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書共享】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3

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

卡倫·霍妮

第三章焦慮

在開始對今日神經症作更詳細的討論之前，我必須重新拾起我在第一章中撇下的一個話頭，著手澄清我所說的焦慮的確切含義。這樣做是十分必要的，因為正如我說過的那樣，焦慮乃是神經症的動力中樞，我們隨時隨地都不得不與之打交道。

前面我曾把焦慮作為恐懼的同義詞使用，由此指出了兩者之間的血緣關係。事實上，焦慮和恐懼都是對危險境況作出的情緒反應，都可能伴隨種種生理感覺，如顫抖、出冷汗、劇烈的心跳等。這些生理變化可能非常強烈，以致一種突發的、強烈的恐懼甚至可能導致死亡。儘管如此，焦慮與恐懼之間仍有不同之處。

當母親僅僅因為自己的子女身上出了一點丘疹或患了輕微的感冒，就害怕自己的子女會死去的時候，我們把這叫做焦慮；但如果子女確實患了嚴重疾病，母親因此而感到害怕時，我們則把她這種反應叫做恐懼。如果有人一站在高處就感到害怕，或者每當他必須就一個他知道得十分清楚的專題與人討論就感到害怕時，我們把他的這種反應叫做焦慮；而如果他感到害怕是因為他在狂風暴雨、雷電交加之際迷失於深山老林之中，我們則把他這種害怕叫做恐懼。到此為止，我們可以作出一個簡單而明確的區分：恐懼乃是一個人對自己不得不面對的危險作出的恰如其分的反應，而焦慮則是對危險的不相稱的反應，或甚至是對想像中的危險的反應。【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新引論》一書的《焦慮與本能生活》一章中，也在「客觀的」和「病態的」焦慮之間，作出了類似的區分，他把前一種焦慮說成是「對危險的明智反應」】

但這種區分有一點缺陷，這就是，要判斷一種反應恰當還是不恰當，就必須根據存在於某一特殊文化中的一般常識。但即使這一常識認為某種態度是沒有根據的，神經症病人仍能毫無困難地給他的行為找到一種合理的根據。事實上，如果我們告訴病人說，他害怕遭到某些狂暴的精神錯亂的人的攻擊，乃是出於一種病態的焦慮，我們就會陷入到無休無止的爭論中。他會指出，他的恐懼是有現實根據的，還會舉出這種事情實際發生的例子。同樣，如果有誰認為原始土著的某種恐懼是對實際危險的不恰當反應，這些原始土著也會固執地堅持己見。例如，如果一個部落的禁忌是不準食用某種動物，而生活在這個部落中的某個原始土著則由於某種偶然緣故食用了這種遭受禁忌的食物，那麼他一定會嚇得半死。作為一個局外人和旁觀者，你會把這種恐懼叫做不恰當的反應，認為它在事實上是一種毫無根據的迷信。但一旦你知道了這種與禁忌食物有關的信念的內涵，你就會意識到，這種情境對那個土著說來，代表著一種真實的危險，它意味著狩獵或捕魚的地方將受到污染，整個部落將罹患一場大病。

然而，我們從原始土著中發現的這種焦慮，跟那種在我們文化中神經症病人身上發現的病態焦慮相比，兩者之間仍存在著不同之處。與原始土著的焦慮不同，病態焦慮的內容並不涉及共同奉行的信念。但不管是哪一種焦慮，一旦我們懂得了這種焦慮的意義，那種認為它是不恰當反應的看法就會立刻被打消。例如，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對於死有著無法驅散的焦慮；另一方面，正是由於這種痛苦，他們對於死又有一種隱秘的渴望。他們對於死的種種恐懼，再加上他們對於死的盼望和思考，就會產生出一種危險迫近的強烈穎悟。如果我們知道了所有這些產生恐懼的因素，我們就只能說他們這種對於死的焦慮乃是一種理由充分的反應。另一個簡化的實例是，當人們走近懸崖的邊緣，或站在高樓的窗口旁，或站在大橋上時，他們往往會感到十分恐懼。這裡也是一樣，表面上看，這種恐懼似乎是一種不恰如其分的反應。但實際上，這種處境卻可能在他心中產生或喚起生存願望與死之誘惑（即一種莫名其妙想往下跳的衝動），兩者之間一直在進行搏鬥。正是這種內心衝突可能導致他的焦慮。

