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第一個女留學生金雅妹——《紐約時報》有關金雅妹的報道

金雅妹，又名金韻梅，浙江寧波人，近代中國第一個女留學生。1881年留學美國，1888年歸國從醫，1907年始在天津主持北洋女醫學堂及女醫局，後長期服務於國內醫學界，1934年在北京去世。有關金雅妹的生平事迹，近代留學史及醫學史著述中多有提及，以孫石月的《中國近代女子留學史》介紹較為詳細，但多偏重於金雅妹在醫學領域的活動與貢獻。筆者檢索《紐約時報》(TheNewYorkTimes)，發現有關金雅妹的十餘篇報道。這些報道多出現在1904-1917年間，以金雅妹在美國的演講及專訪文章為主。本文據此作一介紹，或可幫助我們對金雅妹的生平事迹有更多的了解。

一

金雅妹3歲多時成為孤兒，由在寧波的美國醫藥傳教士麥加締(McCarthy)夫婦收養，後隨麥加締至日本，在日本生活了14年。1881年，17歲的金雅妹至紐約醫院附設的女子醫學院留學，1885年以優秀成績畢業。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當年該學院的畢業典禮於5月29日晚舉行。在典禮儀式上，醫學院院長RobertHaydock為畢業生頒發了證書，並舉行了醫師執業宣誓。金雅妹為該學院第17屆畢業生，同屆11人除金雅妹外均為美國學生。由於金雅妹來自中國，又曾在日本長期生活，按照該報的說法，紐約的中國領事和日本領事也出席了這場畢業典禮[1]。在報道中金雅妹的名字拼作KinYamei，又作MayKing，後者或許是金雅妹在美留學期間曾經使用的英文名，但在該報此後的報道中，則再未出現過。

金雅妹畢業後，曾在費城和華盛頓（另有報道稱是在紐約）完成了三年研究生學習，於1888年獲醫生頭銜。此後，金雅妹先後在中國華南、日本以及夏威夷行醫10年。由於健康原因，她後來又返回美國，一度居住在南加利福尼亞[2]。

這一時期，金雅妹在美國大約生活了6年時間，期間還曾到歐洲旅行。據孫石月的《中國近代女子留學史》介紹，1894年金雅妹與一位名叫達·席爾瓦的西班牙籍的葡萄牙音樂家和語言學家結婚，1904年離異[3]。金雅妹的歐洲旅行應與其婚姻有關。

約在1905年，金雅妹又回到中國，之後開始在天津主持北洋女醫學堂和女醫局。《紐約時報》稱，在女醫學堂籌辦期間，作為金雅妹的朋友，時任美國總統的羅斯福(Roosevelt)曾寫信給直隸總督袁世凱，為金雅妹提供過幫助[4]。

從《紐約時報》的報道中，可見金雅妹在國內從事女子醫學教育和醫療活動的一些情況。1911年，金雅妹以「老親稚子尚留居美國」為由（其小兒子當時在美國讀書，麥加締夫人則居住在新澤西州），請假赴美探親[5]，於1月23日抵達美國。在居美期間，金雅妹向人介紹：天津的女醫學堂有許多熱心的中國女學生，急切地期望學習醫學。她們多數人都想成為醫生，但由於人體解剖在中國未得到允許，目前還不能進行完整的醫學教育。由於缺乏醫學衛生知識，中國的嬰兒死亡率高達50%，到北洋女醫局尋求幫助的婦女，都曾失去其一半以上的子女。因此，訓練女護士是中國最迫切的需要。金雅妹還表示她將到歐洲尋求幫助，希望在英格蘭招募一批熱心的女性，到中國從事與英格蘭和其他地方「社區護士」[6]一樣的工作。當年4月《美國護理雜誌》(TheAmericanJournalofNursing)第11卷第7期也對金雅妹本次在美國的訪問作了簡略介紹，並稱金雅妹是「最卓越和最能幹的女醫學工作者之一」[7]。

