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皇帝溥儀與他的洋師傅

作者：章新

1912年，大清王朝沒有等到這一年的春天，太后隆裕就攜著6歲的小宣統皇帝宣布遜位讓國了。而作為遜帝的少年溥儀與年老的太后太妃們，按清室與民國政府達成的優待條件，仍居住在紫禁城的後寢宮殿中。

此後，經歷了1917年張勳復辟，折騰12天後溥儀再次退位。一直到1924年初冬，溥儀等人在一片驚恐倉皇中被驅逐出宮，他在宮中居住了將近16年。

歷經明清兩朝，北京中央的這座紫禁城因為帝制的消亡而改稱「故宮」，意即過去王朝的宮殿。故宮的前朝部分已改為古物陳列所，其後寢宮殿部分由遜清皇室繼續居住和使用了12年。

作為故宮後寢宮殿的主人，年少的溥儀卻並不享受多少自由。他被籠罩在僵化腐朽的宮廷體制中，處處都要求他循規蹈矩。宮廷的服務機構——龐大的內務府和太監集團不但要繼續從遜清皇室謀取厚利，而且人人企圖從龐大的皇家遺產中分一杯羹。

為維持既得利益，宮內人人要求溥儀繼續扮演皇帝的角色，而無論故宮內外，遜帝溥儀仍是中國傳統帝制遺存當世的代表或象徵。

溥儀的宮廷用品極廣泛和繁多，突出地體現出新與舊的生活方式、文化形態乃至社會觀念的混雜、融合乃至衝突。新鮮的玩意兒當然來自宮外正在變化的摩登世界，來自西方的生活方式，對溥儀、對宮中所有人來說代表著新文明，代表著另一個世界。

身著清代官服的庄士敦

在這一轉變過程中，英國人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1874～1938年）起了重要的引導作用。1919年2月底，45歲的庄士敦被聘請到北京，擔任溥儀的英語老師，教授英文、數學、歷史、博物、地理，每月除了三天休息外，每天都要到毓慶宮教課兩三個小時。

溥儀說：「對我影響最大的師傅首先是陳寶琛，其次是後來教英文的英國師傅庄士敦。」那麼，庄士敦這位英國紳士對少年溥儀的影響是怎樣的，到了什麼程度呢？

溥儀自述中說：後來在我眼裡，庄士敦的一切都是最好的。甚至連他衣服上的樟腦味也是香的。庄士敦使我相信西洋人是最聰明、最文明的人，而他正是西洋人里最有學問的人。恐怕連他自己也沒料到，他竟能在我身上產生這樣大的魅力：他身上穿的毛呢衣料竟使我對中國的絲織綢緞的價值發生了動搖，他口袋上的自來水筆竟使我因中國的毛筆宣紙而感到自卑。自從他把英國兵營的軍樂隊帶進宮裡演奏之後，中國的絲弦我就更覺不能入耳，甚至連丹陛大樂的威嚴也大為削弱。只因庄士敦譏笑說中國人的辮子是豬尾巴，我這才明白腦袋後的這東西確實不雅觀，立刻毫不猶疑地把它剪掉了，和誰也沒商量。

在中國傳統習俗中，改頭剃髮是極其重要的事情，象徵著權力、文明和命運的改變。溥儀剪掉辮子對清室宗族的遺老們造成了巨大的震動，同時，也使宮外的社會各界重新認真看待這位少年遜帝。這算得上溥儀在故宮生活階段中最有力最革命的舉動。

任命庄士敦為頤和園總管的上諭

由此可見，庄士敦是溥儀熏染西方文明和現代觀念的媒介和引路人。他出現在紫禁城的意義就是從內務府、太妃、宮監與遺老們的包圍中解放溥儀，從腐朽的、「不健康」的氛圍中挽救溥儀，使這個少年免於精神上的畸形，溥儀本人就很清楚：「他更注意的是教育我像個他所說的英國紳士那樣的人」。

而西方最新的物質文明成果——輪船、有軌電車、留聲機、照相機、鉛筆、鋼筆、手錶、自行車、外國畫報、西餐、西樂乃至西裝革履、金絲眼鏡在溥儀的用品和陳設的出現不過是這種教育的物質工具。

另外，溥儀所追逐的西方文明生活方式，不過是原先因為他的幼小和遜清皇室的腐朽封閉，在宮內沒有條件接觸和追求罷了。在紫禁城牆外，對西洋貨的喜愛，對現代新產品的時髦追求已是當時中國社會普遍的風潮。

庄士敦只是為溥儀打開了這扇窗戶，讓新鮮的風尚吹進來，使溥儀能夠和當時中國許多年輕的富家子弟一樣，能夠有醉心歐化、追求時髦生活的選擇。溥儀回憶道：我十五歲那年，決心完全照他的樣來打扮自己，叫太監到街上給我買了一大堆西裝來。我穿上一套完全不合身、大得出奇的西服，而且把領帶像繩子似地系在領子的外面。當我這樣的走進了毓慶宮，叫他看見了的時候，他簡直氣得發了抖，叫我趕快回去換下來。第二天，他帶來了裁縫給我量尺寸，定做了英國紳士的衣服。

在次年的大婚典禮上，溥儀的穿著再次氣壞了庄士敦：

在我結婚那天，我在招待外國賓客的酒會上露過了面。祝了酒，回到養心殿後，脫下我的龍袍，換上了便裝長袍，內穿西服褲，頭戴鴨舌帽……庄士敦看見了我，打量了一下我這身裝束，立刻臉上漲得通紅，那個模樣簡直把我嚇一跳，而那些外國人臉上做出的那種失望的表情，又使我感到莫名其妙。外國人走了之後，庄士敦的氣還沒有消，簡直是氣急敗壞地對我說：「這叫什麼樣子呵？皇帝陛下！中國皇帝戴了一頂獵帽！我的上帝！」