所有這些考慮都向我們表明，我們的定義需要作一些修改。恐懼與焦慮都是對危險的恰當反應，但在恐懼的情況下，危險是顯而易見的和客觀外在的；而在焦慮的情況下，危險則是隱而不露和主觀內在的。這就是說，焦慮的強度是與情境對人所具有的意義成正比的，正於他為什麼如此焦慮的緣故，他本人卻基本上是不知道的。

對恐懼和焦慮所作的這種區分，其實際意義在於說明，企圖說明神經症病人擺脫焦慮，即採用勸說的方法，乃是徒勞無益的。神經症病人的焦慮涉及的並不是現實生活中實際存在的處境，而是他內心所感受到的處境。因此，心理治療的任務，只能是努力去發現某些處境對神經症病人所具的意義。

我們已經說明了我們所說的焦慮究竟是什麼意思，現在我們必須進一步弄清焦慮所發揮的作用。在我們文化中，一般人極少意識到焦慮在他生活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在通常情況下，他最多只能回憶起他在童年時代曾經有過一些焦慮，他曾經做過一兩次令他感到焦慮的夢，他曾經在日常的正常生活秩序之外，因面對某些處境而偶爾有過一些擔心和憂慮，例如，在即將與一位顯赫人物作重要交談之前，或者在即將面臨考試之前。

關於這一點，我們從病人身上搜集到的資料絕不是整齊劃一的。有些神經症病人能夠充分意識到自己在深受焦慮之苦，而焦慮的表現方式卻極其變動不居：它可以表現為一種瀰漫性焦慮，表現為焦慮症的發作；也可以附著在一定的處境或一定的活動上產生，例如似乎是由於置身高樓、大街或公共場合；還可以具有明確的內容，例如擔心神經失常，擔心患癌症，擔心自己吞下了什麼異物等等。另一些神經症病人意識到他們有時候會產生焦慮，有時候有激發這種焦慮的外在條件，有時候則沒有，但不管怎樣，他們並不認為這些外在條件十分重要。最後，還有這樣一些神經症病人，這些人僅僅意識到自己有壓抑感、自卑感、性生活紊亂，以及諸如此類的情況，但卻完全意識不到自己曾經有過任何焦慮。然而進一步的考察則往往證明：他們最初的陳述是不準確的。在對這些病人進行分析的過程中，我們不可避免地會發現：在他們的表層意識下，隱藏著同第一組病人一樣多的焦慮──如果不是更多的話。精神分析促使這些病人意識到他們先前潛在的焦慮，這樣他們就有可能回憶起那些曾經使他們感到憂心忡忡的夢和處境。儘管如此，他們自己能夠承認的焦慮，其範圍通常並沒有超過正常限度。這正說明：我們有可能具有焦慮，而自己卻一無所知。

這樣說還並沒有揭示出這一問題的全部意義，它還只是一個更大更廣泛的問題的一部分。我們感受過愛、憤怒、懷疑，所有這些感受是如此短暫易逝以至它們幾乎沒有能夠進入我們的意識，又是如此曇花一現以至我們很快就把它們忘諸腦後。這些感受可能的確是轉瞬即逝，互不相干的，但在它們後面，卻同樣可能有一種巨大的動力。對一種感受的自覺程度，並不能說明這種感受的程度和重要性【這不過是對弗洛伊德基本發現的一個方面，即無意識的重要性加以闡釋和發揮】。應用到焦慮上，這就表明，我們不僅可能有焦慮而不自知，而且同時還可能意識不到這些焦慮乃是我們生活中的決定因素。