這次隨同金雅妹赴美的，還有一位名為HsuiLanPai的天津女醫學堂的畢業生，將在霍普金斯大學學習醫學[8]。查1910年女醫學堂頭班簡易科畢業學生清冊，有名白秀蘭者，「年二十三歲，順天府大興縣人，由光緒三十四年八月入堂，宣統二年十一月畢業」，大致可判定這位女學生即白秀蘭[9]。1912年2月《美國護理雜誌》第12卷第5期也提到白秀蘭在美國的學習和生活情形。

1915年，金雅妹在又一次赴美期間，也向《紐約時報》介紹過天津女醫學堂的情形。她說：「中國婦女不願接受男醫生，所以我們正在天津的學校里培養女醫生。我們在婦女與兒童疾患的護理和治療方面做了許多工作，但我們的工作僅僅只是開始。」根據報道中的說法，當時女醫局還有另兩名女醫生以及20名護士。除了照料從很遠地方趕來的婦女與兒童患者，醫院還從事護士培訓，其中不少人後來到美國學習醫學。根據報道，金雅妹這次在美國約停留一年時間，主要在美國東部度過，包括訪問那裡的醫院。另外還在一些地方舉辦講座，介紹她在中國的工作[10]。

《紐約時報》在報道中，多次提到金雅妹是第一個畢業於美國女子醫學院的中國人，稱其為「一個典型的中國進步女性，對那些在她看來有益進步的所有國外事物都持以開放態度」[11]，「她最大的興趣始終是本國的衛生事業、國民健康、生命保障和營養問題。她是帝國北洋女子醫學校和醫院的領導者，從這裡向貧民區派出社區護士指導人們正確的生活方式和保持健康的方法，作為中國北方婦女醫療事業的領袖，天津的育嬰所、寡婦之家、女童避難所都在她的監管下」[12]。對她從事的婦女醫療事業和醫學教育活動，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二

金雅妹與美國各界有廣泛的交往。在居留美國期間，金雅妹經常受邀到各地發表演說，向美國社會介紹中國的人民與文化，十分受聽眾的歡迎。1904年10月，第13屆世界和平大會（UniversalPeaceCongress，1889年由歐美民間和平主義者發起，在歐美各國輪流召開）在美國波士頓舉行。美國貿易和運輸委員會在紐約為與會歐洲代表舉行招待會。在紐約市長和歐洲和平運動的領袖人物之一奧地利女男爵蘇特納(vonSuttner)發言後，大會主席介紹了來自中國的金雅妹。據稱，這是金雅妹第一次出現在紐約的公眾面前，她的講演獲得了很大的成功。當日晚上，金雅妹在美國倫理文化學會(TheEthicalCultureSociety)的聚會上發表演說。金雅妹在講演中表示，中國雖然沒有同樣名稱的學會組織，但「整個中國就是一個巨大的倫理文化社會」。第二天晚上，在另一個場合，金雅妹再次向人們展示了她的講演魅力。金雅妹在演說中稱，儒家哲學教導中國人過和平而簡單的生活，相對平均地佔有財富，「兩千年來，中國人始終是和平的守護者，和平是中國人的天性」。針對當時西方的「黃禍」論，金雅妹反駁說，西方國家對「黃禍」的恐懼毫無根據，鴉片貿易和外國人在中國的各種特權表明，所謂的「黃禍」遠不能與「白災」(whitedisaster)相比[13]。

