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宅巍：論國共兩黨對南京大屠殺的共識

面對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這樣慘絕人寰的暴行，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這兩個有合有分、有打有和、政治觀點異多同少的政黨，各自抱有何種看法?這一問題，一直受到史學界的關注。近年來，日本右翼勢力為了達到否定侵略歷史，翻歷史定案的目的，更不惜歪曲史料，任意編造，誣稱國共兩黨早期均未提及南京大屠殺，說什麼在何應欽上將的軍事報告中「未曾提到『南京大屠殺』」，甚至詭稱「中國共產黨政府當初也曾採取不介入的態度」。筆者認為，國共兩黨在抗戰期間及戰後，雖有摩擦，甚至發展為彼此血戰，但在關係民族榮辱的南京大屠殺問題上，卻有著驚人的一致與共識。茲不揣淺陋，根據歷史事實，將此種共識論述於後。相信對這一問題的論述，將有助於對南京大屠殺研究的深入進行，回擊日本右翼勢力的翻案逆流，進一步認知國共兩黨再次攜手合作的歷史淵源及現實可能性。

屠殺發生:共同揭露日軍暴行

侵華日軍的南京大屠殺暴行，最早通過英美記者向國際社會發出快訊，立即引起國內外一片震驚。身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的國民黨和共產黨，從團結民眾、抗日禦侮的大局出發，都運用了各種手段，廣造輿論，嚴厲譴責日軍暴行，深刻揭露其罪惡本質。

國民黨的喉舌中央通訊社及時報道了發生在南京的慘劇。據中央社1937年12月22日發出的電訊稱:「日軍入城，聽任軍隊從事有組織的劫掠，並任意強姦婦女，繼復大事屠殺，四日中被殺者約五萬人。日軍並侵入難民區，而將所有壯丁借口謂系中國士兵，悉數加以槍決，目前屍骸，堆積如山雲。」中央社還報道說:「自12月13日南京城陷後，十餘日內，每日均有十餘卡車，滿載非武裝人民向城外駛去，總計不下萬人，慘遭屠殺。

以後遇有市民在街中行走，或在房屋內發現，敵兵認為形跡可疑者，立即驅至新街口廣場上，一律以機槍擊斃。倘被捕市民，地近河池，則敵兵必推溺河內。」「兩閱月間，我市民被屠殺者約有八萬人之多，迄至今日，其摧殘暴行，尚無休止。」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兼行政院長的蔣介石，在1938年1月22日的日記中痛陳:「倭寇在京之殘殺與姦淫未已，似此獸類暴行，彼固自速其滅亡，而我同胞之痛苦極矣!」1938年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秘密派遣4名外籍人士，攜帶有關日軍在南京及其他各地暴行的英、日文宣傳品，馬吉牧師在南京現場拍攝的日軍暴行影片400尺，以及第三國人與日人自己拍攝的日軍暴行照片，去到日本，分別贈送、傳閱，給東京各使館人員及開明之日本紳士演映影片，並向各駐日使館人員、各駐日通訊社記者、日本工商界領袖、日本基督徒、日本政黨要員及機關公務員等，作個別談話，「告以日軍對華作戰之不智，若何破壞其自己之市場，若何毀滅其自己之戰鬥力量」，取得「相當收穫」。

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於1938年6月出版的《日寇在華暴行記略》一書中，即收入大量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暴行事實，內稱:「寇軍佔領南京後燒殺奸擄，無所不為，把那動人懷想，發人詩思的歷史上名城，變成了一座人間的地獄。」時任軍事委員會政治部長的陳誠，更在該書序言中痛陳:「誰無父母?誰無妻女?見同胞之慘遭殘殺與蹂躪，又誰能不投袂奮起，以圖自救?我黃帝子孫，有史以來，遭遇之慘酷，誠未有甚於今日者。以前所謂嘉定三屠，揚州十日，以今視之，反覺瞠乎其後矣。」此後，更有白崇禧、程潛、蔣鼎文、張治中等11位高

