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日本侵華「理論」根源之演變，你就知道日本野心之大了

吉田松陰的「補償論」

吉田松陰

明治維新後日本面臨的民族危機，在各方面都屈從於歐美列強，卻形成了在「侵略弱小鄰國來尋求它屈服於歐美的經濟、政治和精神上的補償」。明治政府成立之前，日本幕府末期的思想家吉田松陰（1830年9月20日—1859年11月21日）在1855年日本與美國、俄國締約後，在《獄是帖》中指出，講和既定，不可背約，而應蓄養國力，「征服易取之朝鮮、滿洲和中國，在貿易上失之於俄美者，以滿洲和朝鮮之土地補償之」。這一思想被明治政府奉為最高國策，也奠定了日本在數十年後致力於侵略中國東北乃至全中國的思想根源。

1868年

明治天皇的《大陸政策》和《御筆信》

明治天皇

所謂大陸政策，乃是明治以來，日本政府確定以朝鮮、中國為主要侵略目標的擴張政策，早在1868年日本明治維新一開始，明治天皇（1852.11.3—1912.7.30）就確定了用武力征服世界的方針。1868年3月，明治天皇睦仁頒布「繼承列祖列宗偉業，……宣布國威於四方」的《御筆信》，成為日本軍國主義和日本大陸政策的思想理論基礎。

1869年

木戶孝允首倡「征韓論」

木戶孝允

1869年1月，明治維新三傑之一的木戶孝允（1833年8月11日—1877年5月26日）在明治政府伊始便向政府副總裁、大納言（日本官職名）岩倉具視建議，將朝鮮首先作為興師問罪的大方向，從而「確定遠大之海外目標」。此後西鄉盛隆也力主征韓，目的最終是掠取中國、朝鮮，「以立入侵歐亞各國之基」。

1870年

山縣有朋建立皇軍

山縣有朋

日本皇軍的創始者是山縣有朋。早在1870年，山縣有朋（1838年6月14日—1922年2月1日）自歐洲回國不久，日本政府即公布了《徵兵條例》，規定:「人民不分階級，男子身高5尺以上，年齡在20～30歲之間，均有服兵役的義務。」1872年，山縣有朋制定第一次徵兵令，規定了男子在17～40歲之間，有義務服3年現役，2年後備役(期間定期召訓)及2年第二預備役(於緊急時召集)。到甲午戰開戰前，日本已擁有新式陸軍22萬人，被稱為「皇軍」，成為日本侵略他國的主要工具。

1872年

天皇頒布《軍人守則》、《軍人訓誡》和《軍人敕諭》

1872年，日本政府頒布《軍人守則》，列舉軍人的七大職責為:效忠、絕對服從、勇敢、善用體力、儉樸、榮譽及尊敬尊長。1878年8月，日本政府頒布了以「忠實、勇敢、服從」為基本精神的《軍人訓誡》，要求日本軍人絕對無條件服從天皇。1882年1月，日本政府又以天皇名義頒布了《軍人敕諭》，明確規定日本軍人「盡忠節」、「正禮儀」、「尚勇武」、「重信義」、「歸儉樸」，其中核心是「盡忠節」和「尚勇武」，對軍人精神所應具有的武士德性提升到神聖責任感的高度，即「責任重於泰山，死亡輕於鴻毛」，要求軍人必須具備以死效忠於天皇的「崇高」觀念。事實上，這種觀念一直支配「皇軍」到1945年日本投降為止。

1890年

山縣有朋的「利益線」理論

1890年，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山縣有朋向明治天皇上奏《外交政略論》，認為:「國家獨立自衛之途有二:一曰防守主權線，不容他人侵害;二曰保護利益線，不失形勝地位何謂主權線，國家之疆土是也;何謂利益線，同我主權線安全緊密相關之區域是也。」山縣有朋認為，「僅僅防守主權線已經不能夠維護國家之獨立，必須進而保護利益線，經常立足於形勝之地位。」他在1890年第一次帝國議會上極力宣揚他的「利益線」理論，鼓吹必須大力擴軍備戰。他的這一理論是日本大陸政策發展的新階段，直接推動了1894年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最大規模的侵略戰爭——中日甲午戰爭。

