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無法理解的慾望對象——死亡

知識 04-01

本文摘自《死亡是生命的目的：弗洛伊德導讀》，（英）喬希·科恩（Josh Cohen ）著，唐健譯，中信出版社，2016年12月

最無法理解的慾望對象——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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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讓我們假定，一切生物驅力（organicdrives）都是保守的（conservative），都是從歷史中獲得的（acquired historically），而且是以回歸某個更早期狀態為方向。根據這一點進行推論，生物演化（organicdevelopment）必須歸因於來自外部的干擾性和轉移性影響。由此，初級的生命體（elementary living entity）從一開始就沒有改變的願望；假如環境維持不變，生命體將不斷重複同一個生命過程。最終，必定是我們居住的地球歷史及其與太陽的關係史，才有可能在生物發展的過程中留下印記。每一個因此而強加在生物的生命過程之上的變化，將被保守的生物驅力接受並儲存起來以便在將來進行重複。這些驅力因此必然呈現出一個傾向改變和進步的假象，然而實際上它們僅僅追求通過或新或舊的相似路徑抵達一個古老的目標。此外，要描述所有有機體奮鬥的最終目標是可能的。假如生命的目標是一個以前從未達到的狀態，這將和生物驅力的保守性質產生矛盾。相反，生物驅力的最終目標必須是古老的狀態—那個生命體在某個時刻從那裡離開，然後通過它迂迴的發展路徑（circuitous paths）拚命向之回歸的初始階段（initial state）。假如我們接受這個沒有例外的真相：一切生命體必將由於內部原因（internalreasons）而死亡—即再度成為無機物—那麼我們將被迫承認「死亡是所有生命的目的」（the aim of all life is death），以及「無生命物先於生命存在」（inanimatethings existed before living ones）。

在某個時刻，通過一種我們無法構想其性質的力量（force），生命的屬性（attributes of life）從無生命物質中被喚醒。它有可能是一種近似於後來在生命體的某個特定階段導致意識的出現（development of a consciousness）的過程。隨之而來的是，那種從至今

仍是無機物的東西之中產生的緊張（tension）致力於抵消自己。第一個驅力便以這種方式誕生（came into being），即一種回到無生命狀態（inanimate state）的本能。在那個階段，一個生命體要死亡還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的生命歷程很可能僅僅是短暫的，其方向是被這種幼小生命的化學結構所決定的。或許在一個很長的時期內，生命體被不斷地輕易重新創造，同時輕易地死亡，直至決定性的外部影響發生改變—改變的程度迫使仍然倖存的生命體更加廣泛地偏離它原來的生命進程，並在抵達死亡目的（aim of death）之前穿過越來越多的曲折（détours）。這些通向死亡的迂迴路徑被保守本能（conservative instinct）忠誠地遵從，因而在今天向我們呈獻生命現象的畫卷。假如我們堅持驅力徹底排他的保守性質（exclusively conservative nature），我們就無法獲得與此不同的有關生命起源和生命目標的任何概念。

—摘自《超越愉快原則》（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弗洛伊德全集標準版》第 18 卷，37—39 頁）

根據《論自戀》，愛自己和愛他人的能力印證了人類這種生物的「雙重存在」（two-fold existence）。我同時作為一個關注自我保存和愉悅感的個體，以及作為一個追求自身繁衍和生存的物種（speices）的一分子。但是，《超越愉快原則》還推論出了可能是弗洛伊德最大膽創新的一個命題：組成這個二元存在（dual existence）的基礎術語不是「個體」和「物種」，而是「生」和「死」。《超越愉快原則》冒險提出一個主張：在我們明顯的求生驅力（drive to live）背後，存在一種難以察覺的求死驅力（drive to die）。有關這部著作的一個不尋常的事實是： 65 歲高齡的弗洛伊德在他生命和事業後期才出版的這部傑作，仍然引入了這個劃時代和變革性的理論創新。

死亡驅力（death-drive）這個命題仍然是他的概念之中最受爭議和最受挑戰的一個，這個概念重塑了我們對弗洛伊德的理論事業的理解，並打開了通往驅力的意外道路。很多精神分析的主流人物將死亡驅力排除在弗洛伊德的關鍵辭彙之外，將其視為反常的離題思辨，在經驗主義觀察和研究中缺乏必要的根據。然而，對弗洛伊德更勇敢、更具爭議性的繼承人來說（我腦海中出現的是克萊因和拉康），正是死亡驅力的那種過剩（excess）、那種概念性「瘋狂」才使它成為精神分析思辨中無窮無盡的資源。

對他人的愛使人類這一物種能夠自我繁殖、促使共同體形成，並推動美學和科學成就的出現。這是一種服務於生命關切（the interest of life）的衝動（一種圍繞但不能被化約為我們早前提及的性驅力的衝動）—弗洛伊德將它命名為「愛欲」（Eros）。然而致力於這些關切（interests）要求嚴肅的身體、情緒以及智力上的努力，要求擁有一種將自己暴露在各種各樣刺激、愉悅和痛苦之中的意願。外部世界和我們的內在經驗均通過這些刺激攻擊我們。

弗洛伊德的 1920 年文本的第一章又一次表達那個最早在1895 年《科學心理學計劃》中提倡，並在其後多次重複的精神經濟體（psychical economy）的原理：「精神結構（mental apparatus）致力於將它內部的刺激量維持在最低水平或至少將它維持在不變的水平。」（《弗洛伊德全集標準版》第 18 卷，9 頁）但是在之前，弗洛伊德曾將這個努力聯繫到愉快原則，刺激量越小，愉悅感越大。《超越愉快原則》沒有放棄這個原理，而是賦予它新的、詭異的含義。