級將領，對軍醫蔣公穀所撰揭露南京大屠殺的著作《陷京三月記》作出親筆題詞。其中西安行營主任兼陝西省主席蔣鼎文題稱「同仇敵愾」，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參謀總長白崇禧題稱「毋忘國讎」，曾兩次率軍參加淞滬抗戰的張治中將軍則寫道「這是血的紀錄，這是的的確確的事實，這足以概略說明倭寇之殘忍酷虐，沒有理性。國人讀此之後，應該更外瞭然於這一隻東亞的野獸，非以最大的威力使它馴服不可」。

1938年1月剛剛創刊的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多次以醒目標題報道了侵華日軍在南京的血腥暴行。3月9日，該報以《日寇在南京獸行》為題，系統揭露了日軍在南京殺、燒、淫、掠的野蠻行徑。報道稱:「十三日晨，敵大部入城，全市悲慘黯然，頓陷恐怖狀態，初則任性燒殺，繼則到處奸掠。」「在城內有大批保安隊約4000餘，以及每日搜捉之壯年民眾，被認為戰士者，每日必有數千，均押赴下關，使其互為束縛，再以機槍掃射，不死者益擲以手榴彈，或以刀刺迫入地窖，或積疊成山，聚而焚之。城內之各池塘及各空宅，無一不有反縛被殺之屍體，每處數十百計不等。綜計旬日之間，死者六七萬眾。」5月30日，該報又以《南京同胞慘遭蹂躪》為題，指出:「倭敵自侵入首都以來，其對我軍民之種種殘殺淫掠行為，可謂窮凶極惡，慘絕人寰。」該報道還曆數日軍虐殺傷兵，殘殺難民的暴行，並舉例說:「十二月二十二日，敵軍用大號卡車數十輛，裝難民數千，至郊外掘壕，掘就即以繩捆縛，迫令下壕，以刺刀亂刺至半死，即以泥土活埋之。」《新華日報》還在1月23日、25日分別以《恐怖的南京城/大火卅九日未熄》、《南京紫金山下殺人競賽/寇軍暴行慘絕人寰》為題，詳細報道了南京大屠殺的真實情景。當時以民主人士身份出現，擔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而實際由中共領導人周恩來直接領導、開展工作的郭沫若，於1938年6月親為田伯烈所編著《外人目睹中之日軍暴行》一書中文版作序。該序針對日軍在南京的暴行尖銳指出:「說到屠殺與姦淫的手段之酷烈，尤其有令人髮指者。已經解除了武裝的士兵，被誑騙了去集團地加以掃射或焚燒。十一二歲的女孩子，五六十歲以上的老嫗，均難免於淫者的魔手。有的在姦淫之後還要繼之以殘殺，繼之以死後不可名狀的侮辱。這罪孽，在人類史上，實在是留下了不能洗刷的污跡的。」郭沫若悲憤陳詞:「我們中華民族十二萬分的不幸是有了這樣的一位『芳鄰』，而遭受著空前的洗劫。我們無數的同胞，無數的文化業績，都在這浩劫中毀滅了，並且還在繼續毀滅著。我們是成為了文明逆用者的犧牲。」中共領導下的延安時事問題研究會於1939年編輯出版了《日寇在淪陷區的暴行》一書，書中特地輯錄了由南京安全區國際委員會記錄、公布的日軍暴行12起，內容涉及燒、殺、淫、掠等各種暴行。該書稱:「敵人在淪陷區燒、殺、淫、掠，罄竹難書」，「是可忍，孰不可忍!血債是要用血來還的!」

國共兩黨對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暴行的早期揭露，反映了其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旗幟下，對民族敵人的共同聲討和撻伐;也反映了兩黨寄希望於全國人民和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人民的共同認知。事實證明，對於南京大屠殺這一怵目驚心的事件，國共兩黨從一開始就給予了高度的關注，並將其列入自己抗戰宣傳、戰時動員、爭取國際援助的重要內容。