事實上，我們似乎是在竭力擺脫焦慮或避免感覺到焦慮。這樣做有種種理由，最一般的理由是：強烈的焦慮是一種最折磨人的心情。那些曾經經歷過強烈焦慮的病人會告訴你說，他們寧死也不願再經歷一次這樣的折磨。此外，包含在焦慮心情中的某些因素，對個人說來也是不能容忍的。徹底的無能為力乃是這些不能容忍的因素之一。一個人可以在面對巨大的外來危險時仍然生氣勃勃，勇氣十足；然而在焦慮的狀態中，他卻感到──事實上也的確是──完全無能為力。承認自己無能為力，這對於那些把權力、地位、控制視為最高理想的人來說，是特別不能容忍的。由於覺得自己的反應明顯地與自己的理想不相稱，他們就憎恨這種焦慮的感受，彷彿它證明了他們的軟弱和怯懦似的。

包含在焦慮中的另一因素是它的明顯的非理性。對有些人說來，允許非理性因素控制自己是特別不能容忍的。這些人在內心隱秘地感覺到有被自己身上非理性異己力量吞沒的危險，或者，他們已經在生活中自動地把自己訓練得嚴格服從理智的支配，因此，他們決不會自覺地容忍任何非理性的因素。除了包含種種個人動機之外，後面這一種反應還涉及文化的因素，因為我們的文化總是特彆強調理性的思維和理智的行為，而把一切非理性的東西，或某些似乎是非理性的東西，統統視為低級的東西。

包含在焦慮中的最後一種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與這一點相關聯。通過自身的非理性性質，焦慮向我們提出了一種含蓄的告誡──我們身上有什麼東西已經出了問題。因此，這實際上是一種警報，它要求我們徹底檢視我們自己。這倒不是說我們自覺地、有意識地把它作為一種警報；而是說不管我們是否願意承認，它實際上暗中正是這樣一種警報。我們中間沒有任何人會喜歡這種警報，甚至不妨說，我們最反感的就是意識到我們必須改變自己的某些態度。不管怎樣，一個人越是無能為力地感到自己正陷身在恐懼與防禦機制的錯綜複雜的羅網之中，就越是緊抱住自己的妄想不放，堅信自己在一切事情上都是正確的和完美無缺的，也就越是會本能地拒絕任何暗示──即使是間接的含蓄的暗示──不承認自己身上有什麼東西出了問題，不認為自己有任何必要改變自己的態度。

在我們的文化中，主要有四種逃避焦慮的方式，這就是：一、把焦慮合理化；二、否認焦慮；三、麻醉自己；四、迴避一切可能導致焦慮的思想、情感、衝動和處境。

第一種方式，把焦慮合理化，乃是逃避責任的最佳解釋。它的實質在於把焦慮轉變為一種合理的恐懼。如果我們忽略了這種轉變的心理價值，我們或許會想像，這種轉變並沒有帶來多大變化。過分焦慮的母親事實上只不過是在關心自己的子女而已，不管她承認自己焦慮，還是把自己的焦慮解釋成一種正當的恐懼，情況都是如此。然而，我們可以無數次地做這樣一種實驗，即告訴這樣一位母親，她的反應並不是一種合理的恐懼，而是一種焦慮；我們可以暗示她，她這種焦慮與實際存在的危險是不相稱的，在這種焦慮中包含著種種個人因素。作為對這種告誡的反應，她會反駁這種暗示，不遺餘力地證明你完全弄錯了。難道瑪麗不是在襁褓中就患過這種傳染病嗎？難道約尼不是因為爬樹摔斷過腿嗎？最近不是有一個人以糖果來誘拐孩子嗎？難道她這種行為不是完全出於對孩子的愛和責任心嗎？【參看桑多·拉多的《過分焦慮的母親》】

