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9月，著名學者胡適在《獨立評論》上回憶起1926—1927年的政治局面。他感慨地寫道：「民十五、六年之間，全國多數的人心傾向中國國民黨，真是六七十年沒有的新氣象。」這句話的意思，第一層是他的事實觀察，也就是1926年開始的軍事北伐而開啟的大革命時代，國民黨頗能得到知識精英的信任和普通民眾的擁護；而第二層則是他的歷史判斷，即從彼時往前推六七十年，也就是太平天國運動過後，中國從未有任何一個軍政力量如此得到國民的響應。

孫氏「孤立的奮鬥」：三民主義為體 俄共組織為用

這第二層意思觸到了國民黨的歷史痛點。發動辛亥革命而締造中華民國，完全由國民黨的前身同盟會在主導推動，國內的立憲黨人和軍事實力派只是順水推舟，樂觀其成。但在胡適認為，同盟會並沒有得到「全國多數人心的傾向」。這自然是事實。袁世凱上台一旦施展鐵腕，號稱有三百萬黨員的國民黨先是潰不成軍，繼而土崩瓦解。其後孫中山另起爐灶，無論是重建中華革命黨，還是改名為中國國民黨，其「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的思想路線雖然日趨完善，但組織路線還是鬆散混亂，不過是依附於孫中山個人主張的精英小團體。今天有人來報告，說可以勸服某地方小軍頭歸順國民黨，孫中山便發一份委任狀；明天有人來報告，說北洋派中某軍官願意率部投誠，孫中山便撥一筆經費。戴季陶就說，這些年的革命只是孫氏「孤立的奮鬥」。

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確定了扶助農工，國共合作的政策

至於政治路線，國民黨更是混亂，完全依靠短期的合縱連橫，而缺乏明確堅定的長期戰略。到後來，只要誰在北京政府當權，就反對之，進而聯合其他下野的北洋軍頭共同攻擊。當時一般民眾只知孫中山而不知國民黨，即使了解，也視之為「暴民團體」。陳獨秀等知識分子則在1922年認為，國民黨「仍是一爭權奪利之政黨」。此語雖然偏頗，但也看得出當時日漸激進的精英分子認為，國民黨已經失去了改天換地、重造共和的魄力和雄心。

飽嘗艱辛、經驗老到的孫中山當然不會見不及此，但是他依然迷戀於純粹的軍事鬥爭，認為武裝力量才是勝利之本。直到其一手栽培的陳炯明率「黨軍」背叛了他，才痛定思痛，轉而向蘇俄學習，整頓組織體系，意圖用鋼鐵般的黨務系統來控制軍隊，操縱政權。（1922年底，蘇維埃俄國已同其他的幾個蘇維埃國家一起組成蘇聯，但為照顧當時中國的政治語境，仍稱其為「蘇俄」。）

1923年深秋，國民黨臨時中央執委會發表《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標誌著孫中山聯合（效仿）俄國和容納（依靠）中共舉措的政治落地。為解釋這一絕大的政策改變，孫氏其後於廣州大本營的好幾次演講中都強調：「俄革命六年成功，而我則十二年尚未成功，何以故？則由於我黨組織方法不善，前此因無可效仿。……惟今俄國有之，殊可以我黨師法。」

卧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

一般認為，孫中山去世是國共分裂的開始。這當然是對的。孫氏在世的時候，無論國共，無論左右，他都可以用自己崇高的威望來壓服一切反對和爭執。在他去世後，各種力量開始蠢蠢欲動，刺殺廖仲愷有之，「西山會議派」有之。而巧合的是，此時發生的「五卅運動」，也讓只有4歲的中國共產黨感受到自身潛藏的無窮能量。

1925年五卅慘案發生後的上海街頭，掛有「決心不用英日仇貨」的標語

有學者認為，「五卅運動」是陳獨秀撇開國共合作而獨立領導的革命運動，使得中共由一個相對封閉的小團體，發展成在全國具有影響的無產階級政黨。事後共產國際六次全會也認為：「我們到1925年才第一次發現中國有一支堅強的無產階級幹部隊伍，可以說這是始料所不及的。現在我們看到，中國無產階級的進攻力量正在加強，一個震撼整個中國的大規模的民族解放運動正在成熟。」

孫中山一去世就開始明確反共的國民黨元老居正也說：「我黨本主張為號召，以主義為依歸，往者不追，來者不拒，從未有以『清黨』聞。有之，則自民國十四年（1925）冬始。」事實上，當時中共黨員不過2428人，但一向忠誠於孫中山，曾參與過中共組黨的戴季陶對此也公然發出「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團結不固；團結不固，不能生存」的抱怨，對國共合作失去了信心。

與此同時，以「俄共組織為用」正在國民黨內逐漸成熟，以這種組織路線為基礎的政治理念也開始生根，國民黨的獨佔性、壟斷性、排他性、支配性越來越明確。從「約法至上」到「黨權至上」，從講求「法理」到講求「黨紀」，從號召「護法」到號召「護黨」，從重視「法統」到重視「黨統」——這是中華民國北京政府和國民黨自身從未有過的政治專橫，卧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

廖仲愷，「清黨」「分共」陰霾下犧牲的第一人

今天的廣州市越秀南路98號，在九十餘年前是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所在地。1925年8月20日早晨8點多，來參加中執委會議的廖仲愷剛剛下車走上第三個台階，槍聲響了。短暫的混亂後，他的夫人何香凝和衛士們發現，廖氏躺在血泊中，身中數彈，奄奄一息，被急送至百子路的廣東新公醫院搶救。

等接到電話的諸位國民黨大員匆匆趕來時，廖仲愷已然身亡。在樓梯拐角，滿含熱淚的汪精衛走下來看到一臉焦躁的陳公博，馬上警告道：「公博，你也要注意——暗殺名單內你也是有名字的。」據事後調查，廖仲愷、汪精衛及其忠實門徒陳公博的確都是被暗殺的對象。兇手後來也被逐一抓獲，但幕後唆使究竟是誰，迄今仍然是歷史謎團。廖仲愷遇刺，距國民黨最高領袖孫中山去世才半年不到，距以汪精衛為主席的國民政府成立，更僅有一個多月。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論者都認為這是顯而易見的右翼分子對國民黨左派的報復事件，而最終的政治目的是結束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這一孫中山生前確定的「三大政策」。

這場暗殺鬧劇在蔣介石等國民黨少壯派強力鎮壓下很快煙消雲散，在國民黨方面，左派力量愈發增強，而進入廣州中樞的共產黨人還在增加。形勢一片大好，當時誰都不知道，隨著大革命的浪潮向北推進，「清黨」和「分共」的陰霾正悄悄在全國各地匯攏。兩年以後人們才發現，國民黨高層許多原先的「左派」早已右轉，而廖仲愷作為一名真正的國民黨左派，只是犧牲在這道陰霾下的第一人。

國民黨左派領導人廖仲愷，於1925年8月遇刺身亡