金雅妹對美國社會各階層有很深的了解，講演能力出眾，觀點獨特，語言機智，面對不同的場合和聽眾，都能選擇恰當的演說內容和方式。《紐約時報》稱：「金雅妹醫生這位優雅嬌小的中國女性，以其為自己人民辯護的演說，一直使美國聽眾傾倒」。1905年2月17日晚，金雅妹在紐約向一批主要是社會主義者的美國聽眾發表題為「什麼是亞洲人民的立場」的演講。現場氣氛十分熱烈，聽眾不斷喝彩和提問，「她以一種使每個人感到愉悅的方式予以回答，並且絲毫不必耽誤時間來準備答案」。金雅妹在演講中否認中國人獃滯麻木的說法，她說：「如果你能夠與一個中國男子交流，你會發現他是一個宗教的夢想家，一個關心地球之外事情的夢想家，這是東方人根本的性格。」與西方人的好戰相比，中國人是和平的，「最激烈的戰鬥是與自我的戰鬥，最偉大的勝利是自我的剋制。」聽眾提問說：「你們有社會民主黨嗎？」金雅妹的回答是：「沒有，我們在公元前200年嘗試過。它被證明是失敗的，所以我們採納了儒家主義。」[14]

1911年在美期間，金雅妹稱，她急切地希望把一個真實和準確的中國傳達給美國人民。「這裡很多人明顯並不了解，與他們一樣，我們也是人，有同樣的觀念，同樣的不足和同樣的優長之處。……我的旅行不是讓我更出名，而是讓我的國家更好地被了解。」「你們美國人把我的國家看作是一個奇異的地方，充滿了古怪以及古怪的人」，但事實上，「中國人與你們一樣」。金雅妹介紹了當時國內進行的改革運動，表示「我想讓世界了解，中國至少已經非常認真地開始了改革運動，儘管這一過程中還有很多不可避免的失誤，但必定會成功。」「我們能夠且必須靠自己完成改革。我們對這個偉大世界的訴求是，在改革的進程中，我們應該是自由的而不是被攫取」[15]。

金雅妹是基督教徒，同時又是儒家文化的信仰者，中國傳統的倫理觀念對她有深刻的影響，這一點在其女性觀中有明顯的體現。在美國，金雅妹多次就東西方女性問題發表意見。1905年她面對美國聽眾稱：「在你們看來，女性與男人的同等競爭，才是真正在工作。這是你們婦女解放的結果。」「但經過許多世紀，我們的結論是，女性的職責是呆在家中照顧家庭。」有聽眾就中國婦女的選舉權提問，金雅妹表示中國婦女沒有選舉權，但又向聽眾講了一個怕老婆的故事，巧妙地回答了問題[16]。在1913年旅美期間，金雅妹曾就《中國婦女目前的狀況》[17]發表演說，並回答了《紐約時報》記者關於中國婦女參政運動的問題。當被問到東西方女性的差異時，她回答稱：「女人就是女人，全世界都如此。」她說，日本女性比中國女性更樂於自我犧牲，更能自我約束，而中國女性對自我的關照多於日本女性，在這方面與美國女性更接近。「東方女性含蓄，傾向於自我思考，而西方女性則在公眾面前展示自己」。

民國成立之初，部分參加了革命的女性一度採取激烈的手段爭取婦女參政權，當記者提到這一問題時，金雅妹回答說：「她們並非中國婦女參政者的代表，你可以掰著手指數出中國婦女參政者中的好戰分子。婦女參政運動在中國聲勢很大，但你們聽到的並不多，因為中國女性在默默地為此理想而努力，暴力方式與中國女性的天性相違背。」她解釋說：「中國出現一些愚蠢的好戰的女權運動者，原因是她們誤解了共和政府的宗旨。革命之後中國出現了社會動蕩，壓迫了中國人三個世紀的滿洲王朝的倒台使不少人迷惑，共和國建立後，他們感到就如同以往滿洲牢籠里的小鳥終於獲得了自由。他們認為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做任何事，其中一些人無視法律和社會秩序。正是在這樣一個短暫的對共和制的誤解期間，中國少數女權主義者使用了暴力的方式。」金雅妹還表示，共和革命不僅改變了中國的政治，也改變了中國男性和女性的觀念，女性在婚姻上已經不再受父母的限制，「為愛而結婚此後將會在全中國實現[18]。從這些言談中，可以看到金雅妹在女性倫理問題上的立場。