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我們遇見誰這樣熱烈地為他的非理性態度辯護，我們就可以肯定，這種受到辯護的態度，對於那個人來說一定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這樣一位母親，不僅不會因為自己這種情緒而感到無能為力，相反她會感到自己完全可以積極主動地在這種情境下做點什麼；她不僅不會承認自己的軟弱，相反還會因為自己的高尚準則而感到驕傲；她不僅不會認為自己的態度中包含著種種非理性因素，相反還會覺得自己的態度完全是正當合理的；她不僅不會覺察並接受改變自己某些態度的警告，相反還會繼續把自己的責任轉移給外部世界，並借些逃避面對她自己的真實動機。顯然，她必須為這些暫時的利益付出代價，永遠也無法消除她心中的憂慮。更重要的是，她的子女也必須為此付出代價，但她卻根本意識不到這一點；而且，歸根到底，她並不希望意識到這一點。因為在內心深處，她始終抱有這樣一種幻想，以為她可以既不改變自己的態度，同時又設法得到只能由這種改變獲得的好處。

同樣的原則也完全適合於相信焦慮是一種正當恐懼的任何傾向──無論其內容是對於分娩的恐懼，還是對於疾病的恐懼，或是對於飲食失當的恐懼，對於天災人禍的恐懼，對於貧窮潦倒的恐懼。

逃避焦慮的第二種方式是根本否認焦慮的存在。事實上，在這種情況下，除了否認它，即把它完全排除在意識之外，我們並不能真正擺脫焦慮。這時候一切表現出來的跡象，乃是恐懼或焦慮的生理伴隨現象，例如顫慄、流汗、心跳加速、窒息感、尿頻、嘔吐、腹瀉。在精神方面，則是煩躁不安、無端衝動，或有麻木獃滯的感覺。當我們害怕並且意識到自己害怕的時候，我們可能會出現所有這些感覺和生理現象；同樣，這些感覺和生理現象也可能是確實存在並受到壓抑的焦慮的唯一表現。在後一種情況下，個人自己能夠意識到的只是這樣一些外在的事實，例如他在某些情形下老是禁不住要頻繁地去小便，他在火車上老是要眩暈嘔吐，有時候他會夜間盜汗等等。所有這些，通常都並沒有任何生理上的原因。

但是，我們同樣也可能自覺地否認焦慮，有意識地企圖戰勝焦慮。這類似於在正常水平上發生的情況，即通過全然不考慮恐懼來消除恐懼。最熟悉的例子，是一個士兵受到一種企圖戰勝恐懼的衝動的驅使，反而表現出英勇的舉動。

神經症病人也同樣可以作出自覺的決定來戰勝他的焦慮。例如，有這樣一個女孩子，她直到臨近青春期之前，始終受到焦慮的折磨，特別是與強盜有關的焦慮。但她卻自覺地決定不考慮這種焦慮，獨自一人睡在閣樓上，或獨自一人在陰森的、無人居住的空宅中行走。她帶來作精神分析的第一個夢，顯示出這一態度的種種變化方式。夢中包含許多事實上十分可怕的情境，但每一次她都勇敢地面對了這些情境。其中之一是她在夜裡聽見花園裡有腳步聲，於是走出門外，站在陽台上喝問：「誰在那裡？」她成功地消除了自己對強盜的恐懼，但由於激發她焦慮的內在因素並沒有得到任何改變，所以仍然存在的焦慮所產生的其他後果並沒有消除。她仍然孤僻內向，羞怯膽小，老是覺得自己不受人歡迎，沒有人需要，始終無法安定下來做任何建設性的工作。

在神經症病人身上，往往並沒有這樣一種自覺的決定，這一過程往往是自動進行的。然而，與正常人的區別，卻並不在於這一決定的自覺程度，而在於它所得到的結果。神經症病人竭盡全力所能得到的全部結果，不過是消除了焦慮的特殊表現方式，就象那個女孩子消除了她對強盜的恐懼一樣。我並不打算低估這樣一種結果，它不僅可能具有實用的價值，同樣也可能在增強自尊心方面具有心理的價值。但由於這些結果往往受到過高的估計，因此有必要指出它的消極面【弗洛伊德曾一再強調：癥狀的消失，並不是疾病治癒的充分標誌】。事實上，在這一結果中，不僅人格的基本動力結構沒有任何改變，而且一旦病人失去了他內在紊亂的顯著徵象，他同時也就失去了他解決這些紊亂的活生生的動力。

