改革者——伍廷芳[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8.

[5]沈雲龍.近代外交人物論評[M].台北：台灣傳記文學出版社，1981.

[6]蔣介石.孫大總統廣州蒙難日記[M].

[7]孫中山全集(第6卷)[M].北京：中華書局，1985.

[8]近代史資料(總第88號)[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

[9]黎總統敦促伍博士快些到北方，可是廣州政治家仍沉默[N].紐約時報，1922-06-14.

[10]紐約時報，1922-06-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