金雅妹還向美國社會介紹中國的農耕文明。在1917年《紐約時報》刊登的長篇專訪中，金雅妹稱：「在加拿大、美國或墨西哥所有已知及很多未知的穀類和蔬菜類製品，都可以在中國找到。在中國的北部種植著大麥、小麥、蕎麥和玉米。不同海拔地區的各種土壤與氣候類型，都可以在中國發現——從低于海平面的高熱濕地，到超出雪線的永久性冰凍區，在多樣的氣候下，滿足人類生存的任何東西都可以被生產出來。」金雅妹還描述了中國農民對土地的精耕細作：「中國人不知道什麼是貧瘠的荒地，一些地方是如此肥沃，被精心照料和巧妙耕種，一年中定期種植著三到四種作物。」金雅妹表示，美國人可以教中國人使用機器，而中國人可以幫助美國實現高效的耕作。根據這篇報道，金雅妹當時還接受了美國農業部的委託，回中國就大豆食物進行細緻研究，並將研究結果提交給美國政府[19]。

三

按照《紐約時報》的說法，金雅妹在美國和歐洲還被公認為對遠東政治有深入的了解。在美期間，金雅妹常就遠東國際政治形勢發表演說，其主題是揭露日本侵華陰謀，呼籲美國支持和幫助中國，以抵禦日本的侵略。1904年11月12日，金雅妹在紐約向美國的政治教育聯盟(theLeagueforPoliticalEducation)發表題為「一個中國女性對東方戰爭的看法」的演講。在演說中，金雅妹分析了遠東戰爭（指日俄戰爭）的形勢。她指出，日本的武士階層應為日本不斷增長的軍國主義傾向負責。從表面上看，俄國人是東方的侵略者，但俄國人進入中國，最終只能被同化，變成了中國的一部分。「我們同化了韃靼人和蒙古人，直到他們比我們更像中國人。我們對猶太人的吸納是這個世界上的奇蹟，給我們足夠的幾十年，我們將能夠塑造野蠻的俄羅斯人。」「日本作為東方世界的年輕國家，認為必須採取西方式的戰爭手段，來恐嚇東方人民。後者的溫和並不意味著無能，而是出於其對暴力的保留態度。」日本宣稱這場戰爭是防禦性的，「但利他主義是日本在這場戰爭中真正的動機嗎？如果是為了保衛東亞，為什麼日本要在1894年與中國進行戰爭？」她在講演中呼籲美國向中國展示她的善意，幫助中國[20]。金雅妹認為日本而非俄國是中國的最大威脅，與日俄戰爭期間國內輿論對日本普遍的好感相比，確有其獨特過人之處。

日俄戰爭後，英、美等國出現了日本熱。在這樣的情境下，金雅妹仍然不懈地揭露日本的侵略陰謀，宣傳中國的立場，爭取美國人士對中國的支持。1911年金雅妹在美表示：中國是美國在遠東最好的朋友，日本對美國有很深的厭惡，對菲律賓懷有野心，會成為東亞的恃強凌弱者。「即將逼近的危險是，我們將會倒在日本人的統治下。」侵佔中國，「毫無疑問是日本的目標。」她說，日本試圖控制東亞的所有事務，中國在日俄戰爭後歡迎日本人，中國學校僱傭了數以千計的日本人，日本被看作是我們最堅定和最有力的朋友，但事實上犯了大錯。日本用對待朝鮮的方式來對待中國。日本的教育完全是政治性的，中國留日學生學到的不是有用的藝術和科學，而是日本的政治觀念。日本向中國留學生灌輸對政府的敵意情緒，目的是製造中國的內亂，從而趁機在中國獲得優勢地位[21]。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以對德國宣戰為借口出兵山東。1915年金雅妹在旅美期間，曾在舊金山發表演講揭露日本對華侵略政策，並因此受到了日方的警告，被要求要保持中立，但金雅妹並沒有退卻。當年11月27日，金雅妹在紐約發表了題為《中國與戰爭》的演說。她指出，日本的意圖是佔領擁有肥沃土地與眾多人口的中國，以便成為一個更強大的國家，可以與西方列強相抗衡。