這種對焦慮不顧一切的剋制，往往在許多神經症病人身上發揮著極大的作用，而且往往不易被正確地認識出來。例如，許多神經症病人在某些特定情境中往往表現出強烈的攻擊傾向，這種攻擊傾向通常被認為是實際的敵意的直接表達；而事實上卻可能主要是在感到自己受到攻擊的壓力下，不顧一切地要征服自己內在的膽怯。儘管敵意往往也確實存在，但神經症病人卻可能極大地誇張了他實際感受到的攻擊，他的焦慮激發著他要去戰勝他的膽怯。如果我們忽略了這一點，就有把這種不顧一切的莽撞，錯當做真正的攻擊傾向的危險。

使焦慮得到緩和的第三種方式是麻醉自己。這可以有意識地、不加掩飾地通過酒精和藥物來達到麻醉的目的，但也不家許多其它的方式，這些方式彼此之間並沒有明顯的聯繫。一種方式是由於對孤獨的恐懼而投身於社會活動中。不管這種恐懼是被自覺地意識到，這是僅僅被體驗為一種隱約的不安，它都不可能改變真實的處境。使焦慮處於麻醉狀態的另一種方式，是拚命地沉浸在工作中，這一點可以從工作所具有的強迫性質，以及節假日所產生的煩躁不安中辨認出來。同樣的目的，也可以經由對睡眠的不正常需要得到滿足，儘管這種過量的睡眠往往並不能更多地恢復疲勞。最後，性行為也可以做為一種「安全閥」使焦慮得到緩解。人們早就認識到，焦慮可以導致強迫性手淫，但卻沒有認識到，它同樣可以導致一切形式的性關係。那些把性行為當作消除焦慮的主要手段的人，如果他們沒有機會得到性滿足，哪怕只是片刻沒有滿足，他們就會變得煩悶不安，急躁易怒。

逃避焦慮的第四種方式是最徹底的方式，這就是避免一切可能導致焦慮的處境、思想和感受。它可以是一種自覺的過程，就象那些害怕潛水或登山的人避免從事這些活動一樣。說得更準確一點，一個人可以自覺地意識到焦慮的存在並有意識地避免它。然而同樣地，他也可以僅僅模糊地意識到，或者甚至根本意識不到焦慮的存在；可以僅僅模糊地意識到，或者甚至根本意識不到他避免焦慮的方式。例如，他可以完全無意識地在那些與焦慮有關的事情上拖延時間，遲遲不作出決定，不去找醫生，不動筆寫信等。或者，他可以「偽裝」，即主觀上相信；那些他十分關注的事情，例如參加討論，對僱員發號施令，與他人斷絕關係等，對於他是完全無關緊要的。或者，他可以「偽裝」自己並不喜歡做某些事情。這樣，一個害怕在晚會上可能受到冷落的姑娘，就可以通過使自己相信她本來就不喜歡社交活動，來乾脆避免參加這種晚會。

如果我們進一步深入到這種逃避傾向自動發揮作用的地方，我們就會接觸到一種抑制狀態。抑制狀態就是不能夠去做、去感受、去思考某些事情，它的作用就在於避免由此而可能引起的焦慮。這時候自覺意識中並不存在任何焦慮，也沒有能力憑藉自覺的努力來克服這種抑制狀態。抑制狀態往往以最奇特的形式表現在癔病型功能喪失中，例如癔病型失明、癔病型失語或癔病型肢體癱瘓。在性領域中，性冷淡和陽萎就代表著這種抑制狀態，儘管這些性抑制狀態的結構很可能十分複雜。在精神領域中，抑制作用往往表現在不能集中注意力，不能形成或表達自己的意見，不願與他人接觸等方面。這些都是人們所熟知的抑制現象。

