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永年解析建設雄安新區為何堪稱「千年大計」

參考消息網4月12日報道新加坡《聯合早報》網站4月11日刊發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的文章稱，在中國，城市歷來都是政治中心，資源跟著權力跑。大城市集中優質資源，因而也變得擁擠不堪。要「疏解」這個困局，就要通過政府權力分散的方法實現城市的分散化。

鄭永年認為，日前中國宣布設立河北雄安新區的消息震動中國，其直接社會效應就是造成了一個「淘房熱」。中國的老百姓多年來沉浸在房地產熱潮中，任何「風吹草動」都可以和房地產聯繫起來。也正如一般人所理解的，建設新區必然涉及到房地產，也會涉及到產業、城市建設等其他所有方面，但這些仍然只是新區的一些要素，是新區要做什麼、誰來做、如何做的問題，並不能回答新區本身是什麼、其意義何在的問題。可是，如果把新區建設放在中國探索「新型城市化」框架里，事情就更容易理解、也更為合理了。

鄭永年認為，雄安新區擔負七個重點任務是對一種新型城市化的方式和對一個新城市願景的描述。城市化不僅僅是簡單地發展房地產或者造城，更重要的是它涉及方方面面的城市改革，例如產業升級、醫療、教育、社會保障等社會公共服務。而舊的城市化模式即「大城市化模式」已經對這些方面的改革構成了極大的阻力。

雄安新區的「非首都功能」

鄭永年認為，「大城市化模式」的弊端最明顯表現在幾個一線城市，即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這些城市的人口不斷膨脹，但還沒有緩慢下來的跡象。這需要人們尋找新的思路。這也就是十八大以來中國領導層提出「京津冀協同發展」的思路背景。而雄安新區又是「京津冀協同發展」概念的產物和表現形式。

之前，通州建設北京市的副中心，主要用於接納從北京剝離出去的市屬行政機關；同樣，雄安新區的核心要義，就是要承接北京作為首都的「非首都功能」。根據這些年的討論，這些「非首都功能」主要包括：一批製造業、一批城區批發市場、一批教育功能、一批醫療衛生功能、一批行政事業單位等。

鄭永年認為，在實際層面，新區不僅僅具有「疏解」的功能，也可以為其他方面的改革提供條件。「大城市化」的結果就是造就了大量的既得利益，而既得利益阻礙改革。當然，既得利益不僅僅是人們一般所理解的來自政府本身，而且也來自社會。因為中國城市所特有的等級性（即城市是具有行政級別的），大城市是既得利益的聚集地也不難理解。城市級別越高，優質資源越高度集中。這方面，北京尤其特出。

建國之後，國家幾乎把大量的優質資源集中在北京，涵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等所有方面，結果人們便紛紛湧入首都。北京的住房、醫院、學校等等各個領域變得擁擠不堪。從這個意義上說，疏解功能也可以解讀成為優質資源的分散化。通過分散優質資源，來為改革創造有利條件。

而中國的政治體制是有能力實現優質資源的分散化的，例如把一些國有企業從首都遷向新區，一些名牌學校（從幼兒園到大學）、醫院、文化機構等，即使不是全部遷出，也可以分解到新區，例如在新區設立分部。

從這個意義上說，雄安新區如果做成功了，就會有「複製」功能，用來解決中國其他大城市的「大城市化」所帶來的弊端。

大城市的功能必須分散化

鄭永年認為，要「疏解」大城市的困局，就要通過政府權力分散的方法實現城市的分散化，即優質資源配置的分散化。

在傳統社會，把所有政府部門和政府部門所需要的社會、經濟、文化等功能都集中在城市中心，既是資源高度稀缺的表現，也是為了各種方便，例如開會的方便、溝通的方便、幹部管理的方便等等。但現在交通、通訊技術突飛猛進，很多「不方便」已經解決，資源也不再那麼稀缺。實際上，大城市聚集了太多的優質資源，造成了很大的浪費。因此需要依靠重新設計城市化，來緩解和醫治日益嚴峻的城市病。

同樣的方法可以擴展到其他幾個一線城市，它們也面臨和北京差不多的問題。此外這個方式也可以擴展到各級省會城市。在一個省份內，優質資源同樣集中在省城，省會城市可以設立一兩個副省會城市，作為現存的副省級城市或者地區一級城市，但主要是要承擔省會城市的一些功能，從而實現優質資源的分散化。

鄭永年認為，城市不僅僅是居住空間問題，其核心更是公共服務。如果城市沒有足夠的能力提供足夠的公共服務，人們肯定會變得不滿。現行城市規模已經對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能力（例如醫療教育等改革）構成了有效的制約。而優質公共服務在地理意義上的分散可以帶來社會公平的效果，行政功能的分散，表明更多的人民可以獲得公共服務。

從這個意義上說，雄安新區的建設可以說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

資料圖片：俯瞰河北省雄縣縣城（2017年4月1日攝）。新華社記者 王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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