通過普遍為人熟悉的起床惰性現象，我們能夠理解這種轉變（shift）。不論我們想像自己有多麼充滿能量、不論我們接受了多少寶貴的生活經驗，每天早上的起床的磨難依然訴說著另一個故事。我們內部的某種東西根本不在乎新的一天，寧願選擇向我們沉重的身體和遲鈍的舌頭懈怠投降。我們將頭埋在枕頭中，抗議早上的雜訊和光線的騷擾。

究竟我們內部的什麼東西通過這個懈怠在發聲？這是不是來自無意識的那個詭異的「另一個」的又一種表現？假如是這樣，它企圖說些什麼？弗洛伊德的令人困擾的答案是：它正在表達一種求死的驅力。將緊張最小化的願望源於消滅緊張的願望，一種回歸無機物的靜止狀態（我們的起源及將回歸的地方）的願望：「一切生物驅力都是保守的，都是從歷史中獲得的，而且是以回歸某個更早期狀態為方向。」

根據弗洛伊德的生物學思辨，這種「更早期狀態」是那種先於生命出現並將在死亡中被恢復的無生命情境（inanimate condition）。節選中的第一段宣布了一個出人意料的反直覺的主張（counter-intuitive claim）：全部由激烈的演變和適應行為組成的人類生命史不但完全不與死亡驅力相矛盾，反而恰好是死亡驅力的秘密表達。

無生命物先於生命存在」 —弗洛伊德寫道。當無生命的東西暴露於「外來的干擾性和轉移性影響」（external disturbing and diverting influences）之下 — 尤其是太陽的

影響—它就會被推向某種初步的生命形式。現在，看得見的證據和常識性直覺似乎認為，這種生命將從一開始就被推動生長、蛻變（transformation）和擴大。然而，弗洛伊德堅持：「初級生命體（elementary living entity）從一開始就沒有改變的願望。」確實，生命體受「干擾性和轉移性的影響」，被迫進入由達爾文（Darwin）發現的那種深刻的演化性改變（evolutionary changes）。然而這個證據更多地暗示一種控制和極力減少改變（minimize change）的「保守」驅力，而不是一種不受壓制的生命力量。生命呈現的它被「改變和進步」的規則推動這一外表，是生物眾多偽裝中的一個—或許是最基礎和狡猾的一個。隱藏在這個偽裝下面的是「通過或舊或新的相似路徑抵達一個古老目的地」的強迫行為（compulsion）。或者更直接地說：「死亡是所有生命的目的（the aim of all life is death）。」從這個陌生的視角，我們身為先進演化階段的、由快感驅動的人類（pleasure-driven human），其實不過是生物「只以屬於自己的方式死去」的衝動的最新偽裝（《弗洛伊德全集標準版》第 18 卷， 39 頁）。

我們可能想對弗洛伊德提出的一個極明顯的反駁：死亡驅力最終通過衝動（urge）表達，它應當抓住第一個出現的機會殺死人類。但這種觀點相等於沒有理解生物只以屬於自己的方式（only in its own fashion）死去的重要性。一種從外部（from without）強加的死亡，會涉及生物一直以來極力逃避的那個創傷性困擾（the very traumatic disturbance）。看來—或許頗為可憐地—隱藏在我們對自殺的反應背後的更像是對刀、左輪手槍或繩索的恐懼而不是對死亡的恐懼。

一旦弗洛伊德意識到由死亡驅動的生命底層（death driven substratum of life），他就發現它潛伏在最難以預料的角落。在那本論笑話的著作里，隨便舉個例子：兒童遊戲（play）被描繪為—與最受社會重視的神話一致—純真的無政府狀態（anarchy），來自一種積極的「無意義的快感」（pleasure in nonsense）（《弗洛伊德全集標準版》第 8 卷， 125 頁）。15 年後，在《超越愉快原則》最著名的段落中（實際上也是弗洛伊德最著名的文字之一），遊戲被懷疑具有相當不祥的動機。在這段文字中，弗洛伊德注意到一名正在學步的幼兒（他的外孫）將一個線軸拋向（帶簾幕的）嬰兒床的邊緣，「以致它消失在它的角落裡」（《弗洛伊德全集標準版》第18 卷， 15 頁）。這個小孩的動作伴隨著他一陣「響亮、拖長的『噢—噢—噢—噢』的叫聲」（《弗洛伊德全集標準版》第 18 卷， 14 頁），而弗洛伊德辨認出這個叫聲代表德語「 fort」（消失）。然後這名學步幼兒再將線軸拖到嬰兒床外面，並「以一聲歡樂的『 da』（在那裡）歡迎它的重新出現」（《弗洛伊德全集標準版》第 18 卷， 15 頁）。

弗洛伊德將這個「消失與歸來」的遊戲（disappearance and return）解釋為兒童—通過重複性重演（repetitive reenactment） —掌握他和母親分離創傷的嘗試。經驗迫使他明白母親不是他自己的延伸部分，並且無法以控制四肢的方式控制她。母親明顯無視幼兒獲得她全部注意力的慾望，不斷為了和幼兒無關的人和地方離開幼兒，迫使他無休止地陷於戴綠帽（cuckoldry）的錯覺之中。「 fort-da」遊戲是他對這個日常災難（everyday catastrophe）的遊戲式重演（playful repres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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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簡介

最無法理解的慾望對象——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