面對暴行:共同進行頑強抗爭

面對侵華日軍的南京大屠殺暴行，南京軍民和中國人民並沒有沉默，也並非全都引頸就戮、逆來順受。大量歷史資料證明:南京軍民在南京大屠殺中，人數不等、程度不同、形式多樣地進行了力所能及的抗爭。他們在城陷時有戰鬥，屠殺中有反抗，慘案後有鬥爭。其中，特別應指出的是，與一般軍民所進行的自發的、分散的、隨機的抗爭相比，國共兩黨面對日軍的血腥暴行，共同都採取了有組織的、持久的頑強抗爭。他們都把針鋒相對地打擊日軍和日偽政權，作為為在南京大屠殺中死難的30萬軍民討還血債、報仇雪恥的重要手段。

南京淪陷後，國民黨與國民政府繼續採取各種形式，在南京地區開展旨在對付日偽政權及其軍隊的軍事行動與暗殺行動。1938年1月2日，正值日軍瘋狂進行南京大屠殺的恐怖時期，根據中蘇兩國空軍共同商定的計劃，蘇聯志願航空隊轟炸機大隊由大隊長波雷寧率領，從漢口起飛，空襲日軍控制下的南京機場，炸毀日機20餘架。1月26日，中蘇飛行員再次駕機成功地轟炸了南京機場。隊長馬琴介紹:「從機場上升起了巨大的火舌和一團團黑煙，響起了猛烈的爆炸聲，停機坪上激蕩著爆炸的氣浪，機場周圍籠罩在一片煙與火之中。這是加過油的日軍轟炸機、油庫和彈藥庫在爆炸和燃燒。」在轟炸後的空戰中，又一舉擊落4架日機，有1名中國飛行員在空戰中犧牲。與此同時，由軍統建立、指揮的忠義救國軍活動在蘇南及杭嘉湖地區，其中也包括南京附近及六合、滁縣等地。由第三戰區指揮的第二游擊區和忠義救國軍，曾與日軍進行過一些小規模的戰鬥。

1939年6月10日，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館的員工詹長麟、詹長炳兄弟，受軍統指令，利用總領事館舉行宴會的機會，放置毒酒，致兩名日人斃命，日外務省政務次長清水和日本駐南京總領事堀公一也昏迷不醒，使日本侵略者震驚不已。詹氏兄弟在逃離南京後，安全抵達香港。他們在途經上海時，致函日總領事堀公一，痛斥日軍在南京的暴行，慷慨表示:「我們親眼看到了日本兵在南京燒殺姦淫的一切獸行。」「我們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們捉住，願為多數被你們蹂躪的人們報仇雪恥，死而無憾。」此外，國民黨、三青團等組織，還在南京陸續建立了地下組織，秘密開展抗日活動。1940年，秘密潛伏在南京的國民黨南京市黨部主委賈國民等3人，被敵情報機關發覺，均遭逮捕、槍決。此後，軍統還專門設立了南京站，由周鎬任站長，下設若干潛伏組，從事搜集情報、瓦解汪偽政權的工作。

在南京淪陷和南京大屠殺暴行發生後，中共江蘇省委和活躍在蘇浙皖地區的新四軍，十分重視在南京建立秘密黨組織，開展各項發動群眾、打擊敵人的工作。最早來到南京的情報人員，是日籍中共黨員西里龍夫。1938年3月，當南京大屠殺遇難者的屍體還沒有掩埋、處理完畢的時候，西里龍夫便到達南京，擔任日本同盟社南京支社首席記者。經過他的安排，另一名中共黨員、情報人員陳一峰被錄取為「中聯社」首席記者。西、陳二人憑藉他們所處的重要崗位，經常可以獲得十分有價值的情報，並及時報送上海。1939年4月，中共上海情報站派張明達到南京擔任地下交通，專門在南京上海間傳遞重要情報。同年，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附中學生朱為娟、王秀琪等組織了秘密抗日團體「七人團」。此後，「七人團」在中共蘇皖區委與新四軍黨組織的領導下，又發展為「十三人團」及「青年互助會」等組織，朱、王等骨幹則秘密加入中共。這些在中共領導下的秘密抗日團體，在學生、工人和偽軍中積極開展工作，團結群眾，運送物資，傳送情報，策反偽軍，把矛頭直指日偽反動統治。