金雅妹認為，日本向西方列強看齊，為了滿足其全民武裝的需要，把目光轉向中國，試圖通過控制中國獲得財力上的支持。日本阻止中國與西方接觸，把西方文明的簡寫本輸入中國。自己尚且缺乏教師的日本，為中國留學生開辦專門教育，在日本的中國學生半年內就可以獲得醫學、電氣、鐵路工程博士學位，但根本不具備應有的工作能力。金雅妹還稱，中國在與鴉片進行鬥爭，而日本卻把嗎啡帶到朝鮮，把毒品注射器運進中國，把社會毒瘤帶到中國，等等[22]。

金雅妹在日本生活了14年時間，對日本有深刻的了解，她承認日本的進步。但在她看來，中國人有能力解決自己的問題，不需要日本的干預。對日本侵華陰謀的警惕和揭露，表明她為祖國辯護的愛國立場。

不過，從金雅妹對留日學生的評價中，還是多少可以感受到她在政治上的保守立場。1915年金雅妹在美期間，袁世凱正試圖恢復帝制。金雅妹在回答聽眾有關中國由共和政體變為君主政體的問題時表示：「許多人認為，中國民眾教育水準的低下，對共和政治事務的陌生，以至於還沒有為履行其公民權利作好準備」，「我們只能有一個立憲的君主政體，在這個政府之下，人民事實上有著共和政體下同樣的自由」[23]。金雅妹在天津從事的婦女醫療事業和醫學教育活動，曾得到袁世凱的幫助，袁世凱死後，又一度擔任過袁家的私人醫生[24]。與袁世凱的密切關係，應該是她為袁世凱帝制復辟行為進行辯護的一個原因，但這一觀點同樣流露出她相對保守的政治態度。

《紐約時報》描述說，金雅妹身高不到5英尺，體重不足100磅，從不穿西式服裝，總是身著鮮艷的中國式絲綢長袍，髮鬢上插一朵鮮花，可以講中、英、日、法四種語言。《紐約時報》稱她是「當今世界最傑出的女性之一。她在自己選擇的職業上取得了奇蹟，是本民族進步運動的一位領袖。」[25]作為近代中國第一位女性留學生，金雅妹值得人們為之驕傲。

【參考文獻】

[1]MedicalDiplomasForWomen,TheNewYorkTimes,May30,1885.

[2][13]LittleOrientalLadyWhoWonPeaceCongress,TheNewYorkTimes,October16,1904.

[3][24]孫石月：《中國近代女子留學史》，中國和平出版社，1995年版，第44、45頁。

[4][6][15][21][25]Dr.KinSaysJapanisAmerica sBitterestEnemy,TheNewYorkTimes,April16,1911.

[5][9]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清末金韻梅任教北洋女醫學堂史料》，《歷史檔案》，1999年第4期。

[7]ForeignDepartment,TheAmericanJournalofNursing,VollI,No7(Apr.1911).

[8]ChineseWomenDoctors,TheNewYorkTimes,July21,1915.

[10]ChineseWomanArrivestoLecture,TheNewYorkTimes,January24,1911.

[11][18]ChineseSuffragistPutModestyFirst,TheNewYorkTimes,January8,1913.

[12][19]WomanofftoChinaasGovernmentAgenttoStudySoyBean,TheNewYorkTimes,June10,1917.

[14]LittleDr.YameiKinAnswersSocialists,TheNewYorkTimes,February18,1905.

[16]ChineseWomenTicklesCooperUnionCrowdwithReplies,TheNewYorkTimes,February18,1905.

[17]WillLectureonChineseWomen,TheNewYorkTimes,January13,1913.

[20]ChinaARealPower,DoctorKin sPrediction,TheNewYorkTimes,November13,1904.

[22][23]Chinese Preparing toendJapan sGrip,TheNewYorkTimes,November28,1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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