一個很顯然的事實是，當西風吹進紫禁城，溥儀熱衷越來越多的洋式物件出現在古老陳舊的中國宮廷生活環境時，許多混雜不諧、不倫不類、滑稽可笑的現象發生了，也許我們可以稱之為食「洋」不化。這種現象雖然在當時的中國也實在很普遍的，但在擁有最好的師資和財力條件的溥儀那裡，這可以算是一個最值得考察的典型案例。

我們由這現象可以知道，溥儀對來自西方文明和現代性的理解與領悟是膚淺的、附庸風雅的，就像他說的「阿瑟（溥佳的名字），today下晌叫Lily他們來，hear hear外國軍樂!」溥儀沒有從庄士敦那裡真正領教過中外政體的比較，東西社會文化的深層不同，民主共和與科學昌明的實質與意義。

陳寶箴給庄士敦的親筆題詩

那麼，在師傅庄士敦的心中，溥儀應該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僅僅是一個紳士么？他這樣做的目的是什麼呢？如果我們不能更深刻地了解庄士敦，就不能理解溥儀所受的影響和發生的變化。

1924年初，當溥儀將御花園西面的養性齋安排給庄士敦用做休息之所後，更換了一些歐式傢具，而庄士敦卻想享受那裡的宮廷傳統傢具。「他和中國師傅們同樣地以我的賞賜為榮。他得到了頭品頂戴，專門做了一套清朝袍褂冠帶，穿戴整齊地站在他的西山櫻桃溝別墅門前，在我寫的『樂靜山齋』四字匾額下面，拍成照片，廣贈親友。」庄士敦把清室安排給他住的四合院「布置得儼然像一所遺老住宅，一進門，在門洞里可以看見四個紅底黑字的『門封』，一邊是『毓慶宮行走』、『賞坐二人肩輿』，另一邊是『賜頭品頂戴』、『賞穿帶膆貂褂』」。

我們可以看到，當溥儀沉迷於對西方文明極力追求時，庄士敦已被中國傳統文化折服，為輔弼皇帝的使命而驕傲。溥儀後來覺察到，這位庄師傅並不是真要讓他變為「亨利」（庄士敦為溥儀取的英文名），而是「另有對我的興趣」。

庄士敦典型地代表了一些曾在20世紀探訪中國古老文明的西方人，他們反而被中國傳統文化熏陶了，對東方古老文明產生了高度的認同感，卻對中國文化傳統在現代文明中的必然轉型沒有足夠的清醒和深刻的認識。

庄士敦是溥儀身邊少數幾個真正了解這個少年的人，並真心信任他、愛護他，真正相信他能再成帝業。但庄士敦雖然是一名地道的紳士，卻不是一名真正的啟蒙者。他說：我並沒有想讓他（溥儀）成為一個攻擊傳統觀念的人，也不想讓他變成《新青年》派文學與社會改革者的追隨者……但我認為，象皇帝這樣年齡的青年，至少應該了解自己時代年輕人頭腦里正在醞釀著的思想觀念，不應該繼續無視這些運動的存在，以及它們對未來中國文化必然產生的深刻影響，無論這種影響是好是壞，或是二者的混雜。他從自己的中國師傅們那裡沒有獲得關於這些事情的任何知識。因此，向他介紹這一非正統思想的新世界的任務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庄士敦不是改革家，也不是一個開拓性的建設者，而且宮廷環境和歷史也沒有給他更多的機會。他只是盡己所能地肩負起帝師的責任，向少年遜帝輸忠盡職，幫助溥儀獲得他應有的自由、權威、尊嚴。在這個立足點上，庄士敦與溥儀的其他師傅及醇親王等人是一致的。

溥儀一生，無論登基還是退位被逐，全都是形勢逼迫，或無可奈何，或鋌而走險，絕少有主動的抉擇。他實際上一直是一個傀儡，一顆任人擺布的棋子，在歷史險惡的浪濤和漩渦中身不由己。

無論是身處故宮宮殿、天津寓所、偽滿皇宮還是戰犯監獄，他都是不自由的。他曾動心於主動放棄帝號與民國優待條件，曾想出洋遊歷世界，曾抄寫《孟子》中「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經典語句。

但在實際行動中，他總是在受內務府、受宗室遺老、受他的「股肱」大臣、受日本軍人、受蘇聯軍隊的挾持。在中西文化的交匯中，在中國社會和歷史轉型的宏大場景中，溥儀和他的師傅們仍舊懷抱著自己一廂情願的夢想，他們看不到真正的希望，只是在政局風雲和歷史漩渦中扮演著投機者的角色，像一個個賭徒，總想利用機會，到頭卻總是被利用。

1924年，也是經庄士敦等人的引介，一位仍舊留著辮子的海歸學者辜鴻銘步入御花園接受溥儀的「召見」。

這位20世紀的天才有個很著名的故事：首次上課進教室，他腦後仍留著的辮子即引來學生鬨笑。他鎮定自若，待笑聲過後說：「諸位不必笑，我這小辮要除容易，但諸君心裡那辮子要除卻難。」當少年溥儀像中國千萬少年一樣決然地剪去「豬尾巴」時，他是否意識到他的洋師傅正在精神中留起了「辮子」呢。

溥儀的剪辮子算不上是革命，他的改易衣冠也不過是追逐時髦，嘗試新事物不等於真正揚棄了腐朽的傳統。

辛亥革命後，歷次革命浪潮洶湧澎湃，前仆後繼。很多舊的事物都換上了新裝，溥儀從龍袍換上洋禮服，從康德皇帝的制服換上粗布的勞改服，最後穿上中山裝，精神的改造何其艱難和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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