如果我們花費好幾頁的篇幅來列舉各種各樣的抑制狀態，以便使讀者對抑制狀態的形式種類和發生頻率獲得一個全面的印象，這也許是很有價值的。但是我認為，我不妨把這留給讀者，讓他自己回憶他在這方面的觀察。因為抑制作用在今天已是眾的周知的現象，而且，如果它得到充分發展的話，是很容易被辨認出來的。儘管如此，我們卻希望簡略地考察一下要意識到抑制的存在就必須具有的那些先決條件。否則，我們就會低估抑制作用的發生頻率，因為在通常情況下，我們一般都意識不到我們身上究竟有多少抑制存在。

首先，我們必須先意識到自己做某件事情的願望，然後才能意識到自己實際上沒有做這件事的能力。舉例來說，我們必須先意識到我們具有哪方面的野心，然後才能意識到我們在這方面有哪些抑制。有人會問，難道我們不是隨時隨地都知道我們的願望是什麼嗎？的確不是。例如，讓我們設想有這樣一個人，他正在聆聽一篇論文的宣讀並同時有自己對這篇論文的批評意見。這時候，一種微小的抑制作用會使這人羞於或怯於表達自己的批評意見；而一種較強的抑制作用則會妨礙他組織自己的思想，其結果是在討論會已經結束，或者第二天早晨，他才形成自己的批評意見。同樣，抑制作用也可以強大到這樣一種地步，即根本不讓你形成任何批評意見。在這種情況下，假定他實際上並不同意別人的意見，他卻傾向於盲目地接受別人所說的一切，或者甚至十分讚賞這種意見。換句話說，如果一種抑制作用強大到足以阻礙我們的願望和衝動，我們也就根本不可能意識到這種抑制作用的存在。

可以防止抑制作用被我們意識到的第二種因素髮生在這樣一種時候，這時候抑制作用在個人生活中行使著如此重要的職能，以致他寧可堅持認為這已是一種不可改變的事實。例如，如果一個人身上有一種與任何競爭性工作相關的巨大焦慮，這種焦慮使他在經過種種工作嘗試之後，最終變得疲憊不堪，那麼這個人就可能堅持認為自己不夠強健，不能勝任任何工作。這種信念保護了他，而如果他承認他身上有一種抑制作用，他就不得不重新回去工作，從而把自己置於可怕的焦慮之中。

第三種可能性使我們回到文化的因素上。如果個人的抑制狀態符合於文化所贊同的抑制形式，符合於現存的意識形態，那麼，個人也就可能根本意識不到這些抑制作用的存在。一個具有嚴重抑制傾向因而不敢接近女人的病人，由於習慣於從女性神聖這一普遍接受的觀念去看待自己的行為，因而不可能意識到自己身上的抑制狀態。在謙虛是一種美德的教條上，很容易形成一種不敢有所要求的抑制傾向。我們可能不敢對政治、宗教中居統治地位的條條框框有任何批判性的想法，而自己卻根本意識不到這種抑制作用的存在，從而也就意識不到自己身上存在著與受懲罰、挨批判、遭孤立有關的焦慮。但為了正確地判斷這種情形，我們當然必須詳細地弄清各種個人因素。缺乏批判思想並不必然地意味著抑制作用的存在，而也有可能是由於一般的思想懶惰，由於愚昧，或由於與占統治地位的教條完全一致的信念。

這三種因素的任何一種，那可以使我們無法發現實際存在的抑制作用，都可以解釋為什麼甚至經驗豐富的精神分析醫生也往往感到難以發現這些抑制傾向。但即使我們假定我們能夠發現所有這些抑制作用，我們對抑制作用的發生率仍然可能估計過低。我們不得不把所有那些反應都考慮在內，這些反應儘管還不能算作是十分成熟的抑制作用，但卻處在臻於成熟的中途。在我們的內心狀態中，我們可能仍然能夠做某些事情，然而與這些事情相關的焦慮，卻對我們的行動本身發揮著某種影響。

