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1830年英國議會稱廣州是全世界做生意最方便的地方？

提起清朝的對外交流，很多人腦子裡蹦出來的是四個字：

「閉關鎖國」。

這個詞，在不少人腦子裡，就等於「海禁」，顧名思義，就是禁止海上交往嘛。

海禁就是不讓外國人來？

事實上，此「海禁」非彼「海禁」。

清朝政府在順治十二年（1655）、十三年（1656）及康熙元年（1662）、四年（1665）、十四年（1675）5次頒布禁海令（見《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120、卷692、卷776）；順治十七年（1660年）及康熙元年（1662）、十七年（1678）3次下達「遷海令」（《東華錄》順治十七年九月癸亥條；康熙十七年閏三月丙辰條；《光緒大清會典事例》卷776）

主要目的指向清晰，即遷移沿海居民，禁止出海經商、捕魚，以斷絕對孤懸台灣的鄭氏政權的人力、物力支持，是政治手段，而對於外國商船來華貿易，並不在禁止之列。

當台灣鄭氏政權投降後，海禁的必要性已經喪失，清政府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正式下令：

「今海內一統，宇寧謐，滿漢人民相同一體，令出洋貿易，以彰富庶之治，得旨開海貿易」。（清文獻通考》卷33）

次年，清朝開4海關：江海關、浙海關、閩海關、粵海關。

此後，中國沿海海貿迅速復甦，僅蘇州一地就有海船千艘出洋貿易，外國商船也紛紛到各口通商，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廷因往來洋船都攜帶炮械，存在國家安全隱患，下令對西方人關閉福建漳州、浙江寧波、江蘇雲台山（今連雲港）三處口岸，只留廣州一地。

2年後，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翻譯洪任輝（James Flint）因為浙海關的關稅比廣州便宜，不顧清朝禁令，到寧波貿易受阻，竟引船直航天津，通過行賄把狀紙遞到乾隆皇帝案頭，控告粵海關官員貪污、索賄、刁難洋商，希望中國改變外貿制度。

結果，乾隆皇帝大怒，將替洪任輝寫狀紙的中國人斬首，把他本人拘押澳門前山寨，刑滿後驅逐出境，又頒布《防夷五事》，要求沿海嚴格防範西方人活動。

需要注意的是，雲台山、寧波、漳州等地此後仍允許日本、朝鮮、東南亞各國貿易，中國商人更不在限令之列，僅嘉慶二十五年（1820年）中國商人駛往東南亞的商船就有295艘。

此後，洋商貿易也並未受到影響，禁令實施後次年（1758年）到道光十八年（1838年）的80年間，來廣州洋船共5107艘，其中英國商船最多，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有58艘、道光六年（1826年）為85艘，道光十三年（1833年）為107艘，增加的趨勢非常明顯。

清朝海上貿易的興盛，讓清朝海貿管理和相關產業都有非常大的提升。

海關徵收關稅的稅則越發詳儘是其一，在交易中其擔保、中介作用的「保載行」、「牙行」的發展是其二。

這些牙行有固定客房、貨棧提供服務，並代客納稅、過關登記、代雇船隻、介紹買主，甚至負責押送，廣州十三行即為其中專營西洋貿易的翹楚。

乾隆十八年（1753年），清廷將廣州貿易業務一分為二，專營外洋各國貿易的叫外洋行、經營出海貿易的叫海南行，自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起外洋行不再兼營本港貿易，嘉慶五年（1800年）之後，廣州就只剩下外洋行（也稱洋貨行或十三行）和福潮行（原海南行）。

十三行並不只有十三家企業，而是一群官設的特許商，其中還有專門的「保商」，負責承保外國商船到廣州貿易和納稅等事，承銷進口洋貨，採辦出口絲茶，為外商提供倉庫住房，代雇通商工役。保商對於承保的外國商船貨物享有優先的權利，在其他分銷貨物的行商交不出進口貨稅時，也必須先行墊付。凡外商有向官府交涉稟報的事，責令保商通事代為轉遞，並負責約束外商不法行為。

清代十三行

當然，最重要的是提供代行賄服務，這對於大清朝而言是必不可少的規矩，對於同時代的英國、法國而言，也不是什麼稀奇事，只是多少的問題。

也正因為這些服務，在道光十年（1830年）英國下議院對在廣州進行貿易的英國商人進行調查後得出結論：

「幾乎所有出席的證人都承認，廣州做生意比在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加方便和容易。」

在上述背景下，英國商人們唯一不爽的，可能就是他們不能「自由」地與中國商人貿易，而只能面對「買方市場」的盤剝，而這一道枷鎖在1840年用火炮打碎之後，他們卻發現，在中國的自由貿易並沒那麼輕鬆……

為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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