1912年

川島浪速實踐「滿蒙獨立」

在逐漸萌芽的「滿蒙生命線」理論形成之前，一位日本浪人川島浪速（1865－1948）早已傾注畢生之力開始策劃實施「滿蒙獨立」，以在中國東北地區和中國蒙古東部建立一個受日本控制的傀儡國以對抗俄國。在日本軍部的直接策划下，川島浪速和日本參謀本部間諜多人在1912年策划了第一次「滿蒙獨立」運動，1916年，同樣這些人又夥同盤踞在內蒙的中國馬賊巴布扎巴以及滿清遺老發動了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最後都被張作霖武力挫敗。

1925年

松岡洋右確立「滿蒙生命線」理論

作為山縣有朋「利益線」理論的延續和具體化，曾經在「九一八」前多次擔任中國領事的松岡洋右（1880年3月4日—1946年6月27日）大力鼓吹「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為日本侵華造輿論。1925年，「滿鐵」理事松岡洋右，就郭松齡倒戈反奉一事給外相的信中就明確提出要把「滿蒙」與中國其他領土區別開來。1929年12月，松岡在廣島市召開的太平洋調查會議上說:「在日俄戰爭中，日本向滿洲投入了20億日元的戰費。這筆費用在10年內，本利可達60億日元，中國償還這筆錢了嗎？」1930年，松岡當選為眾議院議員後，在議會內外開始散布「滿蒙生命線」說，並以此攻擊「幣原外交」。1931年春，松岡在名為《動蕩之滿蒙》小冊子中寫道:「今天滿蒙之地位，對我國說來，不僅在國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對國民經濟也是不可缺少的。換句話說，作為一個現實問題來看，不僅在我國的國防上，就是在經濟上，也可以說是我國的生命線。……我國要牢固地確保和死守這條生命線，而不必害怕任何國家和任何人。」

日本軍部於是發布命令，要求所有記者、講演者都必須宣傳「滿洲是日本的『生命線』，日本必須囊括滿洲」;凡是違反這一方針的一切言論和行動，都要嚴厲取締和制裁。從此「滿蒙生命線」論迅速風靡日本。

1927年

田中內閣策劃東方會議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日本越來越感到日益增長的美國勢力成為日本對中國「大陸政策」的嚴重威脅。尤其令日本無法容忍的是，受日本扶持的奉系軍閥張作霖也因日本的過分壓迫而接近美國，「開始脫離日本的控制」。在這種形勢下，田中內閣認為制定新的對華方針和「滿蒙政策」，是「刻不容緩的急務」。1927年6月13日，田中急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和駐上海、天津、瀋陽等地總領事回國，研究解決「急務」。最後決定召開一次有軍事、外交主要頭目參加的專門會議，即後來被人稱之為「東方會議」。會上詳細討論中國時局，內閣再次做出出兵濟南干涉北伐的決定，公然將中國領土分為「中國本土和滿蒙」。會議的另一產物就是田中密奏日本天皇的《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這就是著名的《田中奏摺》。《田中奏摺》包括21項內容，確定了「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戰略。學術界至今對《田中奏摺》的真偽存疑實屬多餘:日本後來的侵略過程與《田中奏摺》內容驚人地吻合。對此就連當時的日本外相重光葵也說:「其後東亞所發生的事態，以及根據此種事態日本所採取的行動，似乎正好是以田中備忘錄為教科書的，因此消除外國對此項文書之疑惑，是很困難的。」

1928年

石原莞爾提出「石原構想」

石原莞爾

1928年10月，經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推薦，日本陸軍大學畢業的石原莞爾（1889年1月18日－1949年8月15日）被調任關東軍參謀。在此前後，他通過一系列文章，提出了他有關侵略中國東北的理論和主張，形成所謂「石原構想」，其要點是:發源於中亞的人類文明分為東西兩支，各自發展，兩個文明現已形成隔著太平洋相互對峙的局面。對峙發展到一定程度便要通過戰爭走向統一。「一戰」只是歐洲諸民族的決戰，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大戰，只有下一次世界大戰才是人類最後的決戰，它將以日美為中心進行。如果準備對美國作戰，就要立刻對中國作戰。如果要對中國作戰，首先必須佔領滿蒙，這樣才能使「日本的繁榮自然得以恢復，失業的有識之士亦可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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