首先，從事某種我們為之感到焦慮的活動，會產生一種緊張感、疲勞感或衰竭感。例如，我的一個病人（她正在漸漸擺脫不敢在大街上行走的恐懼，但對此仍然懷有相當的焦慮）就感到她在星期天上街會弄得精疲力盡。我們從她能夠勝任繁重的家務勞動而沒有絲毫疲勞感這一事實，可以看出她這種衰竭感並非由於體質的衰弱。引起這種衰竭感的，是與戶外行走有關的焦慮。這種焦慮已減少到使她得以上街行走，但還沒有減少到能夠使她不感到衰弱。事實上，許多通常歸咎於工作過度的機體障礙，都並不是由於工作本身，而是由與這種工作有關的焦慮，或與同事之間關係有關的焦慮引起的。

其次，與某種活動相關的焦慮，會使那種活動的功能受到損害。例如，如果有一種與發號施令相關的焦慮，這些命令就會以一種帶有歉意的，不起作用的方式發布出來；而與騎馬有關的焦慮則會使人不能夠駕馭馬匹。對這種情形的自覺程度是不盡相同的。一個人可以意識到有一種焦慮使他不能以一種滿意的方式完成某項使命，或者，他只能隱約地感覺到他不能把某件事情幹得很好。

第三，與某種活動有關的焦慮，會破壞這種活動可能產生的歡愉。這種情形並不適用於輕微的焦慮；相反，輕微的焦慮還可能產生出額外的熱情。懷著輕微的擔心來乘坐高速旋轉的遊樂車，可能會使這種活動更富於刺激，更令人興奮；但如果對此懷著強烈的焦慮，則會使它成為一種苦刑。一種與性關係相關聯的強烈焦慮，會使性關係變得索然無味；而如果誰自己意識不到這種焦慮，他就會感到性關係本來就毫無意義。

最後這一點可能有些使人覺得含混，因為我在前面說過，厭惡感可以被用來作為避免焦慮的手段，現在我又說厭惡感可以是焦慮的後果。實際上，這兩種說法都是正確的。厭惡感既可以是防止焦慮的手段，又可以是焦慮所產生的後果。這不過是一個小小的例子，它說明理解心理現象是多麼困難。心理現象往往是錯綜複雜，相互交織在一起的，除非我們下決心去考察無數交織在一起的相互作用，我們就不可能在心理學知識上取得任何進步。

討論我們可以怎樣保護自己不受焦慮的干擾，其目的並不是要對一切可能的防禦機制都給予詳盡無遺的揭示。事實上，我們很快還會看到一些防止焦慮產生的更徹底的方式。我現在主要關注的，是證明這樣一種主張，即我們實際擁有的焦慮可能比我們意識到的更多；或者，我們可能根本意識不到我們所有的焦慮；同時，也是為了指出一些我們能夠從中發現焦慮的共同之處。

因此，簡而言之，焦慮可以隱藏在生理上的不適感之後，例如隱藏在心動過速和疲乏感後面，也可以隱藏在許多似乎正當合理的恐懼後面。它可以是驅使我們借酒澆愁、尋歡作樂的潛在動力。我們將經常發現，它是使我們無力去做或無力享受某些事情的原因；我們還會發現，它是隱藏在各種抑制作用背後的動力因素。

由於某些我們後面將要討論的原因，我們的文化使生活在這種文化中的個人產生了大量的焦慮。因此，每個人實際上都為自己建立了我所提到過的這種或那種防禦機制。一個人越是病態，他的人格越是被這些防禦機制所滲透和決定，他不能去做或沒有想到去做的事情就越多；儘管根據他的生命活力、精神狀態和教育背景，我們完全有理由期待他去做這些事情。一個人的神經症越嚴重，他就越具有種種抑制傾向，這些抑制傾向也就越微妙和巨大。【舒爾茨－亨克在《精神分析序論》中曾特彆強調過Luechen，即我們在神經症患者人格和生活中發現的「空白和空洞」的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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