在開展秘密工作的同時，中共領導的新四軍於南京失陷、南京大屠殺暴行發生後不久，便深入蘇南敵後，活躍在金陵城下，發動群眾，宣傳抗日，打擊日本侵略者。新四軍於1938年4月底組成先遣支隊，在粟裕的率領下，挺進蘇南敵後。5月4日，毛澤東致電新四軍副軍長項英，要求「在廣德、蘇州、鎮江、南京、蕪湖五區之間廣大地區創造根據地，發動民眾的抗日鬥爭，組織民眾武裝，發展新的游擊隊」。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新四軍與當地游擊隊在南京附近不斷打擊敵人，為大屠殺中死難的同胞報仇。7月10日，新四軍成功地組織了湯山附近新塘伏擊戰，炸毀日軍汽車2輛，斃傷日偽軍40餘人。7月14日，又搗毀京蕪鐵路板橋車站，擊斃日軍30餘人。9月20日，新四軍偵察人員更化裝進入南京城，張貼布告，抓捕敵探，迫使日軍宣布南京全城戒嚴。11月26日，新四軍某部偵察連進擊雨花台守敵與中華門城堡，斃傷日偽軍25名，並在雨花台山頂插上標有「新四軍」字樣的紅旗。新四軍在南京周圍的武裝鬥爭，貫穿整個抗戰期間，並愈演愈烈，橫跨大江南北，使日軍聞風喪膽，受到沉重打擊。

國共兩黨對雙手沾滿南京人民和中國人民鮮血的日本侵略軍的頑強抗爭，表現了中華民族對於入侵的民族敵人同仇敵愾、不屈不撓的民族精神。在整個抗戰期間，國共合作始終沒有破裂。血債血還，哪裡有侵略與暴行，那裡就有反侵略與反抗，這是國共兩黨在南京大屠殺腥風血雨中形成的共識。事實證明，對於南京大屠殺暴行，國共兩黨都採取了針鋒相對、堅決抗爭的策略。

清算罪孽:共同認定屠殺規模

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因，在南京大屠殺發生後的整個抗戰期間，對於這一血腥屠殺的規模，一直沒有一個較為一致的統計和說法。南京難民、西方記者、外國僑民，以致國共兩方，都只能根據各自所處的地位與境況，對日軍屠殺的規模，作出原始的、多元的、局部的估計。其具體人數，有2萬人、4萬人、8萬人、10餘萬人、27萬人等多種說法。

隨著1945年抗日戰爭的勝利，對日本戰犯的審判提到了中國政府和國際社會的議事日程上。由國民黨執政的國民政府，將南京大屠殺暴行作為日本戰犯的重要罪行，進行了認真的調查。實際上，這種調查，早從抗戰勝利前1944年2月成立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時即已開始，嗣後又相繼設立了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南京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戰犯處理委員會，以及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中經3年時間，在民眾中廣泛徵集證言、證物，最後形成的南京大屠殺案卷，「計有確實人證之案件共二千七百八十四案」，其中，「被日軍殘殺而有案可稽者，達八百八十六起」。關於南京大屠殺中遇難者的人數，曾出現295825人、39萬餘人、50萬人以上及數十萬人等多種過程性數字。在此基礎上，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在《谷壽夫戰犯案判決書》中，鄭重判定，在南京大屠殺暴行中，「我被俘軍民遭日軍用機槍集體射殺，並焚屍滅跡者，有單耀亭等十九萬餘人。此外零星屠殺，其屍體經慈善機關收埋者十五萬餘具。被害總數達三十萬人以上」。此一認定，復經國民黨黨政高層的審核、批准。參謀總長陳誠旋將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關於「被害總數達三十萬人以上」及原判戰犯谷壽夫死刑的判決內容簽呈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蔣亦作「如擬」之批示。後蔣介石並於1947年4月25日發出防呂甚字第8375號代電，再次肯定軍事法庭的判定，批准了對谷犯執行死刑。

進入80年代後，隨著日本右翼勢力的抬頭，為了駁斥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謊言，國民黨黨史委員會在其編輯出版的《革命文獻》與《中華民國重要史料初編》等資料叢書中，又系統刊載了包括認定有「30萬人以上」在南京大屠殺中遇難內容的各種文獻資料。

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後，將民國時期的一切舊法統一律予以廢除，但是，在對南京大屠殺暴行及其規模的認定上，中共官方卻本著實事求是的精神，基本上接受了國民政府的有關法律裁決。1950年2月20日，作為中央直轄市的南京市，其中共南京市委機關報《新華日報》發表社論稱:「南京人民沒有忘記十三年前悲慘絕頂的南京大屠殺，中華門外血流成渠，雨花路邊屍體如山，三十萬以上的善良人民遭受了殺戮」。3月11日，南京市第二屆人民代表會議協商委員會和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南京分會及各人民團體還聯合召開大會，「紀念在『南京大屠殺』中慘遭日本軍國主義屠殺的30萬同胞，反對美國帝國主義武裝日本」。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於同年4月8日發表署名文章寫道:「人們怎麼能夠設想可以叫南京人民忘記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開始達一月之久的三十萬人的大屠殺?」80年代初期，南京市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輯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專輯》，作為新中國建立後介紹南京大屠殺的書籍，首次客觀、完整地介紹了中外軍事法庭對南京大屠殺的審判，再次確認關於「30餘萬人」慘死的認定。在結束了「文化大革命」的動亂之後，自1983年底起，由中共南京市委、南京市政府直接負責，建立了「南京大屠殺」編史、建館、立碑領導小組和「南京大屠殺」史料編輯委員會。經過4年的努力，發現、調查了1700名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和目擊者，建成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設立了15處(至2003年增加至17處)南京大屠殺遺址紀念碑，出版了《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稿》、《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料》和《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檔案》等配套書籍。這一巨大的系統工程，在經歷了50年代至70年代間曾經有34萬人、40萬人、50萬人等多種不同說法之後，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國官方、公眾和學術界經過認真、深入調查和研究，所形成的一個具有全新內涵的共識，即:南京大屠殺遇難人數在30萬人以上。「遇難者300000」的巨大黑字，用中、英、日三國文字莊嚴鐫刻在紀念館入口的牆壁上。自80年代以來，《人民日報》不斷發表署名文章，均將南京大屠殺遇難人數定格在「30萬人以上」的規模上。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兩個政治上諸多對立，並且先後更迭執政的政黨，在大屠殺規模認定方面驚人的一致，只能說明，這一認定來源於客觀的歷史真實。任何不實的統計和認定，都難於同時通過兩個立場、觀點和理念上諸多不同、甚至互相對立的政治實體的檢驗。如果說，50多年前國民政府軍事法庭的判定，在某些分析和論證方面還稍嫌不足的話，那麼，到80年代大陸官方對「30萬人以上」再次加以肯定時，則已決不是簡單的重複，而是在更高層次認識上的螺旋式上升，並賦予了它更加豐富和科學的內涵。綜觀60多年來的風雲變幻，國共兩黨兩度合作、兩度交惡，時為友黨、時為敵手。但是，面對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暴行，卻自始至終，表現出高度的一致和共識。其中包括:屠城發生時，對日軍暴行的共同揭露;面對暴行，對暴敵的共同抗爭;為清算罪行，對屠殺規模的共同認定。此乃共同的歷史情結與民族情節所使然。這也是國共兩黨能夠兩度合作，以及以後可能再次合作的重要文化背景和精神力量。國共兩黨從歷史到現實，對南京大屠殺的共識，亦使日本右翼勢力妄想從兩黨態度上找到否定南京大屠殺根據的圖謀，成為徒勞，其謬論不攻而自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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